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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转型与文学研究中的知识的变迁问题 张荣翼当今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期，这里转型可以在多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它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技的以及人的心理的多方面的一种综合变化。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包含了两个重要方面的因素来对学科问题产生影响。一是社会变化造成了人文领域本身的状况可能发生的改变；二是这种现实层面的变化会使得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有所改变。两种意义的改变都是重要的，而且都可能对于我们看待文学的方式和结果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这样两种转型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文学研究，使得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一方面要保持学科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那么，在这种转型的
2、态势下，文学研究面临着什么问题和需要加以关注的方面就是指的认真对待的问题。以下，论者拮取三个方面的情形来作出一种整体转型基础上的几个片段的思考。一、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人类社会总是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这种状况在宇宙万物中莫不如此。不过在变化过程中，变化速度并不是匀速的，总会有时急时缓的起伏状态，在变化快速的时候，就可能引发按照过去常规不能运行的情形。另外，社会的转型可能出现一些跳跃，它会使得在此前的文化显得不合时宜。在欧洲历史上有过目的在于劫掠奴隶的战争，这种战争当然属于历史中的“恶”的表现，可是在更大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比之于战争中获胜一方就要杀戮俘虏的做法就显得人道多了；再又到了近代的资本主
3、义时代来临之后，资本主义也叫市场的自由主义，它与占有奴隶作为生产工具的时代比较起来，就是劳动者拥有了人身自由，劳动者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一端来谈判劳动力价格，这样的情形对于雇佣者并不见得是好事，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雇佣者会更多的考虑效率，而劳动者也会因为市场竞争关系，在劳动过程中争取有出色的表现，这样一种组合关系使得生产力可以得到很快的发展。在今天来回顾劫掠奴隶的战争，当然是一种很严重的犯罪，可是我们说它比之于单纯地杀戮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化也会有相应的变革要求。考察历史上的一些文化因素的表达，可以看到其中社会变革的影响。在我们阅读三国演义时，可以很明晰地看到其中的“忠义”
4、观念，它成为了人物评价的基本指标。在其中的武将水平中，吕布完全没有对手，应该算是武功第一人，可是无论是作者罗贯中还是后来受到小说倾向引导的许多读者，都不会把吕布作为“武圣”，而在作品中看来武功相对低一些的关羽则成为了“武圣”的不二之选。我们在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关羽有若干缺点或失误，如刚愎自用，私自放走曹操，大意失荆州等，但这些问题都不影响到对关羽的评价。关键之处就是关羽是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忠义”特点。而武功更高的吕布则先后背叛了自己拜认的义父，和关羽有着非常鲜明的反差。如果说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明朝时期，这种伦理观有着不可辩驳的正当理由的话，那么在故事发生时期的三国时代则未必如此。我们可以
5、看到，先秦时期的谋士们四处奔走寻求仕途，哪家任用才是选择的关键，所以就有孔夫子周游列国，秦国的韩非、李斯都不是秦人，而苏秦与张仪是同门，而由于所任职的不同，各为其主，于是就有苏秦佩六国相印对抗张仪所在的秦国，而张仪则以瓦解六国联盟作为己任。如果以苏秦、张仪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后来的国家政治，就是脱离时代；而反之以后来民族国家的思想来要求苏秦、张仪时代的国民意识，也是不得要领。这里就是社会发生了转型，以及相应的文化有了转型。在我们有些人的思想中，以为中国先秦到辛亥革命的漫长的 2000 多年都是一个不变的“封建时代”，至少从国家意识和国民认同感角度看并不是这样的。其间还涉及到中国官员任用制度的察举制
6、、荐举制到科举制的转换，这里官员任用标准绝不仅是人事制度变革，而是国家的利益集团新陈代谢的制度化变革，它甚至比改朝换代的变化毫不逊色。当然，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重大变化还是在近代以来的时期。马克思曾经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以往各时代所不曾遭遇的，它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格局。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社会生产推动了社
7、会变化的角度来指认社会的变革的话，那么黑格尔则是从他的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指认了这种变化，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现存世界里充满了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黑格尔用了“闪电般”“突然”这些词汇来说明变化的特点，而本来社会变化过程作为常态应该是“逐渐”发生的，它更应该如同生物生长过程那样，以观察者角度看来是自
8、然地出现的而非突然降临。按理来说，黑格尔作为注重辩证法观点来看待事物，他必然会强调事物的运动发展的特点，而在这样观点的人也会体现出对于变化过程的惊讶，足以显示转型过程中引起的断裂感。还应该强调，急遽变化的社会与文化作为一个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这里需要说明对于变化进程的解释。在传统社会里面，有一种固着于既有状况的力量，它面对变化会竭尽全力加以阻止，如果阻止不能奏效，就还会把变化解释为一种暂时的变故，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一切都会恢复原貌，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变化本身被纳入到了它的解释范围。可是，传统社会可能存在的这种起伏性的变化，在现代的社会变革中全然失效。现代以来的变化是
9、线性框架，相当于一个矢量化过程，一去不返。譬如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工，招募厂区附近的印度农民进厂工作，在工厂中对于业绩突出者、技术娴熟者加以提拔，除了待遇上可以高出一般工人，还可以充任公司的管理者，在一线生产中发挥引导者的功能。这样一种制度，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到的由中世纪出生决定人生转到了能力、业绩决定升迁的制度变迁。在印度，除了种姓制度的人的等级安排之外，农业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是长老、族长们拥有对于所处社区的话语权，而东印度公司采用的人事制度则是根据生产过程中的业绩，这样的话，当工人们在每天的工作结束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其实就可以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权威的制度评价标准。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一个
10、统一的过程，虽然社会与文化两者不能混淆，但在实际的变化过程中两者很难区别，也很难说是其中哪一种因素影响到另一种因素。麦克卢汉曾预言：“总有一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要发现，我们时代的广告是日常生活最丰富、最忠实的反映，它们对一切活动领域的反映超过了过去的一切时代。”丹尼尔贝尔则提出：“在当代社会，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本是技术上的发明。而广告术、一次性丢弃商品和信用赊买才是社会学上的创新。”两个人所在的专业兴趣有所差别，其观点也并不是同一的，但是都提及“广告”和广告制作的运作，会成为未来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子，而商业广告体现的是商业领域的话语，它是把人的欲望作为瞄准的目标，并且为了营销目的，需要夸大
11、所推荐的产品与欲望目标的对应关系，并且把欲望目标作为人生中的正面价值来加以包装。而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往往会鼓励尽量克制欲望，认为超过了人的生理需求的消费欲望是一种奢侈，在道德意义上是负面的，而在基督教到佛教中的禁欲主义，也在信仰角度把克制消费欲望作为一种人性完满的必要修炼，有时甚至低于生理需求的禁欲举措如绝食被看成是德行的积累。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在破除基督教教会的威权时，把禁欲主义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而突破禁欲主义之后如果没有相应的节制，也就很容易走向其反面的纵欲主义，这样一种变化在资本扩张作为动力的商业文化中适得其时，可在知识分子所立足的文化中难以找到支撑点，而知识分子在这样一种变化中
12、如果不是随波逐流的话，也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变化的深层次的意味在于，知识分子通过秉持知识话语起着社会的引领者的作用，而在这样一种变化之后，知识分子虽然也还并不缄默，但已不是文化的引领者。二、文化轉型过程中知识状况的变化文化转型必然导致此后的文化领域的知识也发生变化。美国学者奥康纳认为：“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 19 世纪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 20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 20 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他的这一认识，笔者自己感到难以对其验证，不过从中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是主导学科的变化问题，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一般有公认，即十九世纪是化学的世纪，二十世
13、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生物学、信息科学的世纪，等等。它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们的知识领域各部门进展并不平衡，二是各时期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的侧重点在移动。对于我们来说，文化与知识转型最明显的领域是关于中国自身的研究。传统条件下关于中国的学问都是中国自身来进行，如果也有别国来研究的话，他只不过是见证中国的研究而不能左右中国的研究。但是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著名学者陈垣曾经在 1923 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此后，他在 1928 年的课堂教学中对学生感慨：“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
14、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陈垣所说的“汉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它是外国学者进行中国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即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学科名称一般写为（Sinology），译为汉学，在国内，有时也被称为国学。在中国学问的领域由中国本位转向非中国本位之后，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坐标原点的位移，关于中国的学问已经不是中国学者自己就可以做出权威性认定了，它需要在国际的平台来审视。陈垣提出要夺回中国学的领先地位，最多只能期许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不能垄断学科的评议权。那么，陈垣所遭遇的难题是不是近代以来的学人们学力不逮造成了学科的衰落呢？可能在一些撰写学
15、术史的论著会如此论述，可是实际情况并不见得真是如此。中国学术在先秦时期是竞相各家自创新说，汉代兴谶纬之学，魏晋六朝时兴玄学，这些学问的趋向当然也有丰硕的成果，尤其先秦的思想史地位无可取代，可是它都和现代学术的要求比较远，主要就是大胆立论，缺乏经验求证、缺乏逻辑论证。宋代以来的理学风气才是接近现代意义的学术途径。宋明理学的具体观点固然不一定比之前各时代的宏论高明，但是它有论证的功夫。清代因为文字狱盛行，缺乏思想创造的自由空间，学者们大多跻身于小学领域，主要进行一些考据索隐的工作。其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加明清小学两者方法的结合，就是现代学术很需要的。所以宋代以后才是中国学术值得关注的时段
16、，直到清末。清末的中国学术比之于前代并未衰退，而是学科参照背景变化引起了地位的变化。其中两点很重要的参照标准：学术论著和学术文献的积累和罗织，就如今天的博士论文要求要有文献列表，那么中国古代是没有这一套的，论述中偶尔引述他人，也不讲文献出处，不对引述话语进行分析，就当成自明的道理，当成得出结论的前提。而且缺乏文化的比较视野，就是泱泱中华，唯我独尊，那么几乎每个创造出了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都会对自身文化有自豪感，而进入到研究视野就需要去除这种感情因素，这也是传统的学者不会采纳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就与欧洲学术系统发展而来的现代学术的路径不合拍，它难以被国际范围的学术共同体所接纳。陈垣提出要达成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学研究的领先水平，就不是重走老路可以实现的，必须在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系统上全面更新！罗素曾经说：“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