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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坚持张闻天(1900-1976)，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原名应皋(也作荫皋)，曾化名洛甫，字闻天;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执著地追求真理。他作风民主，性格刚直、坚韧，在事关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尽管明知前方阴云密布，狂风骤雨，但总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正如他喜欢的一副对联所描述的那样：“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同样为了坚持真理，畅言自己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看法。在他准备发言提纲的过程中以及发言的当天，庐山
2、会议形势已经逆转，田家英和胡乔木都去过电话，让他别讲“大炼钢铁”的问题或者少讲一些，但他主意已定，义无反顾。他答道：“‘物不得其平则鸣，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这简短的11个字，表现了张闻天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尚品格。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为了自己坚定的信念，为了真理，明知再继续说下去会对自己不利，可他已全然不顾。那天下午，他在小组会上足足讲了3个小时，一共讲了13个问题。他的发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指导思想上
3、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在讲到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气氛、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认为“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就因为这篇发言，张闻天成了“”“军事俱乐部”的“副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要明哲保身，在那种气氛下，他可以不去捅那个“马蜂窝”，但是他如骨鲠在喉，不吐就是不快。他早已将
4、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接触实际，勤于思考，并且一定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光明磊落、心底无私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的官越做越小，可他思考的问题却越来越大。他那正直刚毅的品格为后人所传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一、大跃进的成绩“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
5、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二、缺点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
6、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三、缺点的后果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
7、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
8、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
9、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
10、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
11、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
12、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
13、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
14、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
15、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
16、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