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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论赶超思想与运动的关系 吴海红的“赶超”思想再认识（载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就“赶超”思想的分期和“赶超”思想与运动的关系两个问题，对我们发表的五十年代“赶超”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齐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吴文中有的看法确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但总体上我们不能同意吴文的观点。关于分期问题不拟在此讨论，已有另文研究。关于后一个问题，既涉及到对“赶超”思想的评价，还涉及到运动发起的原因，值得加以讨论，并期盼同仁加入我们之间的争辩，以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运动与赶超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文认为我们提出的“赶超”思想与
2、运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只是偶合连带关系”的看法，“割裂了实践中赶超思想与它的双重互动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有必要把我们的基本观点概述一下。我们认为，提出的赶超思想与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决不是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构不成前因后果的“连式”关联，所以我们用了“偶合连带”来表述。下面结合吴文提出的质疑作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并没有象吴文所说的“将赶超思想与运动当作毫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那样的意思。“赶超”思想与运动的联系当然是很明显的。这种联系直接表现在1957年11月，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而运动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民大炼钢铁。从
3、这个角度看，运动可以说是“赶超”思想付诸实践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联系不能视为因果关系。 首先，运动是一次全面的经济建设冒进运动，决不能将它仅仅局限于大炼钢铁一项内容上。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全面的号召：“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农业生产要，文教卫生事业也要。”此时，“十五年赶超英国”已经提出。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工业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在此会议上，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
4、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05页。）显然，这里说的“赶超”意思是广泛的，并没有把赶超问题只局限在钢产量的赶超上。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以后来全民炼钢的运动失败来思考赶超问题，甚至得出一种内在联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其次，我们在文章中说：“决不是因为要赶超英国才发动了，更不是因为才有赶超思想”。这句话看来后一层意思没有分歧，因为的“赶超”思想早在1955年底就已提出。前一层意思可能
5、会有不同看法。吴文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观点是很清楚的。如认为“尤其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作为口号在全国上下宣传以后，加上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政治空气，两相结合运动便自然产生了。”这里，吴文事实上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突出地当作运动发生的前提。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齐文已经指出，从时间上来看，运动的发起早于“十五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1957年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的序幕。这除了批评反冒进本身就奠定了的思想基础之外，还因为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5年内粮食
6、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公开发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的文章，指出河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是冒进，而是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有条件也有
7、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由此可见，在于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前，国内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把赶超思想当作运动的引发因素的看法不能成立。 此外，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普遍的潮流。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受国际潮流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为什么惟独中国搞了运动，其他国家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事物，但却没有发生象这样的情况呢？ 总之，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和运动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因而不能作为以此论彼的标准或依据。运动只是50年代赶超思想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短
8、暂的阶段，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以运动的失败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依据。 二、能不能说“赶超”思想与运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 吴文提出了“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即赶超时间一次次缩短“使得运动不断升级”，运动的高涨“又影响着赶越思想越来越远离现实”。这个立论于思想和实践之间作用和反作用关系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赞同这一“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 其一，自1957年11月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后，赶超时间表确实一再被修改。最短的说法是2、3年就超过英国。这是在1958年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纲上所作的批示，当然反映了的盲目乐观和急躁冒进情绪达到极致。但它不是中央的正式决定，也没有对外宣传。事实上
9、，从当时一再提高钢产量指标的过程来看，并不是以多少年赶上英国作为动力的。因此，不能视为促使运动“升级”的依据。 其二，工业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来的全民大炼钢铁就肇因于此。这次会议提出到1960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但到6月份又被提高到6000万吨。1958年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议定的是1000万吨，后建议，1957年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于是，最后公布的是1070万吨。其实，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表现在各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指标并不局限在钢产量，农业产量的指标也直线上升。而且，促使工业冒进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农业冒进的影响。“以钢为纲”的提出，就
10、是直接从“以粮为纲”翻版过来的。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与他谈话时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钢，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回答说，对，就这么办（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98699页。）。因此，如果说只是因为确定了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发生了全民大炼钢铁，似乎太简单。农业也是高指标，也是“以粮为纲”，为什么没有搞全民大种粮食？问题出在当确定1958年完成1070吨钢时，时间已经过半。当年7月底的统计仅只达到380万吨。也就是说1070万吨的指标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5个月里完成。这样，以
11、及其他领导人发急了，8月中旬召开北戴河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全民大炼钢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硬着头皮，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提到，1958年要完成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还插话说，给打了保票的）。这些情况也说明，运动的失衡或失控，导致“千军万马”忙炼钢，并非与“十五年赶上英国”直接有关。 其三，运动的高潮实际仅仅维持了几个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降温。甚至以“”自嘲，主张放慢一点速度，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只赶英国就可以了。此后的一系列会议上，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赶超的目标，也没有真正摆脱急躁冒进的思想，但至少在之前，较之时期毕竟
12、头脑冷静了许多。所以，不是运动的“升级”促使赶超思想“远离现实”，事实恰恰相反，高潮暴露出来的问题倒是促成放慢速度主张的提出，赶超思想上离现实近了一步。 三、运动的失败与评价“赶超”思想的关系 我们在文章中对50年代的“赶超”作了否定的评价，主要理由是，当时的“赶超”思想是党的急躁冒进的思想的表现。的失败固然证明了“赶超”思想的挫折，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甚至不能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主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吴文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以及党的领导人是在总结了运动的教训之后才停止了“赶超”的冒进思想；二是运动结束后，的“赶超”思想“复于正常”。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等中央领导人确实很快
13、就发现了运动出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党中央开始纠正错误。一直到1959年7月中旬，纠“左”的进程延续了近9个月。爆发的争论，实际是党内对纠正错误认识分歧的一次碰撞。虽然在此纠“左”的进程中，头脑冷却过一段时间，也认识到出现的问题，但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程度上，并未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当以为代表的党内领导人力求从思想的根源上去认识运动、化运动以及其他错误时，就难以容忍了。上的斗争成了党内认识分歧白热化的界碑。此后，在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警觉下，要想认真地、正确地总结运动的教训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值得指出的是，运动实际是两次，后又掀起第二次。而对运动的反思主
14、要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期间。从实际情况来看，始终是在肯定运动的前提下来总结教训的，因而，很难说这样的总结是彻底的。第二次遭到挫折后，党内又一次痛省错误的教训，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实际可以说是继1958年的第二次纠“左”。党中央很多主要领导同志包括，都对工作上的失误有了觉悟，也作了自我批评。但史料表明，“七千人大会”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运动等事情的看法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第一次纠“左”的程度上。所以，吴文认为等中央领导人通过总结运动的教训才停止“赶超”冒进思想，不仅说不通，而且也实际上将运动直接与“赶超”思想相联系，以前者的失败来否定后者，这是我们不能同意
15、的。 另外一个问题，“赶超”思想是否有一个“复于正常”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宜这样去分析。恐怕这里要区分以下两个概念，一是“赶超”的愿望，一是“赶超”的思想。两者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望是思想产生的源点，思想是愿望的表达形式，两者都是实践的反映。作为一种愿望，它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后挨打和社会主义建立基础薄弱两方面的事实上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赶超”的愿望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否定的东西是要想在不太现实的较短时间限定里实现“赶超”的目标。而这恰恰就是50年代的“赶超”思想错误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从1955年最早提出“赶超”思想，到1957年提出“十五年赶超英美”，到1958年的运动，再
16、到60年代初中止“赶超”思想，是“赶超”思想的一个过程性的发展，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要否定的不只是“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口号，而是作为整体的“赶超”思想。至于“赶超”愿望，不仅始终没有放弃过，事实上也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共有的。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吴文以“正常”、“不正常”来分析“赶超”思想，特别是用此来划分阶段，是不恰当的。 四、赶超思想和运动的错误根子是什么 辨析赶超思想和运动的关系，实质问题是怎样来看产生这些错误的根子。如果认为是“赶超英美”的思想引发了运动，那么，运动的发生就完全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在当时提出，运动在当时发生，都具有必然性，它们都是1956年后党中央主要领导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作出的错误决策，总根子就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