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陕甘茶马古道 （一）_茶贵人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以来，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它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保证边疆安全和民族团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紫阳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 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为了防范边外西番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维护边疆安全，获取战马，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 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运送陕西茶产到边疆，遂形成经紫阳 -汉阴 -石泉 -西乡 -城固 -汉中 - 略阳、风翔 -河州、兰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阐明陕西在宋明以来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于廓清宋明以来北中国茶叶贸易网络结构，论证中国历史上“以绿色换和平”的发展思路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茶马古道兴起的原因1 紫阳茶区的产生和发展陕西是全国饮茶和植茶最早的地区之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 [1]，说明饮茶自陕人始。
迄至秦汉，秦并巴蜀，使饮茶开始在民间风行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2]到了隋唐时代，饮茶更是以陕西为中心遍及全国郝封愆著《封氏闻见录》记述长安的饮茶风气是“自邹、齐、沧、隶，渐至京师，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 投钱取饮， 茶自江淮而来， 舟车相继， 所在山积，色额甚多”[3]因此，陕西也是全国植茶较早的地区到唐代，唐王朝在陕西汉江流域设金州，其境内“西城、安康二县山谷”为唐代陕南茶区的一部分宋代，全国茶叶产量 35000 吨以上，而包括今紫阳茶区在内的利州路和成都府路 11 州“岁产茶 2102 万斤” [4]，占全国总产 60.1 ％，“秦司置司兴元，属官一员掌之职，在收宕昌、高峰、贻峡、文州所买马，类聚发纲，及受本府南郑、 城固、 洋州之西乡茶引钱， 及利洲路军博马， 按帛发马，一岁凡一百三十纲六千五百匹”[5] 而陕西植茶的大发展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 明承宋制实行“茶马法” 由于地理位置和茶叶品质方面的原因， 朝廷十分重视陕、川之茶《明史・茶法》除末尾一段提到其他茶区以外，几乎全部篇幅都记载了陕、川茶叶史实当时，“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
[6]文中所称“汉中”，当指汉水上中游这一地域，而非仅限于今汉中地区民国《西乡县志》载：“汉中之茶产于西乡，西乡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县又四百里，经豺狼虎寇之窟，比以加赋 其民昼夜治茶不休， 男废耕， 女废织， 而莫之能办也[7]自明至民国，紫阳茶运销西北，多先集结于汉中、西乡所以当时的汉茶，实际上多为今紫阳县所产清乾隆以后，湖广川湘一带的破产农民大量涌入紫阳他们占据山林，垦荒种粮，同时恢复了茶叶生产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8]据安康专区茶叶指导所考证，清代中叶紫阳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 1500 吨， 其中紫阳县 1000 吨以上 后因左宗棠西征，湖南茶大量涌入西北，紫阳茶受到排挤，渐渐萎缩顺治初年，因为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进行，所需军马量 大，故需要通过茶马法来获取 《大清会典》载：“陕西茶法，给番易马初差御史巡视，后归巡抚兼理，他省凭引招商”[9]其后由于全国逐渐统一，疆域扩大，清廷在察哈尔等地建立了广阔的牧场同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必非通过卖马的途径换茶，茶马法慢慢失去了作用顺治末年，茶马法衰落，紫阳也于 1661 年（顺治十八年）“奉文撤取执引商人所立之茶店”[10] ，紫阳县境内茶叶生产也逐渐衰落。
民国《紫阳县志•地理志》在谈到清末民初该县茶叶生产状况时说： “茶麻以西南区及蒿坪河一隅为最多， 茶之原质、 色香味较他处所产俱胜谷雨前毛尖尤称上品，唯制法不精，行销地向复加以限制[11] “光绪间价尤低廉，多有毁去茶树者近年茶价稍昂，植者渐广[12]抗战期间，湘、皖等省茶区相继沦陷，交通阻塞，南方茶叶无法运销西北；而紫阳茶不但未受战争影响而停滞，销路反而扩大它不仅销往西北各省重要城镇，而且向为皖、湘茶叶销场西安、鄂北、豫南，也有紫阳茶销售，大有供不应求之势解放战争期间，该县茶叶生产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新 的发展至1949年底，全县茶园面积 20000亩，总产545 吨2宋以来的茶马交易初兴宋朝，茶叶由民户进行生产，但是交易却为官府垄断，官府对茶业实行专卖，即征榷制度国家置 6处榷货物司专管茶 叶税收等事务，又设13场作茶叶交易市场965年（乾德三 年）下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 “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 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杖 贸易、为官司擒捕者，皆死[13]宋朝末期，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等政权战争频繁，军马需 求量很大，宋王朝虽采取种种措施，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不 得不转而买番马。
1067年（治平四年），“以成都府路岁输 绢三万给陕西监牧司（买马），自是番部马至者众，官军仰 给焉”[14]但是，国家库藏本虚而战争连年，用金帛买马难以长期持 续而茶叶本有积压，西北少数民族又极缺茶，用茶叶买马 便成为必然的事情1074年（熙宁七年），大规模实行用茶 买马法此后10余年间，属京西南路金州辖的紫阳茶区及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 有记载道： “蜀道茶场四十一， 京西路金州为场六”[15]宋代的茶马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紫阳茶叶的生产与发展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因本身来自盛产名马的游牧民族，不乏马，固废茶马制茶叶经营复行榷，由官府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同”[16] 商人贩易茶叶“必令赍引， 无引者与私盐同” [17] 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专发给零星买卖茶叶者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为陕西茶叶在中国西部迅速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作战工具，养购战马是巩固国防的军国大政而“西番素产马”[18] ，陕西“洮、泯、河州、西宁等处所沿边夷即古之土番”[19] 因此，陕西是当时军马的主要供应地，“骁腾可用者无逾陕西”[20]。
同时散居在陕西边外的西北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的藏族，对明政权疑虑观望，朱明王朝担心他们与元朝残余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明军，因此，对其采取了笼络控制的策略而当时“西番”对中原在经济上的依赖主要是茶， 他们游牧为主，嗜奶酪，绝蔬菜，主要从茶叶中摄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绿色 物质，因此“不得茶，则困以病”[21]为了从其手中换取战马并从经济上制约其侵扰中原，明政府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唐宋以来用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民族的“以茶易马法”，通过“茶马交易”把边境贸易与边防建设结合起来，以边境贸易来促进边防建设，“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22]明代，茶马交易成为一项重要制度，被统治者认为是 “摘山之利，以易充厩之良” [23] ，从而“制番人之死命” [24] 的强有力手段当时茶叶分官茶和私茶两种，皆输边易马朝廷设茶马司，其下又先后置洮州（治在今甘肃临潭） 、秦州（治今甘肃天水） 、河州（治在今甘肃临夏）等茶马司洪武（ 1368 — 1398 年）中，又于陕西等处设茶马司，同时有用严刑峻法限制民间私相贸易， 乃至饮茶： “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25]紫阳茶在明代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初，朝廷明令汉中府属茶叶输边易马 1371 年（洪武四年） ，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给价无主者，令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八分，军取二分每五十斤为一包，二包为一引，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马”[26] 并特地制定汉中府茶例： “岁办茶二万六千斤， 兼以巡获私茶四，五万斤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27] 当时，东南如浙、闽、湘等茶叶产地远离边关，路途遥远，运输不易，故私茶出境数量远不如紫阳茶区紫阳茶区因靠近西北，运输便利，私茶出境者多，民间交易较为频繁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用马所易茶不能满足需要者，大多从这一带输入明廷有鉴于此，在洪武中令陕西苑马寺卿及属员等，每岁“自三月至九月， 每月差行人一员于陕西等处， 省谕吧隘关口头目，禁约私茶出境[28]后又专设巡茶御史一职掌其事万历年间还在陕西的渔渡坝（今镇巴县境内，近紫阳） 、四川的鸡猴坝两处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防止“私茶”出境在运销制度和茶叶收、售机构设置方面，于紫阳茶区也规定得特别严密据《明会 典》载：“若汉中私茶之禁尤严。
凡中茶有引、由，由茶地方 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 验茶有批验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