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诉因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诉因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诉因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诉因 诉讼标的理论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系到法院的审理对象、当事人争执点的确定，同时也是判定重复起诉、诉的合并与分离以及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根据诉讼标的”一词是从德语Streitgegenstand翻译而来，在日本称为“标的物” 在我国，通常将诉讼标的表述为，诉讼标的是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加以确认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关系或权利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把争议的法律关系作诉讼标的，会因为对同一客观纠纷的法律性质认识不同，而使其成为不同的诉讼标的，并会因此导致当事人对同一纠纷进行多次诉讼的现象因而主张诉讼标的应当是指客观存在的特定的民事纠纷 早期的诉讼标的是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因为当时的诉讼类型仅为给付之诉，在单一的法律事实下，将诉讼标的确定为实体法上的合同债权，并将债权作为争执焦点和审判对象，并使诉特定化如买合同纠纷中一方欠另一方货款，对方提起给付请求但在确认之诉中，因并无物的请求，而仅是请求确认一种关系的存在或破除，如确认收养关系或解除收养关系，是否还存在诉讼标的，这是将诉讼标的纳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不能解答的。
为此，德国法学家赫尔维希将诉讼标的与实体法上的请求的区分开，他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状上所提出的一定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判定诉讼标的之多少，须以原告享有的实体法上所规定的实体权利为标准，实体法上有多少个请求权，诉讼上就存在多少个诉讼标的但这种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在处理请求权竞合时，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如客运途中甲所受损害既基于侵权，又基于违约，甲是否可在侵权之请求被满足后，再以违约主张请求由于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在竞合问题上允许多次起诉之不合理的情形，催生出新的诉讼标的理论所谓新的诉讼标的理论，主要在于识别诉讼标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同上面谈到，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是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根据，而新的诉讼标的理论的识别标准的两个，即事实理由和诉的声明在实体法上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仍如客运途中乘客受伤，尽管存在基于侵权和违约产生的两个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但诉的理由和请求给付的诉的声明只有的一个 大陆法系的法学家力图通过理论研究，确定出抽象的诉讼标的概念，而使“讼争一成不变”，这样易于掌握和便于操作但是，抽象的诉讼标的概念几经阵痛，仍难产生无论是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还是新兴的诉讼标的理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审判实务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
况且，使“讼争一成不变”更多的是一种学理上的追求，在实务中是难以兑现的，再者，由于没有或者说审理前的程序不完善这一动态的过程，筛选和明确当事人的讼争焦点，确定案件的审理范围，追求“讼争一成不变”也可能使原告面临巨大的诉讼风险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禁止重复起诉，曾作出如下规定：“两个诉因并存的……原告可以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出两个诉讼但不知是何原因，在之后的法律、法规或是司法解释中，再未见到关于诉因的应用 大陆法系在解决审理范围、责任竞合、既判力等问题上依赖于对诉讼标的的识别，传统上并不采用诉因制度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大融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采长补短，已成趋势，诉因制度也已为两大法系普遍使用因此，我们认为，面对审判实务中的具体问题时，不应拘泥法系或法律体制的限制，在解决诸如审理对象、争执焦点、既判力范围（禁止重复起诉）等问题上，试引入英美法系中与诉讼标的相的诉因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或许是有益的为此，笔者试对民事诉讼中的诉因作一点分析，以期有功于上列诸问题的解决。
一、概说诉因 诉因，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据以提出诉讼的原因，它是随法典诉答的产生而产生的1848年纽约州《民事诉讼法典》的通过形成法典诉答，这部民事诉讼法通常被称为“菲尔德法典”，因为其起草者是著名的纽约开业律师，致力于改革先锋菲尔德（David Dudley Fied， 1805-1894）这部法典废除了既存的各种诉讼形式，并且强制规定“仅存在一种诉讼形式”起诉状仅包含“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陈述”即可，而且应“用通常的、明确的和不重复的语言，以及用一种使有普通理解能力的人能够知道它意在何处的方式”写作 根据法典式诉答，原告仅需陈述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换而言之，原告必须申明能够表明自身法律上的权利和被告过错行为的事实如果事实主张符合某种法定权利的范式，案件便能继续进行这个标准旨在通知相对人，并给法院以充分的信息，以决定取消或驳回法律上不充分的请求，避免无用的审判 对诉因的确定，最狭窄的标准为从侵犯的权利出发，认为凡是有一个以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即使是一个单一的行为造成，也有一个以上的分别的诉讼原因（这相当于大陆法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识别）第二种观点认为有多少违法行为就有多少诉讼原因，把重点放在被告的行为上，而不是放在原告遭受的损害上。
一项侵权行为构成一个诉讼原因，不问是否对人或物产生一系列的损害第三种观点认为，诉因的确定是以交易或事态为标准，产生损害或一系列损害行为应该在单一的诉讼中提出，换言之，在第一次诉讼中必须把各项请求合并起来，否则不能主张既判力 我们虽然不能把诉讼原因与诉讼标的等同起来理解，但二者确有着相类似的功能，即二者均是为了解决诉讼中审理对象、争执焦点、既判力范围而提出的概念 诉因制度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用以确定审判的对象，亦即诉因告知了法院的审判范围；二是借以告知被告行使防御权和防御范围诉因制度将原告诉状写明的事实作为一种假定，明确诉状中的诉因即是当事人双方的攻防焦点因而在诉因制度下，禁止法官擅变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不告不理原则是诉因制度的基础，其追求的是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二、诉因选择 诉因之正当或是不正当，并不能等同于正确或错误从诉讼层面上讲，诉因的正当与不正当表示的是当事人诉讼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当事人的诉讼目的是否正当 （一）正当诉因 原告以何种诉因提起诉讼，属当事人的基本权力，当事对诉因的选定后果：一是可以顺利实现诉讼目的，二是可以限制法院的审理范围。
由于竟合的原因，正当诉因并不是惟一的，而是要考查其是否利于请求的顺利实现这种顺利实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程序上的，比如选择侵权之诉否是违约之诉，使最近便的法院获得管辖，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诉讼二是实体上的，同样以侵权之诉还是违约之诉为例，比如，因客运合同引起的旅客身体损害，旅客既可以提出合同之诉，也可以提出侵权之诉，但由于两种诉的赔偿项目不一样，且不能重叠，合同之诉可以请求可计算的预期收入，但不能提出给予精神抚慰金，侵权之诉正好相反 当事人可以通过对获赔利益大小、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衡量，最终确定诉讼种类 （二）不当诉因 造成诉因不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事人选择诉因不当，二是法院确定案由不当造成诉因不当 1、当事人选择诉因不当 选择诉因不恰当，致使案件审理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造成可得利益减少，甚至最终导致败诉不当诉因可以分为部份不当和完全不当两种，上面谈到的违约之诉中可计算的预期收入和侵权之诉中的精神抚慰金，孰多孰少不能分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诉因部份不当当事人自认为是责任竟合，择其一进行诉讼，但经过审理，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已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仍然坚持其诉请，最终导致败诉，则是完全不当的诉因 2、法院确定案由不当造成诉因不当 在受理当事人起诉时，当事人在诉状上写明了诉讼理由，案由多是由法院来确定出现这种情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职权主义的影响，认为法院确定案由乃为理所应当，二是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或是表达能力的限制，诉讼理由与诉讼请求有时会出现不和谐、甚至矛盾不过这种由法院确定案由的情形目前有所改变，实践中大多由当事人自行确定案由但是，这种变化或者说司法改革，消除和淡化的是职权主义的色彩，在当事人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获得解决案由是案件的由来，是原告起诉的原因由于纠纷发生的原因、争议的权利、义务的性质都可以反映纠纷性质，而案由与诉讼特性或纠纷特性直接关联诉因不同，法院的审理结果也不同 在审判实务中，常会出现法庭调查结束后，法院认为自己确定的案由不当，但却不再告知当事人，径行更改案由的情形，当事人也鲜有对此提出异议我们说诉因不同结果不同，只有当事人起诉的原因与其诉讼请求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时，其主张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而法院无论是在立案时的案由确定，还是在审理中变更案由，均显现出一种无可质疑的权威，这无疑违背了司法公正。
因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第 （三）项规定的起诉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第 （二）项规定的起诉状应当记明“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均是当事人根据其起诉的诉因自行确定与之相适合的案由而法院无论是立案时还是在审理中，均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不宜越俎代庖为当事人确定起诉的原因-案由法律赋予法院的只是提示原告在一定的期间内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变更乃由当事人自行确定 （三）不当诉因的挽救 当事人不仅对诉讼法程序的起始、发展和终结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且当事人还对诉讼法规定的某项具体权利以及诉讼资料享有处分权；当事人没有提出来的案件事实，法院不能作为判案依据当诉讼程被启动后，原告发现其提起诉讼的诉因不当，即诉因与诉讼请求没有因果关系对于不当诉因，法律规定是可以变更的，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当事人主动变更，《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二是法院依法提示当事人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他们享有了法律赋予的实际的诉讼权利，也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行为将直接影响裁判的形成，决定诉讼的成败原告起诉后，其变更诉讼请求，导致诉因变更而被告无论是针对原告的诉讼清求还是针对原告的诉因提出的答辩，即无论是实体上抗辩，如被告作为债务人提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抵销权，还是程序上的抗辩权，通过主张、举证、辩论达到排除原告诉讼请求之目的，都可以使原告在起诉建立起来的、诉讼请求与诉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归于消灭法院为审理裁判所作的工作，都会因为原告的变更诉讼请求而成为无效的用功，造成诉讼资源浪费 另外，当事人利用诉讼请求的变更对对方当事人实施突袭，以求制胜的现实可能和心理基础，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请求变更过余粗糙的规定，也使当事人实施突袭客观上成为一种可行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在审判实务中常见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任意诉讼请求及诉讼理由进行变更的情况因而可以说，不加限制地允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是对被告权利的漠视，有悖于司法公正 由于我国法制建设不健全，社会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的不足或错误作必要的提示，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并不表明恢复或倾向职权主义，或是对当事人主义的改良。
现实的法律才可能被社会接受，被社会接受的法律才可能最大程度接近公正因而法官提示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当高度警惕法官操纵当事人诉讼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包揽诉讼，当事人只需提出起诉和陈明诉讼请求，余下的则是由法官来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