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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解析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 60 余年的历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而种种迹象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学科开始学会了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建的构想和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学史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轨迹。这条轨迹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在看似清晰的文学史叙述表层的褶皱中，寻找细节的意义，并通过这些细节，将研究的触手深入文学史内部的肌理，还原各种史料当中作为文学创作和接受主体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李杨、程光炜等提出重返八
2、十年代的理论构想和洪子诚、陈思和所著风格迥异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指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及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重新建立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可能性。同时，这一系列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积极探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指导并激励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走得更远。李宗刚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出版)就是一次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构的积极实践。 李宗刚的治学方向，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好像是一个客串者，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
3、截然分开的两个板块，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以治现代文学的思路来研究当代文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领地的豁然展开。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考据的学风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更注重对文本内部价值的再发现，而李宗刚在充分注重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作品和现象进行的解读、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都是独到和深刻的。李宗刚师从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继承了朱先生以人的文学来建构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学术特点，在细致考察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时候，始终注意凸显出文学史脉络中人的主体性形象;同时，也积极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给予新时期以来作为文学性文本新的呈现方式的电影、电视剧等以充分
4、的关注，努力开掘文学在当下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及其意义。李宗刚自称是一位学院派学者，是一位身在大学围墙内一直从事教书和治学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他对于学院与社会之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互动也有着深入的探讨，显示出身居校园的作者对于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深切关怀。 李宗刚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出版的机缘是出自他对于其所走过的学术之路的一次回眸。而作者不管是继续展开的人生形式，还是矢志追寻的人生底蕴，都将和学术链接在一起的学术自觉也道出了这部著作背后的坚定志向寻找并且建构一种属于当下，并链接学院与社会的中国当代文学表述方式。这是一个学院派学者对于自己学术道路的回眸，同时也是一位
5、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学围墙外纷扰复杂的世界颇有意味的注目。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是一本以论代史，试图以历史的细节展现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秘密逻辑和内在规律的著作，相对于线索明晰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史论有着明显的优长和突出的特色。 首先，以论代史的论述策略背后，是一种对于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维度上的回归。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史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文学的成分，毕竟，在对于这个学科最早的构想里，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这种文学史理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得到认同，但有时候也让研究者产生一种迷茫：我们所研究的到底是文学还
6、是历史?其实，作为一个兼具文史两重性质的学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文，也不是史，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或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是在历史重要经济政治事件的背后，活生生的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活动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中的呈现。这就要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既需要宏大叙事般的史的书写和大量的史料考证来支撑起这个学科的整体框架，也需要细致入微的对文的分析，为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注入生命的气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一方面作者在文学史的框架的基础上，选择了诸如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研究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电影导演代际研究与影视作品解读等有着重要价值的问题作为切入点
7、;另一方面，在论述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于细节之中找寻蕴含在文学性背后的深刻意义。如在对莫言的红高粱所进行的解读中，作者通过对小说细节的分析，发现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解读者话语霸权的表征，并将其关怀延伸进了建构现代文化这一富有当下性意义的思考当中。这样的发现及论述的深刻性在于它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洞察，更是对于文学承担起建设当下现代文化的使命这一重大任务的路径探寻。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主体，它最终面向的是世界，李宗刚对于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之间关系的探寻，显示出了文学性这一看似自足的理论范畴中所蕴含着的国民精神的呈现以及作者本人对于当下
8、文化建设的深切关怀。 第二，以论代史的论述方式背后，是一种散点式的文学史观。治史者多喜欢作宏观的勾勒，但切近的观察有时更能发现历史的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数十年的建设当中，对于整体风景的勾勒已经基本明晰了，在这种语境之下，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全景式的文学史书写必须照顾到其内部作为形式的完整，对于一些游离于主潮之外的文本和现象只能忍痛割爱，而对于一些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文化反思，也较少评论，这就凸显了在尊重文学史整体叙述的基础上，史论的重要性。譬如孙犁，在经典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孙犁是作为一个另类历史叙述或复出的作家中的一员出现的，对于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较少涉及。但是李
9、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却将孙犁定位为一个兼有作家、编辑和批评家三重角色的知识分子，这种定位对文学史的大框架下作家仅具有单一身份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种紧贴作家生活表面的微观研究与文学史的整体叙述相比，其中的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文坛，甚至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才更真实，更具有个体性。理论全是灰色，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处在生活的中的作家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的成分，在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由于需要照顾整体的平衡和内在的统一，这种偶然的，碎片化的生活轨迹不得不掩盖在某种理论的统摄之下，但是史论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详细地考察了
10、孙犁的生活轨迹，从各个侧面发现孙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和贡献，将作家从文本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到其生活时代的社会实践当中，很大程度上将孙犁还原成了一个立体的，可敬的老作家、老编辑和老批评家。同时，以论代史的散点式书写还可以就某些重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入地探索。在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对于许多问题的阐释往往只是停留在现象本身，即使有所挖掘也不可能十分深入，史论则不同，在论的观念下，可以很好的统筹对于现象本身的叙述和对于现象背后机制性、文学性等各种维度的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对于刘心武班主任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宗刚将这部短篇小说单列为一章，从而可以充分地将观察的镜头推进到这部作品上来，细
11、致地研究其编发的过程、历史化的原因，还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之下，跨学科地深入分析现代传媒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种对于文学作品和现象全方位的论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还有很多，这体现了李宗刚严谨而富有启迪性的学术气象。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并不是在同一时期，也不是在同一目标制导下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是李宗刚十多年来治学经验的体现。在成为学院派学者的十多年中，其对于文学、历史以及社会的观点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李宗刚在本书中选择了不同时期的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互证、对照和反观，从传统的整体研究、严谨的史料考辨到精致的文本细读、独到的文
12、化批评，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显示出了李宗刚学术视野的开阔，而在各种方法运用上的驾轻就熟和方法与史料之间的有机结合更是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底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本身就是一个学者成长的历史，作者、著作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之间在对于当代文学的具体论述之外，也形成了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的文本，那是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另外，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虽然是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完成的，但是其剪裁和选择却是匠心独运的，作者旨在更有效地把这些文章整合在一个史论结合的学术目标上，从逻辑关联性上来看，这部书基本上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一种个人化阐释，这就使这本史论和一般意义
13、上论文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论文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碎片化的聚焦之外，这部史论则更注重在碎片之上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又是和李宗刚本人的学术建构的过程是息息相关的，灌注着一种对于学科，对于社会的深切关怀。 二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在深度解读文学史现象的同时，始终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结合自己的治学道路，对于这一学科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构想。正如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中所暗示的，当下性是这个学科的题中之义，文学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主体，其呈现形式也是变动不居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4、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晚清以降，现代文学意识的勃兴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小说、诗歌、散文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层面异彩纷呈的景象，而至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大众文化则成了文学研究之于当下不得不去正视的现象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学丧失了其在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了某种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的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这个时代普遍上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的荒原，在这片废墟当中，有人哀叹，有人狂欢，有
15、人则在积极的寻求着新的转机和出路。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文学与市场的合谋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机制。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在面对这种机制的时候，感伤地停留在八十年代，喟叹纯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或者一味地批判大众文化是乌合之众而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媚俗和糟粕的看法都是难以满足时代对于文学研究的要求的。对于在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者应该勇于去正视它，并且站在理论的高度指导大众文学不至于在消费和市场中沉沦，并努力探索一条联通雅与俗之间道路。毕竟，文学的研究者是读者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们是一般读
16、者通往文学文本的桥梁，担负着世界所赋予的重要使命。 将中国电影导演代际研究与影视作品解读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的论述结构或许让人感到有些突兀，但仔细思考回味之后就会发现，这一将影视的发展纳入当代文学研究脉络的举措其实是很有见地的。文学与时代的互动，一直是文学魅力的重要所在，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又和大众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影视作品，实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之下的一种重要的呈现方式。影视作品所提供的特殊文化场域有机地参与进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之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其接受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准文本或是泛文本的性质。而且，就影视作品本身来说，在其生产机制中是离不开文学文本的参与的，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对于文学原著的改编，甚至还有着锦上添花的效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不但细致深入地解读了城南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