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能否在不同经济区域间协调互应，已成为体制改革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问题因此，制定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必须突破传统模式，要在充分把握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并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内容和实施手段本文将以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及体制改革为典型，探讨上述有关问题一、西北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西北地区包括三省两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303.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31%，是我国经济区划中面积最大的区域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多变，高原、荒山、沙漠、戈壁占据了全区大部分土地面积该区西南至东北分别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等8个国家接壤，国境线长达5600余公里，边境县34个西北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多民族聚居区，有近50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477.07万其中，甘肃的少数民族比例达54.5%，青海57.5%，新疆61.9%主要民族包括维吾尔、汉、藏、回、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等1993年全区总人口为835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5.5人，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从经济资源领域看，西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属于典型的资源开发主导型地区目前，最具优势的资源主要是矿产、光热水土、电力和旅游仅新疆现已发现的矿种就有9大类，129种，其中有76种已探明储量，有43个矿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西北地区是中国唯一尚存大面积可开垦土地的地区例如，新疆有24.9亿亩土地，其中农牧林可直接利用的土地10.28亿亩，占全国农牧林宜用地的十分之一；宜牧草原面积8.03亿亩，可利用面积7.22亿亩；耕地面积4670万亩，后备耕地资源总数近1亿亩从发展水平看，西北仍属于全国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1993年西北地区生产总值为1658.96亿元，比1990年增长68.08%；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5.3%、42.6%，32.1%，经济结构已经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自1995年通过区域内自我调节实现粮食自给以来，新疆、宁夏现已成为粮食调出省区，棉花产量已跃居全国第一位，甜菜产量也位居前列199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1658.0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62.92元除陕西省外，西北地区的工业整体水平还较差，尽管门类齐全，但骨干型企业和高效益企业很少1993年西北工业总产值2072.14亿元，仅占全国的3.93%。
从经济实力和效益上看，西北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呈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是总体经济.实力的差距西北的经济规模比较小，与沿海相比，1994年人均GDP差距已经扩大到3810元第二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近几年虽然各地经济发展较快，但工业增速多数年份仍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例如，1978～1992年，新疆与东部人均工业产值的差距由379.37元扩大到3056.38元，扩大了7倍第三是经济结构的差距由于工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1994年新疆的工业增加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现代工业比重较小，轻工业比重较大，而且80%以上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粗加工工业在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工业企业比重较低1993年西北地区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接近80%，比全国高30多个百分点集体工业产值占15%左右，比全国低20个百分点，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仅占5%，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第四是经济效益的差距1994年西北地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只有70%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不到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第五是居民收入的差距新疆的职工平均工资1990年比全国水平高149元，而1994年变成低429元，在全国的位次由第5位降到第U位。
概括地讲，西北地区经济目前仍处于低起点、低基础、欠帐多、不平衡的状态从地方财政收支看，西北省区是我国最主要的依赖中央财政补贴的地区之一近几年财政收入远远低于财政支出，预算赤字逐年增加目前，许多企业职工工资不能正常发放，政府部门基本的办公经费得不到保证，正常的事业发展经费得不到供应，地方建设资金缺少来源，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一些贫困县为发工资和维持机关的办公，大量挪用国家支援的专项资金，由过去的“吃饭财政”演变成“吃专款财政”二、西北经济发展的硬约束与软约束虽然在全国范围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中，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区域，但各省区的发展水平仍有显著差异从经济发展的差别看，陕西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其他省区新疆的农业生产能力，尤其是粮棉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在国内也已排在前列相对而言，宁夏、甘肃、青海的经济实力最弱从社会发展结构看，除陕西省外，其他省区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使大西北的社会结构比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区域都更具有复杂性从自然条件看，大西北占据中国六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面积，其中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
其中，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属于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地区之一，甘肃的定西高原属于人类生活禁区，陕北的黄土地属于中国最贫困的地方，新疆的南疆地区被沙漠和戈壁所困扰，农牧业发展异常艰难由此可见，在制定西北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策之前，首先应准确地分析制约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约束和软约束一）制约西北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概而言之，所谓硬约束，系指严重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自然、地理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就我国西北地区的情况而言，硬约束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失衡，使得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时至今日，西北的生态环境仍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人类有效生存空间日趋狭小，新资源开发成本不断提高因此，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相关的投入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因而不能用“投入—产出”效益作为资源开发的衡量依据，西北生态环境的改善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其次是生产问题，最后才可能去谈盈利问题今天，西北地区生存环境的硬约束重点表现在沙漠化、草场退化、春旱夏洪、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和风灾雪暴等方面2.恶劣的地理条件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如前所述，西北地区生产性资源相当丰富，经济和社会发展潜力很大。
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祖祖辈辈盲目开垦，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不复存在，大量水土流失引起地貌结构发生巨变，最终形成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更为严重的是，日趋复杂的地表构造和封闭的社会环境阻碍了当地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极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加之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制约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3.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绝对依赖性和边际效益约束目前，封闭的社会环境、游牧与分散居住的生存方式，使西北一些贫困地区的农牧业仍处于近乎原始的生产状态在南疆、甘南和青南地区，建国40多年来牧业生产条件改观甚微，仍流行粗放管理，围栏和种草面积极小近年来草场退化异常严重，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大，当地居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低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管理，并且加之草场建设和投资严重不足，仍有相当多的牧民过着游牧生活种植业生产中，农田缺乏整治，对土地的投入极度匮乏，农牧民向自然的索取大于给予，基本上仍是原始的、掠夺式的生产方式，现代化农具极少使用当地居民中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对先进生产技术与种植方式仍存有极强的排斥力在南疆地区，虽然一些县乡的绿州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大面积的吨粮田和高产棉田，但种植业产量的突破是以超高水平的投入为代价的，因此农民的边际收益已经开始下降。
例如，合田县拉依卡乡通过发展桑粮间作、果粮间作，使土地的利用面积和粮食单产远远超过了内地许多农区，但因为在水利设施、肥料和用工等方面的成本很高，单位面积的纯收入反而低于内地，1994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740元二）制约西北经济发展的软约束所谓软约束，系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宏观政策偏离国情和地情，居民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同形势发展存在差距，上述由政府和居民的主观意识形成的对经济和生活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政府行为改变与创新的难度大于中国任何其他地区从表面看，西北地区的政府管理体制依然不能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政府机构庞大，部门雷同，改革受到的阻力较大但从深层次看，西北经济改革的环境与东部地区有质的不同，表现有三：一是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与东部有很大差异西北地区，特别是“老、少、边”地区的政府，必须把解决居民温饱、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抓好安定团结作为政府职能改革的前提，不能以牺牲社会安定来换取即期经济的发展二是西北的地方经济实力在改革初期就与东部地区处在不同的档次上，加上可开拓的市场空间远远小于东部地区，所以，即便能够在改革进度上与内地同步进行，也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三是改革所选择的突破口不同东部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始于市场要素最活跃的领域，如乡镇企业、经济特区、股份制企业改造、民营企业经济等，最后才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造因此，政府对改革的承受力有一个适应期和过渡期与此同时，西北的改革则别无他择，从一开始就只能拿国有经济开刀，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在经济基础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条件下，西北地区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很难获得与东部地区各省市平等的竞争地位其结果，各地各级政府对待改革大多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中央催一催，下面动一动由此可见，期望和要求西北省区象东部一样，大幅度地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不现实的由于东西部之间在体制上差异越来越大，使得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和商品交易越来越难以协调，并使得全国性改革政策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贯彻实施政府行为的差异，又使东部和国外投资者必须同时面对“两种市场运作方式”，从而严重制约了西北各省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2.投资体制落后，至今仍在“等、靠、要”的传统模式徘徊最新统计资料表明，在社会总产出中，国有经济占70%以上的省份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而国有经济低于30%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至1994年，国有经济的亏损面已达40%，其中西部省份的亏损面接近6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综合经济发展模式上，东部与西部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东部国有经济的亏损可以通过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予以弥补，国有经济的亏损与全社会经济的增长并存，从而并未影响东部省份综合实力的提高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缺少其他非公有经济的支持，迫使当地政府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对国有经济部门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例如，当地政府为筹得应有的行政开支费用，对所辖国有企业强行摊派其结果，效益较好的企业被严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亏损企业则更是泥牛入海，最终导致全区工业自我发展能力日趋萎缩西部国有工业的发展需要创造一种崭新的运作机制，但要创造和取得效益，各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界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等、靠、要”观念从我国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趋势看，西部的发展在相当一段时期不可能摆脱以资源输出为主体的模式，初级工业产品市场价格信号的传递仍然会因资源紧缺导致国家干预，因而出现断点，东西部之间不平等的商品交换只有在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完全建立起来后，才可望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个大背景下，西北单纯地等待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只会因市场切块和回报差别的约束而难度不断加大因此，不论东西部在宏观上的体制差异有多大.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西北企业均必须主动地以市场行为替代传统的计划行为。
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下，制定一些更为灵活的外资政策，以期弥补与沿海地区间存在的地理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