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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度中国文学声音 王蒙：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文学艺术当然有娱乐消费的功能，但它们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精神瑰宝、精神能量的表现，它体现着也充实着、提升着受众的灵魂。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评论，这种评论能入情入理、立意高远、令人信服：它们应该告诉世人哪些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卖得最多的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点击率和受到时人夸赞也不能一概而论
2、。我们要有一套理论与价值标准，要有对于真正好作品的体贴与把握，热情与信心，要取法乎上，攀登精神生活的高峰，不能任由那些准广告式炒作式与跟风套话式的所谓评论大行其道。同时，还要告诉受众，有些作品其实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可以包容的；与此同时，评论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出：这些作品是有着相当令人遗憾的方面的，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水准更加相称的要求与期待的。传播在文艺推广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带低俗这个头。现在传媒上有些说法是在跟着那些风格轻佻低下的“娱记”的风向走，接受了很多境外趸入的使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相当反感的说法。尤其是电视节目里，许多都是计划好了的，到了某个地方，要让参
3、与者和观众流泪。如果感情变成了兜售手段，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文艺呢？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眼泪呢？还有走光卖萌之类的，令人不齿。有的演员干脆在舞台上向观众要掌声，甚至以掌声能带来好运将观众的军，未免有失文艺的尊严与风度。我们的文艺不能浸泡在营销计谋、人云亦云与装腔作势的浑水里，传媒不能成为娱乐市场的附庸，不要与娱乐市场合谋，而要有一个正大光明、高尚庄重、对文学艺术与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传媒要去呼唤经典、呼唤真正的好的文艺作品。现在外国人办一个奖，口气大、规格高、人气旺。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还有诺贝尔奖等等，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极高的规格。于是就有一些朋友、同行，把作品的评
4、价寄托在国际奖项上，令人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我们的文艺需要有国家主体的高端评奖，也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世界性的至少是华文作品的评奖，形成我们自己在文艺方面的评价体系与全球影响力。说到底，这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显现我们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志向境界，激励创造力与精益求精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原载5月11日人民日报）张炜：阅读不是“知道而已”“我们应该尽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去享受那时候写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缓慢的写作。”近日，在山东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张炜文存新书首发式
5、上，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为到场读者带来了题为“数字时代的文学阅读”专题讲座。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张炜结合自己的阅读写作情况，用理性分析和文学语言呼吁读者回归纸质阅读。看清数字时代的优势和缺陷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被数字内容所捆绑。一部智能手机，不仅占用了人们的阅读时间，还控制了很多其他的兴趣和时间。有些读书人对数字阅读非常排斥，张炜则认为没必要这样，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看清数字时代的优势和缺陷，个人的阅读生活才会有更好的计划、对策。文学阅读能否被数字化、电子化？张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是特别痴迷、热爱新技术的人，是比较早用电脑写作和电子阅读器阅读的人。”但正因为数字阅读的时间很长，张
6、炜越发感到它带来帮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总觉得电子阅读器荧光屏过于冷漠，它缺少抚摩的温度，不能让我像对待纸质书那么亲近。”网络表达的便捷，唤起了全民写作的巨大热情与空前的创造力。张炜认为，全民写作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民族的幸福。但正因为大多数写作者不够专业，网络传播的便捷，使得个人创作变得轻易、即兴，甚至多少有点粗糙、廉价。“过去读到一本好书，我会忘记一切，沉浸其中，读上很久。数字时代的文字量巨大，太碎片化，让人有一种被包围和淹没的体会。”张炜说。“知道而已”与“知道之上”有差异“生活中有两种书，一种是知道就可以。文学阅读是另外一种，不是知道而已，是知道之上的那一部分，需要读者慢
7、慢感悟，了解作者在写作中的内心波动。那种很微妙的感觉，如果体会不出来，你的阅读就没有幸福感。”张炜认为，如果文学阅读只是“知道而已”等于没有阅读。现在有个可悲的现象是，很多人忽略了“知道而已”和“知道之上”之间的差异。网络上的海量文字，需要有很大胃口把它吞下去，你有这样的胃口吗？张炜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如果不停“吞食”网络上的内容，个人的阅读享受会大大降低。张炜提倡“狭义的阅读”读经典作品。但大量“文字垃圾”在读者和经典之间，形成出一道很高很厚的墙。“当那些快速形成的文字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认同这种表达方式，接受它的思想观点。”张炜分析说，数字阅读带来的威胁是它磨平了人
8、们敏锐的思维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生活在琐碎和快速的环境中，流向了低品质的阅读，没有精耕细作，没有等待、经营的耐心，变得浮躁。“这样一种生活，没有幸福可言。”张炜如是下结论。他向读者们提倡，尽可能回到遥远的过去，去享受写作者曾经经历过的缓慢写作，体会写作者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沉稳、个人、孤独和寂寞的思维状态。回归纸质阅读和写作并不难在数字时代回归纸质阅读和写作，对你来说困难吗？面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的提问，张炜的回答是：“一点都不困难。一开始面临新技术出现，曾经心向往之，并且亲自实践、用电脑写作，在网上发表作品。但随着年龄增长、认识深入，我觉得纸质阅读与写作，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张炜分享
9、了自己写作时的“怪癖”。他把写字的笔分为3种圆珠笔、签字笔和钢笔。“圆珠笔在纸上滚动很快，在有些文字需要速成的情况下，就用圆珠笔；当我觉得需要稍微郑重一点、用一点功夫，我一定选择签字笔；当我写长篇时，那些内容在我脑海中经营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情，我一定把我攒的最好的钢笔和墨水拿出来，正襟危坐，一笔一笔地写。”张炜说，钢笔写快了，会划破纸张。“工具和产品的质量是息息相关的。我一点儿也不想追求速度，想回到过去的、手工的、个人的写作。”“作为写作者，我力求让自己回到那种相对保守、封闭的环境，去经营我个人的思想和艺术，阅读我也愿意如此。”张炜说，他永远相信，数字阅读不会替代
10、传统阅读。（原载6日17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邢小利：我为什么写陈忠实传4月29日，陈忠实先生不幸逝世，我悲痛万分。有天南海北的记者采访，心中有许多话，却又不知说些什么。两天来，为先生的后事，忙得一塌糊涂，睡得很晚，夜里又突然醒来，无法入眠，想起很多关于先生的事。关于先生，许多我知道的都已写在陈忠实传里了，当然，也有许多还没有写出来。有许多残稿就存在电脑里。写出来的，有重要的，也有不那么重要的；没有写的，却还有很多我认为是重要的，甚至是特别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陈忠实是一本大书。关于他的传，我还要续写下去。去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忠实传。我还没有顾上送先生，就有
11、热心人买来送他了。先生自己也买了一些书送人。2016年2月16日，正月十五前，我在海南度假，下午正在酒店前边的海滩上散步，先生打来电话，谈了他读陈忠实传的感受：“你写的那个我的传，早就看完了。原想春节当面和你谈读后的看法，因为一直在治疗中，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今天电话中简单谈几点看法：一、写得很客观。二、资料很丰富，也都真实。有些资料是我写到过的，提到过的，也有很多资料是你从各处找来的，搜集来的，有些资料我也是头一回见，不容易，很感动。三、分析冷静，也切中我的创作实际。四、没有胡吹，我很赞赏。”先生是4月26日开始大量吐血住进医院抢救的。27日中午，负责接送先生的作协同事杨毅打电话给我，说完先
12、生的病情后，他说先生让他转交两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十卷本陈忠实文集给我。当日下午我准备去医院看望先生，便顺路先到单位，见到杨毅，他把两套书给我，一套是先生送我的，一套是给白鹿书院陈忠实文学馆的，都写有赠送对象和他的签名，落款的日期是“2016.4.25”。杨毅后来告诉我这是先生在他作品上最后的签名和字迹先生在住院急救的几天里，无法对前来探望他的人说话，就用笔在本子上写字。我明白，先生这套赠书是他对我的研究的一个支持。他每有新书出版，无论版本有多么稀罕，都会送给我，其中原因，一是我在研究他，写过评论他作品的文字，也写了陈忠实传；二是我负责陈忠实文学馆的工作，我编的他的作品目录，甚至比他自己掌握
13、的还全还细。作品目录在文学馆里展示出来，占了整整一面墙，而且在不断更新，是了解、研究陈忠实创作的重要线索和资料。我写陈忠实传，前后用了十五年时间。2000年时，我就有写一部陈忠实评传的想法。但是先生不赞成。他对写他的一切带“传”字的东西都反对。他认为，“评传”也是一种“传”。他一贯低调，总认为了解他通过作品就可以了，没必要写一本传记。他还有一个理由：“传”是个人的历史，“史传”的要点一是真实，二是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人。但是，一个在世的作家，做到真实已经很难，人总是要避讳许多东西，不然会惹麻烦；要把一个人全部的真实历史都表现出来，显然更难。见他态度坚决，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我一直在搜集资料。
14、算起来，搜集资料和研究资料，大约用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期间，成立了白鹿书院，在我的倡议下，还建了陈忠实文学馆。我掌握了关于先生的大量一手资料，还编了一本陈忠实集外集，收集了先生从1958年至1976年发表的所有作品。这些数量不少的作品，先生在出版的近百部文集中，一篇都没有收录，他认为这些作品或者艺术上不成熟，或者作品主题受时代政治的影响有问题。但从研究和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角度，这个“集外集”很有价值。所以，这本书虽然由白鹿书院内部印行，但广受读者特别是国内一些重要研究机构学者的重视。先生起初对我编这本书态度不积极，但见了书后，还是觉得惊讶，因为其中很多作品连他也找不见了，一些作品当年发表在哪
15、里他也记不清了，有的作品当年以为被“枪毙”了，却不知被有心的编辑转投他刊而发表，所以他也是第一次见。但先生把这本书送人时，总要写一句“供批判用”。201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推出陕西几位重要作家的评传，出版社与先生沟通，也让我和先生沟通。我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但也觉得有必要跟先生讲一讲我的道理。我对先生讲，“评传”虽然有很多很强的“传”的成分，但还是一种研究，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性考察、分析和研究。即使研究作家的一部或一段时期的作品，也必须与作家在特定时期的生活境遇、性格、思想、趣味等方面都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还要把作品放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和考量。先生说：“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很多，农
16、村里一茬一茬的，农民出身，没有念过大学，当个民办教师业余搞点文学创作，而且有的人比我经受的苦难更多。写我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说：“历史总要选择一个人作为代表或者作为叙事对象，来呈现历史的面貌。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研究你，不只对你个人有意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意义。”先生考虑了半个月，终于同意我写，还叮嘱说：“放开写，大胆写。”这本书从2011年写到2013年，前后三年。为写这本书，我先下笨功夫，编了陈忠实年谱，阅读大量资料，到省委组织部查看先生档案，访问与先生工作和生活有关的一切可以访问的人，当然，也随时询问先生有关问题，以期尽可能地还原先生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天。在此期间，我应约把陈忠实年谱加上为陈忠实评传写的少量文字，再加上我多年来为陈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