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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内容提要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既是标榜“家国一体”，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本文拟自“正家之法”与赵宋“祖宗家法”之关联与区别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关
2、键词：宋朝 正家之法 家法 祖宗家法赵宋一代在指称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时，有所谓“祖宗家法”一说。在“国”与“家”有着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这一说法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所谓“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这种混融，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地体现着“父子”价值行为模式（“孝”）向“君臣”价值行为模式（“忠”）的转换 1 ；在王朝设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则鲜明地显示出赵宋一以贯之的追求延续稳定的政治精神。目前，学界对于唐宋时期的所谓“正家之法”及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别有所讨论，而对于二者之关联与区别却尚未给予足够注意。本文拟自这一侧面入手
3、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一宋朝“祖宗家法”之说大行其道，与宋人对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经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开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语，并且进而指出：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寥寥数语，使我们领悟出所谓“闺门失礼”表象背后含寓的大段文章。围绕这一“种族与文化”观，学者阐论颇多，兹不赘述。早在北宋中期，唐鉴的整理范祖禹即曾经对李唐的“人
4、主无正家之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既为“人主”，则其“正家之法”自与国事有关。在该书开篇论及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事时，范祖禹批评其“图王业，举大事”却发端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并继而说：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 2 （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显然，范祖禹是将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与其治国之政了解起来看的。在唐鉴一书的最后，范祖禹总结唐代教训说：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
5、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也。这类说法，在宋代受到广泛承认，有着明显的呼应。元丰初年，程颐要求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唐代部分时正太宗、肃宗之“篡名”；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讲筵卷子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篇中，也曾以类似的说法，警示理宗皇帝说：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亲友兄弟一有惭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复正。然则处父子昆弟之间，其可不尽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范祖禹其人，论事追求判别治乱，“义理明白”，当时学者尊之为“唐鉴公”。他曾经参与修撰资治通鉴，而且“分职唐史，得以考其治乱兴废之所由”2
6、（唐鉴序）。他自“义理”出发，对于唐世帝王的文治武功评价不高，甚至有所贬抑。而对于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议论，朱熹尚觉阐发不足。他曾说：“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形象地批评道：“纯夫（按祖禹字淳夫，又作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过。”并且与自己的学生议论说，“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所谓“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闺门失礼不以为异”之说，实在不无偏颇；但在宋代，讲求义理之风的勃兴，促使士大夫们去重新评判前代史中的诸多问题。而礼法，正是他们所关注的中心之一。从判别内外亲疏贵贱尊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出发，不仅唐代后期的“乱世”被宋儒们引为鉴戒，即使是以唐太
7、宗为代表的“治世”，也遭遇到强烈的批评。朱熹有关李唐“闺门失礼”的结论，重在道德义理的评判而略于分析。唐代的“失礼”与“循礼”，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而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涉及到时代的变迁。有学者自研究唐律入手，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理论体系，是以“礼”为核心，以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支柱而构筑起来的；而唐律的真髓即蕴含在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之中 2 。亦有学者自研究礼制入手，讨论唐代社会结构的演化与礼法合流的趋向 3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兴教化”的目标，“礼义”、“纲纪”，“厚人伦”、“端王政”，总是被相提并论的 4 。所谓“源流出于夷狄”的李唐，即便在胡风影响较盛的立
8、国初期，对于“闺门之礼”（或者说严格意义上之“家法”），亦非不予顾及。这与君王立国致治的要求有关，也与士大夫家族讲求礼法的需要与推动有关。“礼之重，莫大于婚姻。”今仅就连结皇室与士大夫之家的公主出嫁及婚后执礼问题略举数例，藉窥士大夫“正家之法”与皇家“闺门之礼”互动关系之一斑。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中载有这样一例：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鄙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王珪的这段话
9、，把家内之“仪礼”与帝王之“法制”直接了解起来，公主依礼见舅姑，被认为是“成国家之美”的举动；而太宗对此也“闻而称善”。上距贞观一百年后，在天宝五载（746年）册平昌公主出降文中，强调了“家道”与“王化”、“法度”与“室家”的关系：皇帝若曰：“於戏！婚姻之序，人伦为大；家道以正，王化乃贞。尔其虔修令德，祗服厥训，循于法度，宜尔室家。可不慎欤！”4（唐大诏令集卷四二公主出降册文）又一百年后，被后世史臣称为“李之英主”的唐宣宗，自其为政之始，即“思厚儒风”5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这一倾向明显地反映在他对于“闺门之礼”的处理原则上。当其爱女万寿公主出嫁郑颢之前，宣宗下诏说：“先王制礼，贵贱共
10、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嫁给于琮的永福公主，素来娇纵，即便在皇帝面前亦不肯稍加收敛，宣宗意识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将广德公主嫁给于琮。广德公主“治家有礼法，尝从琮贬韶州，侍者才数人，却州县馈遗。凡内外冠、婚、丧、祭，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6(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 唐代前后期社会的情势自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太宗、玄宗、宣宗嫁女前后的诏敕及态度来看，皇室的举动措置，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上“士人法”的影响；而他们对于士人家族尊奉之礼法的肯定，又转而成为士人正家之法得以发扬的有利条件，成为所谓“国家之美”、“王化乃贞”的必备内容。中期以后的唐代，社会上涌动着不同趋向
11、的潮流。宋人自总结前朝乱离教训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注意到其衰败的徵象；随着义理之说的兴行，更进而对于李唐的立国根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事实上，正是唐代发生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宋代赖以出发的基础。随着门阀制度的解体、庶族势力的上升，“士族”的构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波动不宁的外部环境中， “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藉以自保的手段。旧世家炫示其礼法门风，以期高自标树；而后起家族亦需要寻求整齐家风、绵延世祚的轨范。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小序中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其所以盛衰者，虽由
12、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孙。这里所说的“各修其家法”，包括辨别流派脉系的意思在内，反映着当时的臣僚之家对于“姓望分明”的企求。这种作法，恰恰反衬出士庶之别渐趋湮灭的大环境，也使我们注意到出自不同背景的诸臣之家在新境遇下各自维系“门族”的努力。所谓“修其家法”，不仅包括续谱修牒的作法，更是指“材子贤孙”整饬修行以期“不殒世德”的实践。这种努力，不仅关系到其家族的内部事务，也直接关系到士大夫的政治行为。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七大臣宰相命相四有颁布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八月的“崔植平章事制”，其中特别说到：惟尔先太傅，当德宗始初清明，首居相位，克固直道，于今称之。尔其嗣乃家法，无废朕命。制词中所谓“家法”云云
13、，并非无根之谈。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谓“先太傅”）崔祐甫的侄子，祐甫以为继嗣。祐甫系出博陵崔氏第二房，据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祐甫“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早年“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朱泚之乱，祐甫妻王氏被困城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看来，崔氏治家的“礼法”、“家法”，实际上是指处理家族内外事务时遵行的道德准则。唐大诏令集卷五十二大臣宰相判使有大和九年（835年）十月三日“王涯诸道榷茶使制”，其中也褒扬系出太原王氏的王涯“处剧而神
14、虑益闲，在贵而家法愈俭”。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及所附柳仲郢传柳玭传，说到柳氏的家风礼法：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公绰子）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仲郢严礼法，重气义。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的儿子柳玭，曾经作家训告诫子弟：夫门第高，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
15、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他并且说：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两唐书所载柳玭家训，文字颇不相同。据新唐书，其家训末段云：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醢酱，可一日无哉？柳氏家训，全篇浸透着深沉的忧患感。小心谨慎，戒惧战兢。正是这种危机意识，使得中唐以后的士大夫之家修饬门风“讲论家法”有了特殊的意义。上引旧唐书卷一六五中，对于公绰以来柳氏之家法评价甚高：“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景福二年（893年）三月，也说“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柳公绰之从孙柳璨，作宰相之后曾经参与诛戮朝廷宿望，胡三省在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