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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详解 目录 1 什么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1 2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1 3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代表性人物1 4 相关条目 5 参考文献什么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1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的是：以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与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1984)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派在发展中从最初的互相大争论转为了从理论框架到研究层次多方面的趋同。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被统称为“反思理论”(reflexive theories)的非主流理论对主流
2、理论发起了挑战。建构主义是反思理论的重要一支。1989年，奥纳夫(Nieholas Onuf)首先提出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一概念。建构主义之所以得名如此在于它的一个核心观点：行为体与结构是互相建构的。国关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建构性作用。冷战的结束与建构主义理论兴起有重要关系，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没有预见到冷战的结束，而且解释之都有困难。建构主义则有它的解释：认为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外交政策是因为他持有“共同安全”这样的新观
3、念。建构主义从许多理论学派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例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的语言学、哈贝马斯(Jurgen Harbemas)的“话语的权力”、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的结构主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理论等等。作为一种借鉴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建构主义的根源不能不溯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关于观念因素，涂尔干和韦伯认为康德主义者将精神世界与整个世界割裂开，隔离开科学的方法。而实用主义者却认为精神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家的任务是揭开物质的表层而进人核心的实物。涂尔干提倡的“第三种派
4、别”认为，观念因素有其特性，也是个整体，无法简约为其他因素。同时，观念又和物质现实一样是“天然”的.可以用正常的科学模式来研究。建构主义感兴趣的理论客体正是观念。下面我们来看建构主义究竟如何构筑它的理论框架。我们将重点放在将之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对比上，以突出它与传统范式主流理论的区别。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1从本体论而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属于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微观经济学定义个人/公司的方式，把国家定义为利己的、单一性的国际关系理性行为体，国家的利益和身份完全是内部因素决定的，与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没有关系。基欧汉也从曾肯定多元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后退，承认关于国家行为
5、体的理性主义假定。而建构主义是反理性主义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从世界观而言，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接受物质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实质性意义。新现实主义的最基本概念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国家物质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状态。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但其作用取决于制度能够提供的物质回报。建构主义不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反对把物质的客观存在作为解释行为体行为的惟一和最主要原因的单纯物质主义观点。建构主义是理念主义的观点，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建构的。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
6、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也就是说，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他们实际上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拉吉和霍普夫主要根据认识论对建构主义的流派做了分类。拉吉(John Ruggie)将建构主义大致分成三派：新经典建构主义(Neo-classieal Constructivism)、自然的建构主义(natural constructivism)以及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霍普夫(Ted Hopf)对建构主义的分类为：常规的建构主义(eonventional eonstruetivism)与批评的建构主义(eritieal co
7、nstructivism)。在认识论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是科学实证主义的归纳式解释。大部分建构主义者(例如常规建构主义流派)是科学实证主义的个性式解释。这些建构主义者主要有：温特(Alexander Wendt)、费丽莫(Marrha Finnemore)、莫塞(Jonathan Mereer)、克莱托奇维尔(Rriedrieh Kratoehwil)、奥纳夫(Nieholas Onuf)、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阿德勒(Emanuel Adler)、汉斯(Ernst Haas)、拉吉(John Ruggie)和德斯勒(David Dessler)。反思主义理
8、论，包括一部分建构主义流派(如后现代建构主义或批评建构主义)一般为侄释性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实证主义的。这些建构主义者主要有：霍夫曼(Mark Hoffman)、艾逊礼(Riehard Ashley)、康培尔(David Campbell)、沃尔克(R.Walker)等。什么是科学实证主义?它秉承三个基本原则，即：(1)我们生存的世界其性质与存在既不是逻辑地也不是因果地依赖于思想的；(2)我们关于世界的某些理念是正确的描述一一即使是不完整的描述一一因而是真实的；(3)我们研究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对于世界的某些理念是真实的。反实证主义否定逻辑上及因果上独立于思想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存在，或者
9、是不认为我们与可以知道这一“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主流理论和建构理论虽然都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但二者的解释模式不同，前者是归纳式模式，后者是个性化模式。归纳模式是研究者们将事件当作某一类事物的例子之一，是偶然中的必然。例如斯尼德(Jack Snyder)对为何冷战和平结束的解释。他说：一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它如何来获得安全的想法形成的；扩张主义在民主国家不怎么行得通，但在利益集团高度集中化的政治实体中极易盛行；一国的国内政治结构是由其现代化的时间表形成。这些都是归纳，并用它们来解释冷战末苏联的和平演变。他认为其起因是苏联历史经济落后造成现代化滞后，在其政治机制当中发展出了新理念：寻求和平的外交
10、政策和融人国际经济，在冷战末期，这些理念起到决定性作用。规律及初始状态表明苏联帝国的和平瓦解虽是史无前例的，但也是在该情况下可以被预料到的。这样该事件被解释了。个性化模式是，研究者解释某一事件是通过对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前后一系列情况进行详尽的描述。该事件被解释为具体的一次历史前后情况的最终点，而不是一类事件中的一例。与归纳化解释一样，个性化解释也必须根据规律，不过是部分规律而不是整体规律，就是每一阶段中的规律，而没有一个贯穿全过程的整体规律。例如沃尔华斯(William Wohlforth)对苏联和平解体的解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说，苏联经济衰弱、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将改革提上了苏联决策的议程
11、。新理念改变对外及对内政策开始为上层领导人所考虑。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从1985年开始，改革是一场边学边改的过程，使得苏联领导人不断认识到苏联恶劣糟糕的局面。这些领导人在1986一1988期间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向西方妥协，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降低安全成本可以重振苏联雄风，等等。这种解释是对一系列事件的陈述，最后水到渠成。这两种战略都是实证主义，不过他们的研究中对问题设置的不同。在归纳法中，研究者会问：这是哪一类的例子?在个性法中，研究者会问：从哪些具体历史道路上产生了该事件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深深植根于归纳式。他们寻求战争、革命、威慑、合作、联盟、经济一体化等等现象的规律。建构主义则
12、是个性化的解释，研究国家观念、身份、国家利益、国际机制、规范、国际结构如何在历史过程中互动。在方法论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个体主义。建构主义是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代表性人物11.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l)施动者与结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的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微观意义上的结构，是物质力量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bilities)，它的构成是国家的物质性实力。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主要是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基本
13、单位，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The World System Theory)以世界体系为基本单位，这些基本单位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是既定的、不须置疑的。温特认为这样他们将体系结构的运作与国家施动者的活动分隔开来了，从而都缺乏对基本单位的理论，无法解释基本单位的权能，也就无法解释国家行为。温特主张更为平衡的施动者(agent)与结构(strueture)之间的关系：施动者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施动者是受结构界定的，结构只有通过施动者及其活动的中介才会存在。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对于解释社会行为是很有意义的：并不完全由个体行为就决定了社会形式，也不是完全由
14、社会形式决定了个体行为。(2)身份、利益与行为身份指的是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的内容。利益指行为体的需求。利益以身份为先决条件，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由于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身份和利益是共同起作用的。仅仅身份本身并不能解释行为，因为“存在(身份)和需要(利益)毕竟不是一回事”。仅仅利益也不足以解释行为，利益只是有助于解释行为的动机，行为还有赖于在一个给定环境中对实现利益的认识。这样，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兼顾考虑身份、利益、认识，才能解释行为。温特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例来说明观念是如何在身份改变过程中起作用的巨侧
15、，并使国际关系从一个竞争性安全体系转变为合作性安全体系。第一阶段是关于身份的共识被打破了。苏联的身份本是来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间联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身份认识由于许多原因而开始瓦解：苏联已没有能力应对西方的经济科技及军事挑战，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衰微，西方保证它无意于入侵苏联，这种保证降低了角色改变的成本。共识的瓦解使第二阶段成为可能：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原观念，进而重新审视维持那些观念的互动的结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反映了他想要使苏联摆脱冷战的思维逻辑，他反对列宁的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不可
16、避免的理论，而且还承认在这一冲突中，苏联的挑衅性行动是重要原因。这样的重新思考为第三阶段的重新实践铺了路。对于自我及他者的观念的重新思考是不够的，因为旧身份是由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体系维持着的，为了改变自我，经常需要改变帮助维持互动体系的他者们的身份和利益。这需要自我采取行动、自我表现，扮演它所想要扮演的新角色，来引导他者重新看待身份，让他者加人到自我改变的努力过程中去。这一逻辑直接产生于身份形成的镜相理论(the mirror theory of identity formation)，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从东欧撤军、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实行不对等裁减、号召防御性防卫等等这些戈尔巴乔夫的做法，都旨在改变自身角色，而且试图将西方塑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