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四川藏区生态减贫理论逻辑、实践模式与演进方向 四川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连接甘青滇藏区和西藏地区，既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前沿，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多个的源头和流经区域，[1]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生态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也面临着生态、生计及治理的三重困境该区域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系统重要且脆弱、经济发展边缘、社会问题复杂，曾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2020年虽已摆脱绝对贫困，但脱贫基础薄弱，很多人口仍处于贫困边缘，返贫概率大，而且还需面对更为复杂、艰巨的相对贫困问题为此，科学总结和归纳以生态减贫为核心支撑的减贫模式，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既是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所必需，也是杜绝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优选项一 四川藏区生态减贫的理论逻辑生态减贫是一种改进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新型减贫方式和理念，它将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增长要素范畴，调节生态产品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实现绿色发展与精准脱贫双重目标的模式与路径创新[2]四川藏区按照国家和省精准脱贫战略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本地生态优势，在东西协作帮扶、对口帮扶、驻村帮扶等外部力量带动下，激发各个参与主体的内在活力，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系统整合力量，生态减贫取得了明显成效，并于2019年提前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摆脱更为复杂艰巨的相对贫困，必须进一步梳理和归纳减贫模式内在机理，进一步认识该区域采取以生态减贫为核心的减贫模式的必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生态减贫在四川藏区的实现逻辑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生态治理理论出发阐释生态减贫的内在逻辑，重点把握生态减贫的国际效应、比较优势和多元参与，围绕贫困自身及其周边的自然社会环境，构建立体多元的扶贫项目体系，将贫困户生活生存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禀赋寓于绿色发展体系的循环中，提高生态减贫过程中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新性，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扶贫路径一）“次边疆”诱发的国际压力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激发的动力四川藏区是全国第二大藏族人口聚居区，地处次边疆地带，历史上素有“稳藏必先安康”之说，要统筹政治安全稳定与经济外向发展，需要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为全球减贫实践做出表率，这既是应对个别别有用心国家诘难的需要，又是作为世界第一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并纳入国家战略的执政党做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世界屋脊东部边缘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历史担当的郑重承诺。
前者的压力和后者的动力，客观上要求四川藏区探索生态减贫、绿色脱贫之路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走生态减贫之路，是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的需要四川藏区作为源区、中华水塔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主体部分，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根基，生态系统重要且脆弱，生态修复与恢复压力大，需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与产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生态是该区域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脱贫致富必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从政府考核压力导向来看，该区域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重点是生态保护与建设、绿色发展能力，且已从简单考核GDP转化为其优势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林草覆盖率、垃圾和污水处理率的增量等，脱贫摘帽作为核心政治任务必须完成，两者非但并行不悖，而且要相互结合完成减贫脱贫任务，一方面，必须在藏区区情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走可持续的生态减贫之路，切实突破贫困陷阱三）复杂的民族特性需要探索更加多元持续且富有弹性的生态减贫之路四川藏区藏传佛教文化底蕴深厚，教派多样，对于贫困有不同认知和导向，宗教文化习惯对贫困标准认定和减贫行为有显著影响加之区域内贫困问题与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组织管理等因素复杂糅合，导致区域内消除绝对贫困难，摆脱相对贫困更难。
为此，要更高质量摆脱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以及贫困户形成更为良性的互动，政府继续提供特殊的扶持，并结合区情培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四川藏区辖区面积24.59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万，地形地貌、人口分布、区域发展、贫困类型差异大，必须探索“一地一策”、“一村一策”甚至“一户一策”，与此同时，根据贫困的动态变化，设计更加灵活、更加弹性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减贫之策二 生态减贫实践模式（一）生态补偿减贫模式1998年长江、松花江等流域的洪涝灾害涉及29个省份，恶劣的环境灾害敲响了生态保护的警钟1999年，朱镕基总理在视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上游的生态建设工作之后，提出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措施，在川甘陕率先启动退耕还林试点示范工程之后，生态补偿逐步完善，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减贫脱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相关界定该模式中生态补偿以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超越庇古效应和科斯定理，利用政府和市场的手段来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经济激励为核心内容，通过向贫困者支付补助金来减少贫困，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脱贫的双赢。
运行的关键在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这关系到补偿的效果、被补偿者未来生存发展以及补偿者的承受能力，确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不仅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效应，还能够更好、更有效地解决农牧民的贫困问题2.实施运行四川藏区生态补偿采取政府主导、牧民自愿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组合各种生态补偿政策，在退耕还林、饲养量补助、生态奖补等政策相互衔接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见表1），参照上年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每户的禁牧休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等资金的总额度实行封顶保底该模式运行主要通过项目制进行，2015年，若尔盖县湿地首次纳入中央财政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获得中央财政试点资金2500万元；理塘县列为省级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3]随着生态补偿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市场的力量逐渐壮大，除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奖补外，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碳汇”经济扶贫此种扶贫方式将植物固碳的碳汇服务转变为可交易产品，将贫困地区森林、草地、湿地等固定的二氧化碳出售给发达地区的企业，抵消企业碳减排的额度，[4]实质上是企业间接对贫困户实行补贴四川藏区碳汇丰富，对其加以合理有效利用，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碳排放量，改善生态，还能让碳汇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表1 生态补偿绿色减贫模式的实施形式及标准单位：元/（亩年）补助形式补助内容补助标准森林生态补偿退耕还林补助1500森林管护补助5人工造林补助500封山育林补助100公益林补助（省级、国家级）15草原生态补偿奖励禁牧补助7.5草畜平衡奖励2.5湿地生态补偿退牧还湿（理塘县试点）25|Excel下载表1 生态补偿绿色减贫模式的实施形式及标准3.评价与演进随着退耕还林还草、禁牧休牧轮牧、湿地补偿等措施的实施，人类活动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草原生态的压力，使该区域生态功能有所修复，此外，通过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农牧民生计有所改善，当地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促进了脱贫摘帽的实现但是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生态补偿制度的设定标准以及资金投入的使用方式一方面，上一轮生态补偿制度的标准是2016年制定的，还未摆脱绝对贫困，那么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旧标准是否需要重新划定，亟待讨论和解决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资金一直是以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为主，自上而下逐级下达，没有足够的灵活性，许多政策操作性不强此外，生态补偿资金存在重叠和空缺的现象，补偿的方式依然单一，“输血式”补偿居多为此，下一步要统筹不同部门的生态补偿资金，探索更多项目补偿，更多借助市场化力量，防范农牧民对于政府财政产生依赖，增强造血功能，优化生态综合补偿的减贫模式。
案例1 若尔盖县多策并举的生态奖补若尔盖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地处阿坝州北部，以草原湿地为主，海拔为3400～3800米20世纪60～70年代，为发展畜牧业，当地政府实行大量的排水作业，变湿地为草地，使牦牛的数量成倍增长，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随着土地退化沙化、水资源减少、生产力降低等不利因素越发突出，加之过载放牧、乱砍滥伐等人为活动的影响，生态系统功能明显下降，以畜牧业谋生的农牧民的收入逐渐难以保障，严重阻碍了农牧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农牧民从根本上减贫脱贫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7〕130号）中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政策，若尔盖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逐渐采取退耕还林、草原生态奖补、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形式，多管齐下，多方面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及农牧民的增收据此，政府一方面采取严格的措施监测草原湿地的变化情况，对照标准对农牧民进行补偿，另一方面积极地开发生态补偿的扶贫岗位，在实施沙化治理、封山育林等造林项目时优先考虑让若尔盖县本地农牧民参与务工，不仅从财政转移上带动农牧民脱贫，更重要的是使农牧民走内源式发展道路，依靠自身摆脱贫困。
供波落日是若尔盖县辖曼乡西仓村的一名普通农牧民，讲到开展草原生态奖补的好处时说：“我家里的草籽全部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今年领到了6大麻袋的种子，我家的20多亩土地已经全部完成了草籽的播种[5]2018年，该县获得的补偿金中，390万元用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185.67万元用于森林生态补偿，20.2万元用于护林报酬（补贴），116.224万元用于湿地生态效益补偿，58.11万元用于针对集体和个人天然商品林停伐的管理和维护补贴全年农牧民的总劳工成本超过1980万元按照每人6600元/年的标准补贴，建立了1738个生态补偿扶贫岗位（包括751个生态护林员岗位、590个草原管护员岗位、295个湿地保卫员岗位和102个河道管护员岗位），对有劳动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全覆盖，管理维护森林面积60多万亩，牧场面积29.5万亩，湿地面积230.1万亩，河流500多公里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每位生态管理者的年收入也增加了6600元[6]2019年3月实现了脱贫摘帽11月，依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若尔盖县作为试点县上报，力求打造生态综合补偿多样化的示范样板二）生态旅游减贫模式四川藏区位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延伸的过渡带上，海拔高，落差大，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拥有九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3处世界自然遗产，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个国家级地质公园、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及1个国家5A级景区，与此同时，四川藏区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格萨尔文化等。
旅游业是覆盖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是资源消耗低、环境友好型和生态共享型的新增长点，尤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区位条件均处劣势的藏区，旅游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较传统产业更加显著[7]此外，旅游业还有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相关界定旅游扶贫是以当地旅游资源为基础，依靠政府扶持，把握市场方向，通过发挥旅游产业综合效应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提出了减少贫困的核心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市场更好地惠及贫困人口，让其有谋生的工作机会发展旅游扶贫需要解决旅游扶贫的目标地区和目标人群的问题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旅游扶贫的目标地区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所确定的“贫困地区”，而是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目标人群也并不仅限于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但首先要保证该类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利益和发展机会2.实施运行四川藏区旅游扶贫由政府主导，通过组织旅游规划的编制、审批旅游开发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