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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时代倒逼出的伦理问题 2015年10月26-28日，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作为视觉真实的纪录影像”国际研讨会，分别将“作为视觉证据的纪录影像”、“数字时代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列为大会主题。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本就是一个顽疾。在纪录片史上，北方的纳努克拍摄之后的两年，纳努克与他的族人们在内陆狩猎的时候，由于突遇风暴，再也无法返回海岸猎取海豹，终因冻饿而死。至今仍有不少人将纳努克之死想当然地、人云亦云地归罪于拍摄者弗拉哈迪，认为是纳努克过于投入配合拍摄而没有储存足够的过冬食物才招致死亡的。这“冤枉”的一段公案，打根儿上就透着纪录片与伦理道德之间难以妥协的仇视。然而，纪录
2、片在场与伦理道德的紧张，具有一种正反交互、无穷辩难的吊诡式的辩证意味。徐童导演的纪录片麦收就可见这种紧张关系的不可调和性与彼此间千丝万缕的关联。纪录片麦收“呈现了北京私娼的真实生活画面”（台北媒体报道语），该片的争论之声从未断绝，以至演变为一次次对导演的抗议、声讨、谩骂、寻找、预备诉讼甚至动用了警力。而另一面，由学者与电影节主办者、放映机构等组成了对徐童的支持方，有学者认为：“按照普世的道德标准去做事的时候，可能我们永远会被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个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了”这些年来，徐童导演还陆续创作了纪录片算命老唐头四哥挖眼睛等，他说：“拍(性工作者、算命先生、乞丐、智障)这类故
3、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因为我在努力做到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也让他们(游民)进入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这是一个更大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没有窥视，一切变成我就在现场。”其实说到底，这话里话外并没有真正否认纪录片在场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联，不然学者们也不会摆出突破限制的姿态来与伦理道德进行对峙。如果在纪录片创作中能够轻易地划分出在场与伦理道德的界限，纪录的权力获得与个体的权利保护也就不再构成伦理道德的“顽疾”了。此顽疾的存有，恰恰表明纪录片的在场行为无时不刻地缠绕着伦理道德的追问。在这种追问之下，我们才能不懈地试着
4、腾挪出一些缓和的余地。如今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再次论及纪录片的伦理道德问题，并非只是旧话重提，而是人类社会不断推进数字化生存所倒逼出来的结果。如今，数字技术不断地渗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纪录片创作成本降低、技术难度消除，使得业余与专业融合一体，拍摄更加方便容易，所涉及的社会面更宽，所介入的私密性生活也更深，并且影像制作可以任意篡改；加之新媒体不断地开放、兼容、共享，使其传播的速度更快捷，地域更广泛。这一切都使得纪录片的“在场”更加泛滥、随意、渗透、无序、强行。也难怪，焦虑的学人眼见数字技术对纪录影像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在努力探讨“作为视觉证据的纪录影像”的同时，又不得不在深入求证、求实、求真之外，努力去谋求“数字时代纪录片与伦理道德”的和解。 显然，在纪录片与伦理道德的紧张之处，又构成了另一层面的紧张。当然，这紧张之中透着的是责任。责任编辑：程缨-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