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论述（2011~） 一 背景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立执业规范和从业标准”，我国的社会工作[1] “专业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央组织部等18个部门于2011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个文件被认为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央组织部等，2011）2012年，中央组织部等19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这个文件为“专业化”进程设定了战略性目标：到2015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50万人，其中具有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达到同等能力素质的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5万人，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达到同等能力素质的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1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其中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20万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3万人。
中央组织部等，2012）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首先，提供社会工作教育的高校由2000年前的28所增加到2010年的258所；招生人数也由2000年前每年千人左右的规模扩张为一万多人另外，全国还有60所院校提供专科层次的社会工作教育为了进一步提高办学层次，目前已有60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教育，每年共招生2000多人（柳拯，2012）其次，截至2013年，专业人才总量有36万多人，其中12.38万人已通过初级或中级社会工作师考试最后，2013年全国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达17.3亿元，比2012年增长38%财政投入的持续增长扶持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蓬勃发展：2013年全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有2000多家，比2012年增长一倍多（新华网，2013）在此背景下，大量的学术研究不断地论证社会工作在我国“专业化”的合法性然而，伴随着这种拥护“专业化”的话语论述，学术界也产生了另外一种“去专业化”的话语论述，对“专业化”进行反思和质疑究竟这两种话语论述各包含什么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情境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话语论述呢？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工作学者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著作中归纳出“专业化”和“去专业化”两种观点，然后将双方的观点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下进行批判性分析，希望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 “专业化”的话语论述“专业化”是我国大部分社会工作学者和相关政府官员所赞同的发展方向其论证逻辑如下首先，市场经济改革给我国社会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改革使原本的求助途径削弱甚至消亡王思斌（2001a）从制度和文化两个角度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求-助”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助人系统民间助人系统指来自家庭（家族）、邻里和亲友的帮助与互助；官方助人系统指城市“单位”对其成员及家属的保护，或者政府组织的“剩余型”社会救济王思斌（2001b）进一步指出，城市化、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对民间助人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官方助人系统瓦解简言之，剧烈的社会变迁极大地削弱了旧体制助人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助人系统功能的减弱使社会问题大量涌现以下引用的内容——助人系统功能的减弱导致社会问题出现——在其他拥护“专业化”的文章中十分常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随之减弱，人口流动增加，民工跨区域流动频繁……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减少吸毒人群、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如何缓解由社会压力所造成的挫折感、如何降低不断增长的离婚率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如何降低犯罪率、自杀率等。
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所要面对的林卡，2009：65-66）其次，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专业化”的话语论述认为发展社会工作要顺应“社会职能分化”、“政社分开”的要求一般来说，其论证有两个依据：一是要改变政府职能越位的现状，将原来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福利和服务功能交给社会工作机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包揽社会服务性事务的弊端日渐突出，迫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服务职能逐步剥离出来，使之逐步地回归于社会，回归于社区徐永祥，1999：54）另一个依据是要补充政府职能的缺位：政府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扶持社会工作机构，共同参与社区的治理（徐永祥，2006）例如，刘小霞和徐永祥（2004）分析了“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全国首家由专业社工注册、非营利性质的民间服务机构）如何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迎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宏观社会形势，承接政府的项目，以民间组织操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最后，“专业化”的话语论述还指出：社会职能分化下诞生的社会工作职业之所以能有效地解决由市场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其“专业”的理论和方法。
王思斌（1998）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概念进行了归类，认为“专业社会工作”是由受过专业培训、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人员，提供救困解难的社会服务这种“专业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有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人员志愿从事社会兼职的“普通社会工作”，而且它比“行政社会工作”——由公职人员（如民政部门的）对其所负责的困难群体提供服务——更注重“专业”方法因此，若想在原有“行政社会工作”的基础上嵌入“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化”论者提出我国的社会工作须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性”，从而获得政府让渡的服务空间例如，“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之路”应是“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会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嵌入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嵌入发展”（王思斌，2011：222）另外，党和政府也希望通过强调“专业”来凸显我国社会工作的合法性例如，现任民政部人事（社会工作）司副司长柳拯（2012）曾指出：长期混淆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与一般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区别，混淆职业化社会工作者与一般社会服务人员的区别，或者忽视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和职业化社会工作者的特殊职业要求和价值理念，将导致专业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因此，前面介绍过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就将“专业”放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首位。
在其出台的过程中，考虑到公众对“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等概念存在非专业和过于宽泛的理解，相关部门特地在终稿中从题目到内容都将其缩窄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将其定义为“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柳拯，2012）综上所述，“专业化”的话语论述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方和民间的求助系统并不能在新的社会体制下解决由市场经济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职能的分化必然促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由其来承担提供社会服务的任务，从而发挥维护社会和谐的功能这种论述的逻辑普遍见于拥护“专业化”的文章（如刘继同，2007；Xiong & Wang，2007；Law & Gu，2008）中三 “去专业化”的话语论述针对如火如荼的“专业化”发展，另一种持相反意见的话语论述也逐渐形成去专业化”从根本上反对市场经济改革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话语论述十分警惕“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在助人活动中的使用这种话语论述关注的核心在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怎样在“专业化”的过程中获得权力，以及这一过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论证逻辑如下首先，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实质上是威权政府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通过赋予社会工作“专业”权力，改变其统治方式的体现这一政治意图通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须控制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建构有研究描述了山东省一个社会工作组织如何从民间自发的身份演变为受政府认可和资助的组织的过程该研究指出，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在于草根的社会工作组织所倡导的“道德资源”（如“关怀”和“利他主义”）必须与政府所拥护的价值相一致当草根社会工作组织的服务真的能够实现这些价值时，它就能积累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从而获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然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组织应当如何实现其他不被政府所拥护的价值，这就成为社会工作组织面临的严峻考验（Xu，2013）其次，控制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建构，是为了使其成为一种统治技术有学者认为，威权政府在官方的话语论述中巧妙地将威胁社会和谐的因素都推到个人身上这样，威权政府就可以在政治理念上提出“以人为本”进行应对，在统治技术上就可以利用注重“心理功能”、“人际关系”的社会工作进行处理在政治理念和统治技术相互交织下，威权政府就能更新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Leung et al.，2012）。
当“去专业化”的话语论述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威权政府的合法性相挂钩之后，该论述认为，“专业化”的进程必定要求社工偏好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理论和方法简单地说，社工首先要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运用具有推论性和预测性的理论去认识“真实存在”的问题然后，社工再采用具有效度（已被验证有效）和信度（具有重复性结果）的介入模式来解决问题最后，社工要使用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方法（如实验法）来证明自己的介入是具有成效的如果把“专业”等同于这样一套实证主义逻辑的话，我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必将向“个人-客观”取向发展，如心理治疗虽然这些理论和方法更容易将社会工作显示为一种“科学”的助人活动，但是也会使大陆的社会工作受困于“技术化”，从而忽略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对社会问题的影响（雷杰，2007）正如张和清（2011：38～39）所断言：众所周知，目前引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技术是功能主义取向的，强调问题个体化，主张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决案主的问题，这是修修补补的社会工作……将个体的困扰简化为心理疾病或群体症候，忽视精神疾病的社会根源，是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最后，尽管“专业”社工标榜“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专门的训练和资格的认证，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效未必比“非专业”的工作人员更好。
朱健刚和陈安娜（2013）通过对一个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个案进行分析，尝试揭示当“专业社会工作”嵌入“行政社会工作”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他们认为，“专业”的身份认同使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工刻意与其他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保持距离，并不重视这些基层组织和人员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实践智慧在实践中，“专业”社工的工作成效看起来还不如这些本土的社区工作者这样的局面反过来削弱了“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式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性朱健刚和陈安娜（2013：18）甚至宣称：“专业社会工作若是继续持有‘专业社工是最有资格从事社会服务的专业神话’，为行业设置自我保护的门槛，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原有街区治理体系的排斥和干预因此，“去专业化”呼吁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评价应降低准入门槛郭伟和（2005：34）提出“实践取向的社会建构性的新专业化道路”，指出只有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岗位相结合才是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现实道路：资格认证似乎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在社会公众和其他行业都还没有认识和接纳社会工作的情况下，自己关起门来搞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