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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时代（上）计划时代（上）1952 年 8 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他此行的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中国政府此前集中一批顶尖的经济行家，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结果拿给苏联征求意见时，苏方认为：它不仅不像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像。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 14 个副主席，每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60 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简言之，就是在经济运行中体现两个“作用”：市场在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今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是因为
2、无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实践，明晰各自的优长和短处，拥有特殊的经验和体会。经济计划是怎样编制的？ 向苏联学习搞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述过社会社会将实行计划，眼前的事实是，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经过 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便迅速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为反战争积累了物质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较好地执行了战后复兴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大大超过战前水平，重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相应，联合国也一度把实行计划经济的国
3、家等同于社会国家，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等同于资本国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推崇计划经济，是理所当然之事。就新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显然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通过计划体制，采取高积累机制，集中配置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则是务实可行的选择。这也是新中国的两大政治优势，即执政党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领域自然延伸。再说，新中国成立几年后，通过接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用计划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实上已开始逐步实行起来。为了尽快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领导层在干部配备和机构设置上，花费
4、了很大心思。陈云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计划制定工作，他的副手李富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 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奉调进京，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6 年，又增设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负责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和编制。计划工作和计划机构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在新中国，率先实行经济计划的，是重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四面八方的优秀干部和大学毕业生被选配到东北工作。1951 年夏，23 岁的_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他的直接上司袁宝华处长，后来长期担
5、任国务院经济部门领导。东北工业部当时约有 10 个处室，计划处是最核心的部门，人数最多时达到 180 人。有了优秀的领导干部和人才配备，还有苏联的帮助，制定经济计划看起来应该比较容易。然而，当新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真正做起这件事时，却发现困难重重。最先碰到的问题是专业人才准备不足。政府体制内真正能够打算盘、看图表、找资的人才很少，矿产资的调查资料更为匮乏。搞经济建设计划，重点是搞工业建设的计划。什么是工业？陈云的提法很有意思：“戳穿西洋镜来说，工业是一个叫&ls;地下，一个叫&ls;机器。”“地下”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地下资的勘察与开采;“机器”最基本的是工作母机，地下掘出来的资要
6、靠机器来加工，才能成为工业品。机器制造本来不易，要把地下的资找出来就更难了。旧中国留下来的地质专业的毕业生只有 20_多人。1952年 8 月，地质部成立时，国家培训和调集的技术人员也只有 1000 多人。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这点勘察力量太小了。同时，进行矿产普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资料很难整理出来。旧中国留下来的有关地下资分布、储量、构造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当时，苏联对寻求帮助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没有拥有地质资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许多多的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你们怎么建工厂呢？”不仅地质人才和资料匮乏，统计人才的情况也不乐观。据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当时苏联
7、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品有 3000 多种，中国只有 300 多种，其中只有 30 多种有统计资料，其余都是参考有关资料估计的。为此，国家计划委员会就要求统计局增加统计报表。由于要求过高，一时报不上来，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之间就常常发生矛盾。这就是当时中国开展经济计划工作的实际水平。那么，制定经济计划的具体流程又有什么要求呢？今天的人们对下面的描述或许会感到惊讶。中国采用的计划方法是主要产品平衡法，这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以女性必戴的发卡这种产品为例：做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对全国妇女的发卡用钢情况进行测算。近 6亿人口约有 3 亿女性，除了小女孩以外，成年女性都需要發卡，一个人需要几对发卡，换算成需要的
8、钢铁数，由此确定生产发卡需要多少吨钢。以此类推，当各行各业都计算出需要多少钢铁后，海量的信息汇集到国家计委，形成一个钢铁生产计划总量。随后，又根据钢铁生产总量的需求，来计算需要多少煤、多少电以及相应的交通运输能力。有了各行各业工业品生产需求的总数后，接下来就要计划需要增加多少工人和城市人口，需要多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农产品的保障，等等。由于计划各参数之间互相影响，如果其中某些参数发生变化，原定计划就要重新制定。比如，实际生产中一旦钢的产量达不到，其他都跟着削减;如果钢的产量比较多，其他相关产品也要相应增加。于是，有些地区和部门，直到当年的 12 月，还在修改这一年的年度计划，被人们戏称为“一年四
9、季编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编制计划就像小孩子搭积木一样，稍有不慎，一块没有搭好，就可能导致整个积木坍塌。当时编制计划的作业方式，主要是打算盘、手工画表，一旦某個数字错了或者漏了，接下来的计划表格就全都不准确，必须重新计算。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比如，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营天津酒精厂产品比较单纯，但作起生产计划来却不那么简单。学自苏联的计划表格很复杂，单是成本计划就要填报 235 栏，347 项，6239 笔。这些数字，需要 3 个人计算半个月，还得每天加班到晚上 11 点才完成上报任务。厂子不论大小都采用一样的表格，这对于人数少、管理手段落后的工厂来说是吃不消的。从宏观上看，编制经济计划
10、采取的是上下集合的办法。1952 年颁布的人民经济计划编制办法的规定是“两下两上”。先由基层提出编制计划的建议数字，上级机关综合平衡后提出编制计划的控制数字;基层接到控制数字后，根据生产实际编制计划草案，上级机关经过讨论和论证后，最后批准和颁布计划。新中国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对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李富春当时做的解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他说：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
11、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和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改造;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保卫祖国的军队，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也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解释，事实上也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实现工业化问题上积淀的历史感情和经济逻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共施工了 921 个大中型工业项目，其中由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是重中之重。1953年，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下线;1955 年，第一块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
12、第一套 6000 千瓦发电机组在上海组装;1956 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武汉建成通车;1958年， “东方红”牌拖拉机制造成功中国的工业化，在短短五六年间，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建立起钢铁、航空、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拖拉机、化学药品、发电设备、矿山设备等产业部门，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实施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又相继建设了电子通讯、石油化工、原子能等高端工业部门，现代工业体系更加完备。老百姓的吃穿用1963 年 3 月 17 日，中国乒乓球队即将赴布拉格参加第27
13、届世乒赛的前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家里做客，同时还请来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出人意料的是，周恩来邀请大家时附了一项特别申明：吃饭的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支出，但参加宴请的每个人却必须自己掏粮票。在那个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每个城镇居民都有自己的粮食定额和对应的粮票。总理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但每月领取的粮票与普通城市居民却是一样的，可以花钱请客，但无论如何不能花粮票请客。城镇居民为什么要用粮票？它从哪里来？民以食为天。由于人口众多，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从来被视为天大的事情。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宣称：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所以才会发生革命。一直到
14、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美国新闻记者替他说出了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将不可能稳定。毛泽东批驳了艾奇逊的观点，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吃饭”的问题，完全有办法解决，那就是：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恢复很快。1952 年，粮食产量达到 3278.3 亿斤，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 570斤。和过去相比，确实相当不错了。但由于当时肉、蛋、奶等副食品供应非常有限，一个人每年 570 斤原粮也仅是够吃而已。1953 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基本建设投资比 195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业
15、人口的粮食消费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自由市场上的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推波助澜，粮食供应陡然紧张起来。按照计划，1953 年 7 月至 1954 年 6 月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只能收购粮食 340 亿斤，粮食供应任务量却增加到567 亿斤，缺口达到 227 亿斤。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主管这项工作的陈云，一笔一笔地算细账，想来想去，都是个两难选择。为什么说是两难？陈云的顾虑是：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硬行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农民不干，政府就可能挨农民的扁担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从农民手里把粮食足额征上来，又势必导致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政府不得不拿出紧缺的外汇到国外进口粮
16、食，就会影响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国家发展不起来，最后农民还会用扁担打你。总之，“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在推进工业化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双重困境中，陈云先后设想了八种方案，供粮食部门讨论。权衡利弊，讨论来讨论去，结论只能是“又征又配”，即向农民征购，向市民配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陈云提出的方案，毛泽东最后表示：征购配售，统一管理，势在必行。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一是农民不满，二是市民不满，三是国外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当时担任粮食部长的党外人士章乃器建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还好，1954 年开始搞统购统销，比较顺利地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势。这项在短缺经济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重大举措，在实行了将近 40 年。今天的年青人对此已经很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