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情感书写的现代转型 邓 瑗（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摘 要：20世纪初的情感书写经由清末民初的写情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写情小说家的“情”论在多重面向之下承载着共同的维度，对古代性情论的承续一面为其提供了言说的资源，一面也限定了他们的叙述无法越出传统的范畴，最终只能走向自我否定新文学作家对“爱情”、“恋爱”的意义建构悬置了性情论的传统，通过对进化论、浪漫主义等的借鉴重新为情感的合法性辩护，从而衍生出情感书写的社会批判模式情感书写转型的动力既来自新文学，它的生成机制和对白话文的运用瓦解了写情小说家的话语资源，使后者不得不跟风而上；同时，写情小说家的转变也存在主动迎合的成分，情感自身的发展要求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为悲剧的产生寻求责任承担者关键词：情感书写；清末民初；五四I206；K250.6 ：Ａ ：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7－0157－04收稿日期：2015-04-12作者简介：邓瑗（1988-），女，广西桂林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情”的多重面向与性情论的维度20世纪初，在“小说界革命”倡导的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外，另有一股重情偏柔的写作思潮，它包括吴趼人《恨海》、符霖《禽海石》以及民初“鸳鸯蝴蝶”派的主要作品。
此时的作家表现出书写情感的巨大热情，几乎每一位作者都声称掌握了“情”的本质，他们创作小说的首要题旨便是“把一个真正的‘情’字写透纸背”[1](P10)从文化内涵上看，清末民初的“情”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意义指向吴趼人将《恨海》命名为“写情小说”意味着对“情”的一种理论探讨他的作品不再只是在叙述故事或发表议论时渗入浓厚的主观性、抒情性，而是有意识地以“情”为写作对象，探析它的内涵、来源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吴趼人的探索为晚清的“情”勾勒了这样一幅景象：它与生俱来，近乎一种无须培育或养成的天性；并且它构成了伦理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人们能够遵从伦理规范的本质缘由，也正是在具体的人伦关系中，“情”获得了实践的场域这样的论述似乎将“情”推向了宽泛的路径，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总名，但吴趼人也单单拎出了“情窦初开”，将世人所说的儿女之情或男女之情排除在“情”的范畴外与之相对照的是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虽然从《恨海》的出版（1906）到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出现，其间不过短短几年，关于“情”的论说却经历了一个转变徐枕亚在《玉梨魂》中说：“情之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屈能伸下之极于男女恋爱之私，上之极于家国存亡之大，作用虽不同，而根于情则一也。
[2](P561-562)这里的“情”同样具有泛化的倾向，从儿女恋爱到家国存亡，无所不包，无所不关联但与《恨海》显然不同的是，徐枕亚给予了男女相恋的感情较高的地位，它不仅是“情”的基本内涵，甚至在指涉其他情感类型方面也具有先在的基础性意义无论是吴趼人略为保守的情感论说，还是徐枕亚较为大胆的情感叙事，这些关于“情”的讨论仍不脱离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对性情论的认同上，它们与先秦以来的情感理论相互呼应，承载着共同的维度所谓“性情论”，是指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性”与“情”之关系的讨论不同于西方“知-情-意”的思维范式，传统哲学往往是将“情”放置在与“性”相对待的框架内进行考察的有学者这样说：“中国哲学伦理思想史上的性情论，一方面以‘情’激活了传统思想中某些已失去活力的部分，如礼乐、人性论等；另一方面又十分警惕非理性的情、欲可能走向自由无限性的倾向，这种警惕在‘情欲明清’（台湾学者语）话语背景的冲击下显得更突出[3](P5)这意味着，偏重于社会伦理的“性”往往占据先在的优势地位，“情”要么归顺于“性”所限定的伦理规范，从“性”那里确立自身的价值，要么因流于欲望与非理性而被逐出许可的范围，成为警惕的对象。
性情论的话语范式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都源远流长，即便晚明出现了较为激烈的主情思潮，其思路也未完全脱离上述范式的限定冯梦龙《情史类略》宣称：“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4]他将始于男女的“情”与六经联系起来，似乎赋予其至高的地位，但这样的论述也导向了一个反面的推论：当“情”须借助它的教化功能来获得保障时，“情”的合法化过程也构成了对它进行规训的过程这些哲学史上的讨论与文学史上的作品，为清末民初的情感书写提供了理论资源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小说家也为“性”注入了新的内涵，在强化处于家庭关系中的人应遵从的规范时，也突显了作为国家成员的人应肩起的责任和义务——爱国、保种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民初的情感书写只是在性情论的范畴内进行了些微的调整性情论的范式实际上支配了清末民初“情”的可能走向，这也解释了为何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张扬“情”的效力时，也常常表露出对它的恐惧事实上，徐枕亚的叙述本可沿着对作为个体的人之情感体验的表现进行延伸，获得更大的突破力度，甚至在其主观论述与叙述的客观走向之间已经出现了裂隙，为摆脱性情论的限定提供了可能。
在他的作品《玉梨魂》《雪鸿泪史》中隐约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情”并未导向忠孝节义的社会伦理，它是否还具有价值？这引向了对性情论在现实中可操作性的怀疑但徐枕亚的探索并未继续前进，他毕竟不是一位旧秩序的革新者，其情感书写也仍拘囿于性情论的思维范式因此，在“情”的教化功能失落后小说走向了对“情”的恐惧周瘦鹃多次慨叹：“这一个情字，原是世界上不祥的东西，从来也不知道坑死了多少痴男怨女！”[5]写情小说总是基于对“情”的颂扬与肯定，但在徐枕亚等“鸳鸯蝴蝶”派作家这里，“情”的颂扬却最终引向了自我否定作家们无法脱离性情论的思维范式，却又在叙述中探知了“性”、“情”的背离于是，一旦“情”的张扬不能上升为对“性”的再确认，在失去合法性的“情”与无可置疑的“性”之间，作家们只能通过撕裂自己来表达对传统的屈服和质疑二、“爱情”、“恋爱”的意义建构与社会批判模式的生成清末民初的“情”以男女间的情感为中心幅散开去，兼及对忠孝节义等道德的指涉，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含混的概念我们无法在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找到一个完全与“情”相对应的概念情感书写的现代转型，首先体现在言说方式上，五四作家对各种情感类型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别，不再以含混的“情”对其加以概说，而是在指涉男女间情感上使用了“爱情”或“恋爱”这样的表达。
据《汉语大词典》，“爱情”在古汉语中泛指“爱的感情”，如《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老者跌脚长叹：‘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忧惧爱恶欲我看你六情都尽，惟有爱情未除’”[6](P635)“恋爱”则是“爱恋；留恋”的意思，如明王廷相《雅述上》：“生计微则家贫无所恋爱矣[6](P801)两者特指男女相恋的感情是比较晚近的事由“情”转换为“爱情”、“恋爱”，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卡西尔曾指出：“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7](P45)我们如何表达一个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事物当徐枕亚等作家谈论“情”时，他们是在一个与“性”相对待的范畴内探讨情感，“性”所具有的优越性严重削弱了“情”的独立价值，使后者必须在前者的证明下才能获得合法性这样的情感承载了过于沉重的历史负荷，在“情”的颂扬与恐惧之外很难再开掘一条新的言说路径而“爱情”、“恋爱”在指称男女间情感上却是相对陌生的概念，它们能够为新文学作家重新理解情感、寻绎一条别样的思路，留下足够的空白因此，对“爱情”、“恋爱”的意义建构成为了新文学作家书写情感的重要方式首先，新文学作家抛弃了性情论的思维范式，在进化论的视野下从生物学的角度为“爱情”、“恋爱”提供了人性本能方面的依据。
周建人在《恋爱的意义与价值》中说：“我们要讲恋爱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不知道人类具有由动物的祖先遗传下来的本能，和人类既已进化以后的特有的精神作用，这两种人类与动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一样重要[8]这将男女间的情感问题还原为生殖繁衍的本能问题，从而消解了“性”、“情”之间的对立，使自然欲望与社会伦常一样得以整合至人性的范畴，情感也在人性本能的观照下获得了与生俱来的性质而当情感的善与不善都能够诉诸人性，它的正当性就不再受到质疑类似这样的情感认识在五四时期极为普遍，对“爱情”、“恋爱”双重性质的表达——又如“性的恋爱，是因性的生理作用，引起性的心理作用”[9]等，构成了新文学作家书写情感的基本模式由此，情感摆脱了传统性情论的束缚，获得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五四作家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对歌德、雪莱、拜伦等诗人的译介拓展了情感书写的话语资源，这些浪漫主义诗人对情感的推重也为五四作家的主情提供了来自异域的肯定例如，郭沫若在翻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为它作了一篇序言，其中谈到歌德思想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几个要点，首先便是“他的主情主义”——“没有爱情的世界，便是没有光亮的神灯他的心情便是这神灯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种种图画，在死灭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10]。
五四时期的人们站在一个历史的临界点上，自我心灵的探求、家族伦理的认识、国家命运的感知，使他们陷入一种普遍的幻灭与绝望而在探索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道路上，爱情起到了给人以劝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新唤起对人情温暖之感念的手段对“爱情”、“恋爱”的意义建构使情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作家没有意识到情感可能带来的矛盾、纠结等情绪在五四小说中并不缺乏对爱情与痛苦的思考，如庐隐《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其主人公在情与理的漩涡中激荡，几乎陷于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相似的悲情境遇但与后者在探知“情”的悖论后走向对“情”的恐惧不同的是，五四作家对痛苦的来源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既然情感不再受到质疑，那么就必须从情感之外的因素上寻找原因于是，他们看到了专制家庭和不良的婚姻制度，并对这些阻碍情感完满的力量展开了批判由此，原本集中在情感内部的矛盾逐渐外化了在性情论中，“性”的无可怀疑性要求“情”从前者那里确立自身的价值，而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情感只能自我消化情感体验产生的所有负面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对情感的张扬还是对情感导致的悲剧的探因，都必须在情感内部完成五四作家以“爱情”、“恋爱”之名进行的情感书写，使情感重新获得了寻求合法性的方式，摆脱了可疑的性质。
于是，情感冲突由其内部扩散至情感与社会制度之间，社会制度成为了批判的对象由于悲剧找到了源头，痛苦便不再只是痛苦，而是被感知成了抗争的动力就像冯沅君在《隔绝之后》中说的：“这样的环境，对于他们爱的花是肥料，不是砂砾；对于他们爱的火是油，不是水[11]至此，新文学作家的情感书写已衍生出新的要素鲁迅说过：“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胡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12](P301-302)他敏锐地感知到了以《终身大事》为代表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言说方式这篇作品较早地将富于个体意味的情感问题阐释为了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情感书写的社会批判模式新文学作家的情感书写影响极大，甚至波及到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在20年代的创作1921年，《礼拜六》在周瘦鹃的主持下复刊重新出现的《礼拜六》为适应文坛的新环境做了许多变革与调整，例如，在编辑体例上，取消了小说类型的划分，向新文学刊物靠拢，也刊载了一些蹩脚的白话诗在情感书写方面，《礼拜六》上的一些作品——如素纯女士《侬之恨史》、张敏笙《恋爱的变迁》等——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