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投火与中古士人的文学 "飞蛾投火"是汉译佛经用来宣示佛教苦谛思想的一个譬喻此一譬喻在佛教入华之初即渐次融于中土文化语境之中，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语词然而，汉译佛经譬喻源于印度佛教文化，鲜明的异族文化特色导致其融入中土语境时，会因为中土固有文化的排斥、改造而产生变化此种变化，从文化交流的过程来看，将表现为佛经语词乃至佛教对中土文化不同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从交流的结果来看，将表现为佛教语词在中土语境中承载了较印度文化更为丰富多样的思想内涵本文即以"飞蛾投火"一词在现存中古文献中的不同涵义为视角，考察其与中古士人生活、思想、学术和文学的关系 一 "飞蛾投火"与中古士人的佛教信仰 汉译佛经中反复出现"飞蛾投火"这一譬喻就现存东汉魏晋时期的佛经而言，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遗日摩尼宝经》、三国竺律炎与支谦译《摩登伽经》、三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西晋释法炬译《佛说优填王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四自侵经》、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以及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成实论》等，都有这一譬喻由此可推断，中土民众最早接触"飞蛾投火"譬喻者，极有可能就是佛经汉译之参与者然而，翻译者所接触的"飞蛾投火"，还是佛陀说法中的一个譬喻、环节。
将之摘引出来，用于中土士人自己的著述，佛经譬喻才有可能逐渐脱离印度佛教语境，融入中土语境，成为其中之一分子 在生物学上，投火之飞蛾主要是灯蛾中土较早记载灯蛾活动的文献是西晋崔豹的《古今注》其中云：飞蛾，善拂灯，一名火花，一名慕光《古今注》属于博物学著作，其内容是对古今名物进行的注解上引"飞蛾"条，崔豹是从两个方面注解的：其一，飞蛾之生活习性"善拂灯"；其二，飞蛾之异名有"火花"、"慕光"等《古今注》注释"飞蛾"的动机，有两种可能：或者西晋以前典籍中大量使用的这一名物已不为时人所熟知，因其"古"而注；或者西晋时期开始关注的这一名物不能为时人普遍理解，因其"今"而注从中土气候环境来看，很早就有灯蛾的活动但现存汉以前的中土典籍中，多是关于蚕蛾的描述，极少有灯蛾活动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小学类著作《尔雅》、《说文》等，即是如此这说明"灯蛾"是一个西晋新近关注的事物，崔豹是因其"今"而注大致与崔豹同时的郭义恭，在其《广志》中也把蛾分为蚕蛾与天蛾两类，其中的天蛾应该包括了崔豹所言之飞蛾 崔豹是否信仰佛教，无从稽考但有理由相信，《古今注》对灯蛾的注解可能受到了汉译佛经譬喻的影响原因有三其一，"飞蛾"意象与中土文化之"蚕蛾"寓意无关。
蚕蛾附着中土文化，从文献记载来看，大致要始于《诗经•卫风》之《硕人》其中的"螓首蛾眉"一句，说庄姜夫人眉毛勾曲如画、好似蚕蛾的触角般美妙《诗经》之后，"蚕蛾"在中土文化中的寓意大致有两类一类指向，"蛾眉"不仅仅代指美丽女子，更象征贤明臣子的身份和忠贞善良的品质另一类指向社会政治，如孟子设想的富足文明的"仁政"社会标准之一，就是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蚕桑数量；荀子设想的治国理民的"蚕理"，就是将蚕丝驱寒保暖的物理属性上升为牺牲自我、教化天下的政治家品质和文明开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古今注》"飞蛾"条，强调的生活习性及寓意指向，与中国文化之"蚕蛾"，大相径庭这说明《古今注》"飞蛾"条很可能与中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其二，《古今注》"飞蛾"条与佛经"飞蛾投火"譬喻对灯蛾特征的描述非常接近三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云："吾睹诸佛明化，以色为火，人为飞蛾，蛾贪火色，身见烧煮"佛经中突出灯蛾"贪火色"的特征，《古今注》中不管是描述灯蛾的生活习性还是介绍灯蛾的两个别名，都突出其向光性、向火性这说明《古今注》"飞蛾"条很可能来自印度佛教文化其三，从西晋佛教发展之实情来看，《古今注》"飞蛾"条也有可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入华初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然而此种约束似乎仅限制了中土民众出家为僧的自由，并未彻底阻断他们对佛教信仰的接受自汉代以来，接触佛教、传译佛经之中土人士不在少数，文献记载者就有刘英、笮融、牟子、曹植、孙权、朱士行等以常理推测，佛教至西晋已经入华二百余年，接触佛教文化之中土人士绝不限于以上数人况且，"飞蛾投火"所阐释的佛教思想，与人类在自然和社会面前产生的渺小感、卑微感、紧迫感多有吻合之处，如果加以灵活解释，遭遇社会大动乱的中古民众，未必完全斥佛教之此一譬喻为异端因此，崔豹关于"飞蛾"的注解，与佛教"飞蛾投火"极可能存在潜在渊源上的关联 西晋崔豹《古今注》关于"飞蛾"的注解，与佛教仅存在思理上的联系到了东晋支昙谛《赴火蛾赋》中，其咏叹佛经譬喻、宣扬佛教教义的动机就非常直接、明晰了：悉达有言曰："愚人贫身，如蛾投火"诚哉斯言，信而有征也翔无常宅，集无定栖类聚群分，尘合电分因温风以舒散，乘游气以徘徊于是朱明御节，时在盛阳，天地郁蒸，日月昏茫，烛曜庭宇，灯朗幽房，纷纷群飞，翩翩来翔，赴飞焰而体燋，投煎膏而身亡苦谛是佛陀发现的关于苦的真理，也是佛教四圣谛————苦、集、灭、道之一。
佛教认为，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其中充满了痛苦烦恼，这是世界人生真实不虚之理，故称"苦谛"为了让世人认识清楚其所生活的世界无处不苦，佛教常常用一些形象的譬喻来描述这个俗世，如"苦海"、"火宅"等，"飞蛾投火"即是其中之一支昙谛征引佛经文句"愚人贫身，如蛾投火"，即人生悲苦之教义 #p#分页标题#e# 《赴火蛾赋》写灯蛾居无定所，时合时离，随风漂泊，炎炎夏日之后、日月昏暗之际、灯烛闪耀之时，群聚而动，翩翩于灯烛火光之间，最终落得个"赴飞焰而体燋，投煎膏而身亡"此文收录最早之现存文献为唐初欧阳询之《艺文类聚》按照此书的编纂体例，《赴火蛾赋》可能没有被完整收录但即使现存的一部分，也可以看到作者借助中国本土的文体形式，铺叙"飞蛾投火"的景象，宣扬人生无处不苦的佛教真理 东晋之后，佛教譬喻"飞蛾投火"频繁出现在士人著述中，如：于时风霜初戒，蛰类尚繁，飞蛾翔羽，翩翾满室，赴轩幌，集明烛者，必以燋灭为度虽则微物，矜怀者久之……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焰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惩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于后乘匪微物之足悼，怅永念而捬膺刘宋傅亮《感物赋》）命均脆草，身为苦器，何异犬羊之趣屠肆，糜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蚕萦丝而靡悟，未辨先对，不识因习。
梁王僧孺《初夜文》）三相不留，萧蚕终坏，八苦遐长，灯蛾未已萧绎《归来寺碑》）尘沙无始，造色无先，飞蛾不息，萦蚕自缠箧蛇未断，藤鼠方缘，苦流长泛，爱火恒燃梁元帝萧绎《梁安寺刹下铭》）以上使用佛经"飞蛾投火"譬喻者，如傅亮、王僧孺、萧绎等人，都有着强烈的佛教信仰这几篇作品中的"飞蛾投火"，与汉译佛经譬喻完全吻合，表述了佛教的苦谛思想 从时间上看，中土士人接受"飞蛾投火"的时间，与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中土佛教发展至两晋时期，寺院、信众逐渐增多，佛经翻译也渐趋成熟崔豹《古今注》"飞蛾"条注解，恰恰反映了此期士人对佛教文化的关注从这一时期开始，"飞蛾投火"所蕴含的佛教苦谛思想，在士人的佛学著作中大量出现东晋郗超的《奉法要》阐释佛教的苦、空、无常等观念，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净住子》以体悟"生老病死"指导当时士人修行佛法，梁武帝君臣以诗歌形式唱和佛陀在四城门悟解生老病死的真谛，北周僧人释亡名《五苦诗》咏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离苦这些文献虽然形式不同，但所表露的核心思想，与"飞蛾投火"一样，是对佛教苦谛思想的关注和宣扬 佛教进入中土，带来一种别具异域特色的思想、知识、仪式、语言甚至思维方式，为中土民众的生活、信仰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适逢社会动荡的中古士人，逐渐接受此种异域宗教文化"飞蛾投火"这些外来语词，就成为士人接受佛教信仰的证明不过，中古士人既借助这些佛经语词陈述自己的佛教信仰，又通过对语词所描述物象的咏叹来证悟佛法、弘扬佛教像《赴火蛾赋》、《感物赋》等，既是支昙谛和傅亮在咏叹他们由佛经譬喻而生发的佛学体悟，又是在向其他佛徒宣扬佛教苦谛 二 "飞蛾投火"与中古士人的儒学思想 "飞蛾投火"随着佛经传译被中土士人接受，中土士人在反复关注、使用"飞蛾投火"过程中又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但是，士人在接触佛教之前，自身就有大异于佛教的文化结构在中土固有的儒、道文化中，儒家官方、主流文化的地位是佛教无法彻底改变的作为社会精英，自小学习儒家经典，形成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众多士人知识积累和思想成型的必经之路于是，士人在接受佛教信仰的过程中，"飞蛾投火"所包含的佛教思想与儒家文化必将产生交锋 中土文化与"飞蛾投火"譬喻的思想交锋，似乎很早就展开了东晋苻朗《苻子》云：不安其昧，而乐明也，是犹飞（一云"夕"）蛾去暗，赴灯而死也《苻子》以"飞蛾投火"指代离开黑暗飞向光明之追求和精神，与汉译佛经以"飞蛾投火"宣扬佛教苦谛，两者截然不同佛经中"飞蛾投火"的寓意，清代沙门来舟有详细分析：飞蛾爱火，如人爱色……因色生爱，因爱起贪，因贪而求。
求之云追者，即非理之求也良以众生，为财色所惑，未免丧心失性，劳神费力，恶求苦求，至于餐风宿水，卧雪眠霜，是为现受众苦由丧心非理，后受三途之报，何异飞蛾入火丧命哉从逻辑上看，汉译佛经与《苻子》都通过三重类比来实现"飞蛾投火"的象征涵义汉译佛经在灯蛾投火和众生凡夫执着于俗世生活之间建立三重类比：火的毁灭本质与灯蛾向往火光的习性，和世界万物的虚无本质与人类追求欲望的本性，构成第一重类比；火的灼热焚毁了灯蛾的血肉之躯，和俗世的生活消磨了世人的精神与肉体，构成第二重类比；灯蛾飞向灯火前仆后继没有反悔，与世人执着于俗世之乐毫不悔悟，构成第三重类比通过三重类比，"飞蛾"象征俗世中暗昧无明的芸芸众生，"火"象征充满了苦难的俗世生活，"飞蛾投火"也就譬喻世人无明愚暗，执着于俗世追求损害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却自始至终没有体悟到俗世生活悲苦虚无的本质 《苻子》在飞蛾投火与世人之理想追求之间，也建构了三重类比：火的明亮与环境的黑暗，和人类真善的本性与因本性遮蔽而出现的邪恶，构成第一重类比；灯蛾从黑暗的环境飞向明亮的灯火，和人类远离邪恶追求正义善良的道德愿望，构成第二重类比；灯蛾前仆后继扑向灯火，与始终不渝追求善良正义的人类品性，构成第三重类比。
通过这三重类比，苻朗笔下的"飞蛾"象征追求者、探索者，"火"象征符合人类标准的理想、愿望，"飞蛾投火"象征为追求人类、国家、民族、群体利益而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品质与精神 苻朗笔下的"飞蛾投火"，背离印度佛教寓意，清清楚楚打上了中土儒家文化的印记梁漱溟谈儒、佛差别，云："儒书足以征见当初孔门传授心要者宜莫如《论语》；而佛典如《般若心经》则在其大乘教中最为精粹，世所公认《论语》辟首即拈出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偻指难计，而通体却不见一苦字相反地，《般若心经》总不过二百数十字之文，而苦之一字前后凡三见，却不见有乐字"佛教看待世事人生充满悲观主义情调，认为世界的真谛是彻头彻尾的苦，因此要超越俗世别造一番出俗、脱俗的宗教境界佛经也用"飞蛾投火"譬喻否定、抛弃俗世生活，教导信众进入超脱、无我的涅槃境界儒家对人性、人类充满了乐观主义情调，虽然不否认现实中有许多不完美之处，但认为通过人类的改造、奋斗总会趋向真、善、美苻朗笔下的"飞蛾投火"，强调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趋向，肯定"去暗"、"乐明"的道德价值与精神追求经过改造后的"飞蛾投火"，完全没有了佛教苦谛的含义，反而与荀子所言蚕蛾茧成而身被煮杀"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的寓意成为同类，都在颂扬奉献、牺牲精神了。
p#分页标题#e# 苻朗是前秦皇帝苻坚从兄之子苻坚败后，苻朗于太元九年（384）由北入南，成为东晋玄谈名士东晋时期名僧与名士交游、玄学与佛学合流，般若学"六家七宗"更是中土玄学诠释佛教般若学的产物苻朗《临终诗》就是东晋士人玄佛思想合流的见证其中云：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