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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 一 问题的提出近年来，教育要“拼妈”一说盛传于网上和坊间。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时政新闻评论专业网”的“半月谈网”也发文称当今已进入“拼妈时代”家有学童的妈妈不仅要“替孩子做手工作业、带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组织同学间的聚会，甚至要帮老师发表论文”（余靖静、朱青，2014）教育“拼妈”说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将“教育拼妈”输入百度百科，有关词条就有218万之多。但“教育拼妈”作为媒体语言，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而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笔者带着这个问题通过前期实证研究证实，“教育拼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都市普遍存在。1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形成
2、“教育拼妈”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如何从阶层、阶级和性别的视角来分析其实质？“教育拼妈”的兴起，对家庭性别分工和母职意识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变化的趋势如何？二 教育为何要比拼？竞争型教育与“家长主义”的滥觞坊间所说“拼妈”是指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比拼，母亲不过是直接行动者。需要将这一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分析，才能回答个体家庭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比拼这一问题。1.全球化催生的“竞争型教育”劳德等（Lauder et al，2006）将始于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全球化”与“个体化”两种趋势。全球化使国家成为“熊彼特竞争型国家”，个体化则将个体变成了“竞争型个体”。随着
3、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均为可能丧失“全球竞争力”的恐慌所笼罩，因教育效能降低而丧失竞争力的危险尤甚，即使是牢牢占据着教育领先地位的英美等国也不例外。如美国80年代由总统里根委托有关部门起草的教育报告的标题即“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这一国家危机意识使得教育最终和市场化竞争紧紧捆绑在一起。此外，知识经济兴起也进一步加剧了“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化”和“基于文凭的地位竞争”。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且社会结构逐渐固化，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说教育尚能为人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制度性“出口”，那么，在依据“知识-技能”拉大阶层分化的社会中，无
4、数家庭就必然会把投资教育、让子女通过教育竞争以实现向上流动作为目标（卢乃桂、董辉，2009）。这就使个体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比拼”变得格外激烈。2.市场法则的入侵和“家长主义”的滥觞在发达国家，教育的现代化大多经历过普及教育、追求教育公平的改革历程。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凭借教育必须提升本国“全球竞争力”的话语，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英国的教育与政治经济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分析了英国教育史上曾经历的三波浪潮后指出：自1988年实行教育改革法案以来，右翼正以市场之名，以个体选择自由、家长自主择校、教育效能等说辞，用“家长主义
5、”（parentocracy）取代了第二波改革浪潮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取向，以在教育领域推行私有化重建。所谓“家长主义”，是布朗提出的一个反映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概念。“家长主义”与强调机会均等、能力导向的“能力主义”相悖，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强调家长“自我选择”、自己负责，让教育成为依家长的财富和意愿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Phillip Brown，1990）。细读布朗“家长主义”的论述，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家长主义”创造了一种以市场化原则为特色的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教育市场化将家长变为教育产出的消费者，由他们选择决定孩子要获得怎样的教育。但是，家长
6、的选择教育产品的能力显然受到他们所属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本的限制。强调自由竞争显然扩大了学生的差别，削弱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平等的价值取向。第二，“家长主义”似乎尊重家长的自主选择权，强调家长介入教育、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实际上家长对教育大到教育制度，小到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影响甚微，学校更愿遵循市场原则，把教育机构当作企业经营，与家长进行利益交换。第三，凭借“家长主义”，国家重新建立了它与教育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它对教育组织和内容的控制，使权力更为集中；另一方面国家只确保“家长自主选择”的主权，却降低了它在教育选择和结果上的责任。总之，即使面对教育产出不平等的严酷事实，政府也无须对此
7、担责。个人教育的成败应该由“投资者”家长的选择偏好和介入能力负责。“家长主义”概念揭示了英国教育不平等的再生产和使这种再生产合法化的机制。作为意识形态的“家长主义”不仅影响了英国，美国等国家也都先后经历了择校运动、扩充儿童家长的自由选择等教育市场化重建过程。布朗所说的“家长主义”迹象也已在我国出现并蔓延。尽管中国教育部门坚称一向坚持“促进义务教育向公平、公正、均衡的目标发展”的非市场化原则，但实际市场原则已成为教育场域中强有力的行动逻辑，对公共教育亦形成巨大的侵蚀。以愈演愈烈的家长择校为例，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查，在择校寻租最严重的北京市三个教育大区，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电脑就近派位入学的
8、比例不到50%，其中两所最著名的重点中学是0（周冯灿，2012），超过半数的家庭要通过择校去争夺优质教育资源。除了部分拥有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家长，可以以“共建生”“条子生”“缴费生”等形式进行择校，其余家长只有走参加培训班、“推优”、特长生等择优入学之路，这强烈冲击着教育的公平性。2三 “家长主义”批判：阶层、阶级的视角国外一系列研究表明，在相当普遍的范围内学生的教育成就与其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Coleman et al.，1966；姜添辉，2005）。尽管目前教育尚未能做到为所有阶层的子弟提供同样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但是起码在未曾开启教育市场化之门前，平等的受教育权作为儿童一项基本权利
9、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教育公平亦为各国教育改革的普遍诉求。如1966年美国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就曾雄心勃勃地期许：教育要做一件以往社会从未做到的大事，就是“解放孩子的潜能，使他们免于因为出身和社会环境而带来的不平等”（Coleman et al.，1966）。但如布朗所言，家长自由选择和自由市场的逻辑，使教育“回到原点”，重新进入“一个以社会阶级作为教育组织原则或教育选择基础的状态”（胡金平，2012）。因制造和不断扩大教育不平等，“家长主义”遭到布朗等左翼学者的激烈批判。布朗指出，在“家长主义”主导的教育第三波袭来之时，所有社会阶级的教育投资都增加了，但只有“有能力的家长”能为孩子购买有优势竞争力的
10、教育产品，如那些比工人阶级拥有更多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家长（胡金平，2012）。中国的研究者也指出，当义务教育体系外滋生出庞大的“隐形市场”、教育变成“隐形市场”下的竞逐之时，边缘弱势群体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文东茅，2006）。一些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弱势群体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并无话语权（胡金平，2012）。人民日报也对教育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公导致“身份壁垒”的强化，发出“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的强烈质疑。如何看待教育“拼妈”现象？半月谈文章引用了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妈妈的话：“拼钱、拼权、拼地位、拼关系，我拼不了，唯一可拼的是辅导和指导孩子学习。”也就是说，“拼妈
11、”是妈妈在助力孩子拼能力，这要比拼权和钱公平得多。光明日报一篇署名文章也认为：“相对于拼爹而言，拼妈应当算是一种进步。拼爹拼的是父辈的权势和财富，破坏了社会公平、阻碍阶层流动，所以遭人诟病。而拼妈则是一种个人竞争，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陈方，2014）但是，“拼妈”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比拼，而且是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比拼。对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皮埃尔布迪厄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不是一种资本而是两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权力地位，决定社会空间结构，主宰团体和个人的人生机遇和轨迹。与通过家庭内部财富传承的直接再生产不同的是，“新资本”（文化
12、资本）是以学校为中介的再生产。文化资本看上去似乎是资本持有者所天生固有的，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家庭来累积与传承的，因此文化资本非常适合于将社会特权的世代传承合法化，尽管民主理想试图去打破这种传承（罗克华康德，2003）。和西方自由择校、家长介入教育多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相仿，中国比拼教育最有力的也多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中产白领母亲。还应该看到的是，“拼妈”的背后仍然是“拼爹”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不仅是母亲的精力和智力，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资本支持。孩子上“补习班”以及购买天价学区房，都是一笔不菲的支出，被平民称为难以攀爬的“教育大山”。这使那些无论在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方面都无优势可言的低收入劳动者难以
13、企及，我们调查中那些蓝领家庭包括进城务工家庭几乎都放弃加入这一场无望的竞争。四 性别化“家长主义”批判：性别的视角批判教育社会学对家长主义复制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往往到此为止。他们对阶层、阶级化的差异有着敏锐的洞察，但独缺性别的视角。实际“家长主义”不仅是阶层、阶级化的，也是高度性别化的。它在复制阶层、阶级间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复制性别的不平等。1.“拼妈”与“父亲缺席”的教育人们常常要问：教育“拼妈”，爸爸去哪儿了？当教育“拼妈”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之时，意味着多数家庭是由母亲承担起子女教育的主要职责，也意味着形成了“父亲缺席”的教育模式。2012年上海一项对16个区县学生
14、家长的配额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时由母亲主要负责与学校联系的占63%，由母亲主要承担家庭教育职责的占62.4%，而父亲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7.1%和30.6%，参与度明显偏低。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父亲尤甚，主要承担家庭教育的比例低至23.2%（张欣驰，2013）。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有职业的母亲中52.5%承担了辅导孩子功课的“大部分”或“全部”，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16.4%（宋秀岩，2013）。在笔者的实证研究中，教育职责大多由母亲承担，父亲也不是全然不参与，但都是间断性、“一时兴起”式的。一方面多数父亲缺席教育，另一方面指责妈妈教育不当却相当普遍。家长主义的逻辑是家庭要为教育的失败负责
15、，而性别化的家长主义则认为母亲应为家庭教育的成败负责。2.“教育拼妈”：“男主外女主内”分工的延展父亲们为什么多数会缺席教育？最普遍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男人们要忙于事业，挣钱养家，无暇顾及。一项网上调查显示，37%的网友认为父亲低度参与教育是因为“养家压力大，男人难兼顾”，另有9%认为父亲低度参与实属“正常，符合传统”（戴慧菁，2013）。可以说，“教育拼妈”和父亲缺席教育并存，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在今天的延续，但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教育职责向家庭延伸之时，家务劳动的内涵和性质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尽管家庭中的照顾劳动，包括照料学童的生活，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精细化，但毕竟
16、是家务劳动的传统组成部分。而家长大量介入教育的要求，使得管理辅导孩子的课业、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交流，也都进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尽管介入教育、课业管理劳动的智力成分要比照顾性劳动高，但同样是一种琐碎、耗时、耗费心力，且无酬、难以估算其价值的劳动。尽管现代家庭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分担了家务劳动，但只要女性仍然被视为家庭事务的主要责任者，母亲承担比拼教育的主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男人们不喜欢为他们认为耗时又不重要的事浪费时间，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能够产生市场价值的工作和应酬。男人应该保持男性气质也是他们不高兴在妈妈扎堆的家长委员会、家长QQ群和培训班现身的理由。但是男性对孩子教育也不是不关心、不介入，他们往往要在关键时候出马，比如择校、升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