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文学”中发现“戏曲”到“以曲为学”: 摘 要：20世纪初，王国维取径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他以“纯文学”与“真文学”为标准，重新整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在此期间，参照西方文类等级，他提出了“戏曲”是“最高之文学”的主张，并且开始关注“文学”视野中的“戏曲”问题与同一时期进行的“曲界革命”强调戏曲的社会启蒙作用不同，王国维的“戏曲”观念在寻求“精神慰藉”的层面上展开感受到了中西比较压力的他，从“填词”转向“有志于戏曲”伴随着他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观念与学科意识的形成，他开始“以曲为学”1913年撰成的《宋元戏曲史》在日后成为了“文学史”与“文类史”研究的经典范型同时王国维以戏曲研究为中介，也实现了自己的学术转型 关键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学”观念；“戏曲”观念；经典范型 一 重启“经典的可能性” 1913年1月，寓居京都的王国维撰成《宋元戏曲考》根据约稿方商务印书馆的建议，在更名为《宋元戏曲史》后，于是年4月至次年3月，分八次在《东方杂志》上连载①1915年出版单行本，此后不断重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受到了新学人士的推崇。
1918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的《归国杂感》，称赞“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②次年1月，在《新潮》创刊号上又发表了傅斯年的书评，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③ 胡、傅二人的表彰，颇能反映当时学界的观感王国维对于此书，也十分自信在他看来，“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自1908年以来，王国维先后“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以及《录曲余谈》与《录鬼簿校注》两种所以，这部在辛亥东渡后“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就的著作，④实际上乃是王国维把“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对于数年的创获，他不无得意在此书“将近脱稿”时致缪荃孙的信中，他特别强调“其中材料皆一手蒐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① 《宋元戏曲史》的刊行，日后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标志事件早在发表10年后，梁启超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视野中讨论此书，判断“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②尔后，郭沫若又将其与嗣后问世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举，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③梁、郭二人的评价，一留心于学科制度之奠立，一着眼于学术思潮之发生，都肯定了《宋元戏曲史》为此后的学术史进程“发凡起例”的重要作用学界对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的考察与反思，大多循此展开，《宋元戏曲史》的历史化与经典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 学术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通常意味着在某一场域或者谱系中一种新的知识组织、流通与衍生方式的形成在以经典为叙述与逻辑的双重起点建构起来的学术史进程中，范型复制是经典传播、接受与批评的主要途径经典在创生时期原本包孕的知识、文化、伦理甚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可能性，在复制过程中非常容易被抽象与提纯为问题意识与表达方向的规定性至于经典诞生的具体而复杂的“背景”则在更大程度上被遮蔽，诸多微观与偶然的因素在历史叙述的逻辑惯势作用下成为了宏观与必然的“前景” 在汹涌澎湃的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通过梁启超、欧榘甲、陈独秀与柳亚子等人的鼓吹，旨在“新民”的“曲界革命”在20世纪初拉开帷幕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一道，“曲界革命”的倡导者希望经由改良文学实现“改良群治”④这一运动在客观上以文类形构及其等级调整的方式，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输入。
以梁启超为例，他对于小说、诗、文与戏曲的理解都与前人有别，并且能够“为我所用”⑤在他那里，戏曲“无疑是边界最模糊的概念，也是最少独立性的文体”，不过正因如此，“曲本以其更大的包容性，反而可以承担更多的功能”⑥“曲界革命”时期“戏曲”的文类边界最为活跃，先是与“小说”与“诗”相互纠缠，后又与“戏剧”彼此交错，直至呈现逐渐清晰的分野⑦晚清学界内外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大多在此背景下进行，并且直接参与其中 “曲界革命”在1904年进入高潮同年，王国维接替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开始陆续发表涉及“文学”问题的言论从是年到1907年，他的“嗜好”由哲学转向文学，他的“文学”观念的表达则又往往与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相生相成因此，早有研究者认为，王国维关注“戏曲”是“曲界革命”影响的反映⑧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却十分明显一方面，与“曲界革命”的倡导者更为强调“戏曲”的社会启蒙功能不同，王国维对于“戏曲”的这一面向几乎未置一词，他的讨论要么在哲学与美学的层面上进行，要么在“文学”的知识系统中进行，具有非常自觉的学科意识另一方面，王国维的这些主张集中发表在1904至1907年的《教育世界》杂志上，根据他在20年后的回忆，“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所以早年的文章也“鲜知之者”。
⑨可见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中，王国维并不“在场”，包括“曲论”在内的他的这批“文论”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滥觞，①乃是日后“知识考古”的发现因此，以“曲界革命”为参照的单纯的“影响—反映”模式无法准确说明王国维关注“戏曲”的内在动因、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他在讨论这一问题时的“渊源有自”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作为一种历史链条与经典范型中的异质性因素，无疑非常容易被压抑 同样的问题也在学界对于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认识中存在无论内容，还是体例，《宋元戏曲史》自然都是一部标准的“文学史”或者“文类史”但是倘若完全由是理解此书的设计与追求，则不免有失偏颇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此书的批评大致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其在“戏曲考原”方面“并未探得真源”，②一是遗憾其在定义使用方面“既没有对‘戏剧’、‘真戏剧’、‘真戏曲’三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义，又没有系统地论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留下了致使后世聚讼纷纭的关于“戏曲”本体研究的“难题”③如果王国维与批评者对于“文学”历史书写的性质与“文类”的理论建构方式具有同质性的理解，那么以此为标准做出的批评就是充分而有效的 问题在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展开于一个学术“激变”的时代。
他不仅试图以此回应从西欧到东亚的全球范围的学术转型大势，并且以一种“世界学术”的身份参与其中；④同时也借此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式，在其间完成了转向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尽管不同于正在本国如火如荼的“曲界革命”的路向，却与国际汉学的“新潮”相互发明⑤《宋元戏曲史》正是在关节点上的一部代表作王国维“以治经治子治史的方法‘治曲’”，故而此书“属于‘史学’而非‘文学’，转型已经发生”，日后他迅速“放弃‘戏曲’而转治‘古史’，研究的对象变了，学问的方法及趣味却依旧”⑥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日益形成了具有自己面目的学术观念1911年，在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上，王国维与他同时发表杂志序言当罗振玉念兹在兹的还是“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时，王国维已经提出了“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现代学术定义与“科学、史学、文学”的知识分类方式⑦在次年开笔的《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以曲为学”，正是对其充满现代精神的学术观念的成功实践 从关注“戏曲”到“以曲为学”，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以“文学”的眼光看待，后期以“学术”的方式处理两者相互交通，但又彼此各有侧重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王国维的“戏曲”观念与他此前此后的其他意识范畴相比，具有更多的开放性。
在“文学史”或者“文类史”的范型外，不仅承继了其哲学思辨时期的若干判断，而且兼及他在对于“诗”与“词”两种文类的创作与批评中形成的文学趣味，同时还有在研究方式与学术文体的层面上进行的现代性的尝试 从1912年10月开始，王国维“将历年研究所得宋元戏曲诸史料，以三月之力，写为十六章，署曰宋元戏曲史自是以后，遂不复谈斯艺矣”⑧王国维的决绝，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晚清以降活跃的文类与学科秩序开始进入寻求稳定的阶段返回现场，清理王国维的思想脉络中的“戏曲”观念的发生与演化，对于重新释放经典的可能性，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二 在“文学”中发现“戏曲” 王国维告别哲学，转向文学，一般认为以1907年为界限这一年，30岁的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自序》与《自序二》两篇文章前者记述其“数年间为学之事”，①后者是“为学之结果”他表示“近年之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王国维自视甚高，认为“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接着他笔锋一转，谈及“戏曲”问题： 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
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也② 基于填词的经验，王国维准备创作戏曲既然清楚两者“性质”既异，“难易”又殊，王国维依旧“有志于戏曲”，可见动因十足个中关键，即此番论说背后隐藏的“自有故”的判断 在王国维那里，“中国”与“西洋”共享同一“文学”观念，所以也就具备直接比较的可能性这是王国维在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建构过程中提供的重要思路③1904年2月，王国维在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后，当即进行了改版，以“插画”、“论说”、“学理”、“传记”、“小说”、“丛谈”、“杂录”、“来稿”与“文牍”等十三个门类，④取代了原本仅有的“文篇”与“译篇”两个栏目其中数项都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同样讨论“教育”问题，与罗振玉专注于学制的作用不同，王国维热衷于思考“文学”的功能同年8月，他发表《教育偶感四则》，一则专论“文学与教育”问题。
在他看来，“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因此教育的目的应当在于“文学家”而非“政治家”循此标准，王国维感慨：“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⑤ 王国维认为，“文学”的“性质”是“全国民之精神”的“代表”与“遗泽且及于千百世”的“著述”在这一前提下，中西“文学”的差异也就仅是“邦国时期”的区别他的“文学”观念的萌芽具有鲜明的取径日本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印记中西比较的视野，已经十分自觉 1906年12月，在多则《教育小言》中涉及“文学”问题后，王国维首次发表《文学小言》，正面阐发了自己的“文学”观念：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
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为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