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政治思想研讨论文 [摘要]苏洵虽然作为一位文学家而被世人所知，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在礼论上，吸取百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思想别具一格，更现实、更实用；在兵论上，重视军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从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之风；在用人论上，针对时弊，提高相权，广用胥吏，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 [关键词]北宋；苏洵；政治思想 一 苏洵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并因文而扬名后世然苏洵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亦十分自信，他自言“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于此可知他心中抱负清人储欣亦云：“古来文人，深识治体，于国家数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几，烛照数算，大声疾呼而极言之，秦汉以来，洛阳贾傅(谊)而外，独老苏(苏洵)大苏(苏轼)两先生耳”，并且将苏洵誉为“宰相才也”，对他的治国主张、政治见解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见苏洵的政治思想是有着一定历史地位的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讨，以期看出他政治思想的特点 二 苏洵的政治思想，有着许多的内容，有的是他根据历史与现实所作出的总结与归纳以及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因之形成的政治思想；有的则是根据北宋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礼论]在古代中国，礼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它对一国的治乱兴衰起着关键的作用，“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各种具体的治国措施上，它都有着指导性原则，“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庄公二十三年)所以历代思想家，在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之时，都将礼论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礼论，以及对礼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论述，都可以看作是他们政治思想的总纲苏洵亦不例外他说：“一圣人之力……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即在他看来，礼是确立一切社会秩序，维持一切社会秩序的关键，由此，礼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他因此更深一步地去探讨礼的各种意义与作用，不过这一切，都是以他对人性的认识为起点的苏洵认为，人性天生具有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倾向： 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不耕而不饥，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劳而乐选也，若水之走下 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为，则百家之市，无宁居者 正因为人们都有着这样的习性与特点，所以在人群之间并不是和谐与安康，因此，统治者想无所依靠来驾驭民众，是十分困难的了。
不但如此，整个社会的风俗也在变化，并且繁文缛节日盛，社会的风俗就日渐浇漓苏洵通过对历史的考查后指出，尧舜禹禅让，并未举行一系列的典礼与仪式，也并未急于向天下人发布诰令，解释自己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其意以为生下之民以我当在此位也，则亦不俟手援天下以神之，誉之以固之出”但是到了商汤灭夏桀之时，世风日薄，汤一面“嚣嚣然致其(夏桀)罪以告人”来显示自己的正义性，一面又显出一副爱民的模样，以此博得民心后来武王伐纣更是鼓吹自己的祖先如何有德行，“如日吾家当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从商汤到武王，越来越需要通过粉饰自己的行为，来让世人认同他们的统治，社会风俗因之日渐浇漓并且如此世风，并不能靠“由文返质”的办法使之改善，人类日趋文明，再返质朴过着简陋的生活，一是无人愿意，二是势不可能，只有“由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即靠一定的规范与手段来驾驭民众、利用风俗、掌握社会规律如此就“天下可以复治”了，这时礼的社会作用才体现出来礼就是统治者通过掌握社会规律控制社会风俗进而使民众服从尊卑贵贱的身份与等级，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但是既然人性都具有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倾向，就必然不会轻而易举地服从统治者的统治了。
苏洵对于这一点，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说，统治者制礼以维护社会的等级与秩序，但“徒欲使之(指民众)，轻去其旧(指民众天生而具有的人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故无故而使之事君，无故而使之事父，无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则不可”正因为如此，所以统治者在制礼的同时，还应该让礼在功能上、特点上更具有实效性对此，他提出了用《诗》《乐》《易》来增进礼的实效性，使礼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里，他将《诗》《乐》《易》作为礼的辅助工具来看待，这可以说是苏洵礼论的一大特点作为古代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地位是平行的，并且各自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正像《庄子天下篇》所说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明分但苏洵却将礼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经典则是使礼能够更好地实施的工具他认为《易》的作用是增加礼的神秘性，使得礼的各种功能不易让民众知道，于是统治者便可处于“不可窥”的状态民众只能知道服从，但是却不知道统治者何以使其服从，正像他所说的：“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教亦随而尊。
苏洵漠视《易》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行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功能，而独看重《易》的幽隐性和神秘性，并将其用之于统治对于乐的作用，苏洵看重的是它感人至深、风化人心的作用，进而让民众信服统治者的统治，安定于一定的统治秩序之下《礼记乐记》中说：“凡音者，心于人生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知乐，则几于礼者也乐具有感化人的政治意义，所以苏洵说：“礼之所以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有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这样就能让礼的社会功能更好地实施，于是民众就易于服从统治秩序社会就日趋于安定了但是，乐的人文意义与文化功能，即乐代表人类感情的一种渲放，使人的情感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并且乐有“和”与“节”的作用，让人在表达情感之时不至于肆情而忘义，乐能让人达到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境界，从而使社会安定、和睦这些也同样被苏洵所忽视对于《诗》，苏洵认为是可让民众在适当的条件下渲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因为在苏洵看来，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喜欢享乐的，但是礼是制止人过分享乐，不让人安逸无所事事，这样礼与人性就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延续下去，就会“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生者，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
而《诗》，正如孔子所说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具有着感发的作用所以提倡诗，一方面可以“许我也以好色，而尤不许我之怨吾君父兄也”在适当的条件下让渲泄情感，减少因礼而带来的统治与人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不让这种渲泄超过统治者所允许的界线，从而危害统治秩序，所以，《诗》对礼的实施也至关重要此外，苏洵也强调了《春秋》正名分的作用，不过在这一点上，他并无多少创见 总的说来，苏洵将《易》《乐》《诗》赋予辅助礼实施的意义，能够补正礼的各种功能上的缺失礼之权穷于易达，而有《易》焉，穷于后世不信，而有《乐》焉穷于强人，而有《诗》焉以此来促进礼的实施苏洵的礼论，看重的是礼在政治上、在安定社会秩序上的意义作为礼辅助工具，《易》的哲学意义可以忽视，《乐》的观赏意义可以忽视，《诗》的抒情意义出可以忽视，而他们的政治意义却被苏洵大量地挖掘出来了这固然是减少了古代六艺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在传统的框架内，六艺可以发挥最大的政治作用，稳定统治秩序，避免社会上的种种冲突因此，六艺的现实意义更大于文化意义在苏洵的礼论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是他广泛吸收了先秦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并将其融会贯通，使之合理地置人他自己的礼论框架内。
作为他礼论的前提，苏洵的人性论颇似荀子荀子论人性，指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所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样，顺着人类本性发展下去，社会必将大乱不止，因此，才需要礼来维持社会秩序，抑制人的过分欲望，让人能够合理地获得一些所求之物，但又不会毫无节制地摄取并且，正因为礼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而产生的，所以它与人性并不一致，是一种社会规范强加于人之上的苏洵继承了荀子的这些观点其次，苏洵关于社会风俗变化的看法，颇似道家，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道德说教与智谋、文明日繁一日之时，社会就在日渐堕落，就像苏洵所指出的汤放桀、周灭商这两个时期胜利一方的所作所为一样社会的浇漓是一个不可制止的过程，庄子通过对上古传说时代的描述就表达了这一点在“至德之世”，社会质朴、民风淳厚、毫无诈伪但是到了三代以下，世风日渐浇漓，社会质朴的风气被扰乱，“惴恧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道家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提出要返朴归真，抛弃一切的文明，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这无疑是不现实的所以苏洵认为，应“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运用各种手段控制风俗，驾驭民众，用积极的作为去遏制道德的败坏。
再次，在苏洵眼中，《易》是作为辅助礼的作用得以有效实施的工具而存在的，它可以“神天下之耳目”，增加礼的神秘性，让一般民众“不可窥”，从而使礼“神化”、“玄化”，因之便能够处于让人遵从的地位这里的礼，并不只是指一些礼节与仪式，它还包括了各种手段与方法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对于统治手段与方法是十分强调的，韩非就认为君主要增加自己的神秘性，让臣民不知君主的心思，不见君主的作为，如此便猜测不出君主的喜怒哀乐，这样君主就便于统治了所以他说：“寂乎其无位而处，廖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手下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罔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苏洵将这种用于增加君主神秘性的手段施之于礼之上，虽然礼与君主本身并不是一物，不过礼作为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工具，君主作为操纵礼、运用礼的人，不论是增加哪一个的神秘性，其欲达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综上可见，苏洵的礼论，不但有他自己的创见，还广泛吸收消化了先素诸子的政治思想，以此让自己的礼论更具有深刻性与实效性史称苏洵“通《六经》、百家之说”，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将“百家之说”运用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使得他的礼论在历代礼论中别具一格，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兵论]兵论，以及关于与兵相关的对于战争的见解与看法，也是苏洵政治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过程中另一种手段实现”一个政权的存亡，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政权的军事力量情况苏洵十分重视兵的作用，他说：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 苏洵的这一段话，是有着针对性的北宋赵匡胤皇袍加身当上皇帝，一面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一面又鉴于五代十国兵事不止、将帅跋扈、武人兵权在握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于是就削弱地方的兵力，使军权集中，将精锐之师悉集京师，而守卫地方的厢兵战斗力却大为下降又将地方官的军事指挥尽为没收，这样就使得地方的军事防御力骤减，兵事随之也多为荒废，正像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又却无以制盗贼不但如此，北宋统治者还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增加科举录取的人数，使天下之人倾心于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得官位，并且通过政府组织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这样的大部头类书，从朝廷上制造一种大兴文事的气氛。
与此相对立的是，北宋实行募兵制，所募之兵多是“失职犷悍之徒”，即无业游民和犯法行暴之人，还在他们脸上刺字，以示区别，这更让社会上形成一种厌恶兵事、轻视兵事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