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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治理学困境和出路 路 财务治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产生于何时,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多数的解释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经过50多年的努力,财务治理学无疑已经进展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有机的方法体系,并成为商科学生必需的主修课程。如同WillimL.Megginson所指出的,财务治理学的基本理论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将来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进一步反馈,肯定还要被修正和更新,但它们绝对不会被完全否定或过时。财务治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从而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中译本,20XX)。但是,整体来看,这个学科真的就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合理有效的财务治理学体系真的能够
2、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治理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治理理论进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财务治理学的特征并用整体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财务治理学科的进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现象并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进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会发现,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一、财务治理学的框架结构及总体特征之把握 财务治理学究竟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此问题的表述各异。1994年被商业周刊评为全美商学院12个顶级教授之一的swthDmodrn(20XX)在其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前后一贯的表述是
3、:公司财务的研究对象是公司所制定的具有财务意义的所有决策。这些决策可分为三大部分:与资源分配有关的决策(投资决策)、与项目筹资有关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与制定再投资或退出经营现金额度有关的决策(股利决策)。Brighm和Ehrhrdt(20XX)在财务治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大部分财务治理知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一个特定公司的股票价值通过什么因素产生;(2)治理者如何选择增加公司价值的决策;(3)治理者如何保证公司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不出现资金匮乏?Ross(20XX)等人在公司理财基础一书中认为,财务经理必须关注三类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资本预算);第二个问题着眼
4、于企业对支持其长期投资需要的长期筹资的猎取和治理方式(资本结构);第三个问题着眼于对客户收款和向供应商付款等日常财务活动的治理(营运资本治理)。若进一步考察这三本及其他财务治理类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对财务治理学框架的认识还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治理工具箱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治理;财务治理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 任何学科都是建构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Dmodrn教授曾将建构财务治理学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四组,即经
5、理与股东目标函数一致性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假设、市场有效性假设和社会成本为零假设。尽管Dmodrn教授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判,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治理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发现,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西方财务治理学体系,其所具有和显示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的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包括
6、: 1.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财务学所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着眼于解决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分派问题。因此,现代财务治理学实际上是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资本市场的财务学”。断言以资本市场为背景的财务治理学缺乏指导和应用价值显然并不合适,而断言这种财务治理学对所有企业具有普遍的使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财务治理学对非上市公司而言其适用性是很差的,而这些缺乏适用性的非上市公司通常要占到一国公司总数的90以上。财务治理学的建构显然是关注了重点的少数。其次,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必定使财务治理学所关注的重点集中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问题
7、,而被企业所实际关注的内部财务运作和操纵问题,尤其是内部财务治理与操纵的流程问题,就很难融入财务治理学体系,或者占有它应该占有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学了财务治理学而仍然不会设计企业内部财务运作和操纵体系的重要原因。 2;以价值为主线展开。财务治理学体系设计的出发点是价值最大化,为使目标与手段相统一,在解决实际的投融资决策问题,所选择的基本方法自然就是能够体现价值最大化的成本与效益比较分析法,诸如资本成本、净现值或现值指数、内部酬劳率等,都是这种基本方法的具体体现。以价值标准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与财务治理学体系在建构时所采纳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或分析范式有关,但问题是,在现实世界里,
8、价值往往并不是公司决策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而在国有企业的使命结构中,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类目标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构成国有企业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的重要的出发点。即使是私营企业,非价值类的社会责任目标也是其使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其次,即使将价值视为公司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所定义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完全的。对公司或股东价值的过分强调,必定导致对社会价值或成本的忽视。而在现实世界里,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诸如环境污染成本等,是公司决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上,公司的许多决策对增进公司或股东价值是有利的,但却给社会带
9、来了巨大的成本。再其次,当我们过分强调以公司或股东价值作为决策的出发点或标准时,势必会把那些活生生的然而对决策有实际影响的人、制度、文化等因素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事实上也就是排除在财务治理学的体系之外,原本应该活生生的财务治理学因此而变成了“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 3.以决策为重心展开。所以如此,可能与西方学者对财务概念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学者看来,公司财务通常被狭隘地定义为与公司主管所做决策有关的一些内容(swthDmodrn,20XX)。以决策为展开虽便于定量分析,并使框架结构前后逻辑一贯,但显然易见的问题是,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治理学无法反映公司财务治理的全貌。尽管不同财务事项其工作流程会有
10、很大不同,但财务治理的基本流程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基本流程至少包括财务战略与目标、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操纵、财务分析、财务评价与激励、财务预警等。很显然,以决策为重心的财务治理学还不能涵盖整个财务治理流程,这也是财务治理理论偏离实际的重要原因。 4.强调定量分析:数字财务。当人们把决策问题作为公司财务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把价值标准作为决策的唯一选择标准时,所有的财务问题实际上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决了。检索一下财务治理的教科书和学术杂志,我们便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而与公司财务问题紧密相关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则被作为外生变量而被统统抽象掉
11、了。这样的形式安排虽然易于构建数学模型 ,但依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对许多公司财务现象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及究竟是否能够开出可以明确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政策药方,是很值得怀疑的。我赞成Shiller(20XX)的见解:过多地依赖这些原始的模型并把它们作为政策讨论的基础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模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用精确的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过多地苛求精确,就有可能因过于狭隘而出现离题的危险。 二、财务治理学贫困化之表征 “贫困化”一词是经常见诸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公司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财务治理学的进展已经取得了令人
12、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公司财务治理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峻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财务治理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治理实践的进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财务治理学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1.财务治理学的内容安排严峻偏离实际。我不否认现有财务治理学所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问题是现有财务治理学究竞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呢?其次,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言,现有教科书中提供的方法真的就能解决现实问题吗?姑且不论前文已经阐释的财务治理学在指向上(上市公司)和重心定位上(决策)对解释和解决非上市公司和非决策问题上的软弱能力,仅就上市公司而
13、言,现有的财务治理学内容安排也可能不是它们所期望的。即便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也不是它们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所发生和所关注的事项。这些事项,多少总有些“偶发”的性质。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而言,它们时时关注的“经常性事项”是什么呢?根据我在做多家公司的内部操纵项目时的实地观察,可能主要是:(1)如何管好用好资产(资产治理)?(2)如何操纵好成本费用(成本费用治理)?(3)如何确保经营和进展所需要的现金(现金流治理)?财务治理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 2.财务治理
14、学与相关学科严峻脱节。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同理,财务治理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中,数学、社会学、经济学、治理学等都是其上游学科,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等以及公司治理的相关功能学科如生产治理、技术治理、营销治理、人力资源治理等,都是其旁侧学科,财务治理学正是在这种学科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效应中得以产生和进展的。财务治理学发生和进展历史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开始弱化了,可以说,财务治理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治理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治理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
15、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治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治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XX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应该在财务治理学中得到反应的研究,均未在财务治理学领域得到实际的反应。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治理学的进展可以说已经严峻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治理学领域?! 3.财务治理学对影响它的环境变化反应滞后。近一、二十年,公司财务治理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英国学者玛格丽特.梅(
16、20XX)曾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降低成本的压力;新基础的冲击;战略联盟的出现;新市场的开拓;经济全球化;政府法规的增多;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此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等,事实上不可幸免地对财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治理学甚至会计学都已经做出了积极地回应,然而财务治理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进呢?让我们看看玛格丽特.梅的分析吧:进人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个事实:用超过财务部门80的资源和陈旧的计算机财务系统仅仅从事交易记录和操纵工作,而没有使公司的价值显著增加。按照玛格丽特.梅的观点,财务职能必须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操纵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