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两极评价”问题再思考 陈夫龙Summary：自金庸小说从通俗读物进入学者研究视野以来，中国学界对它一直呈现出誉之过高和贬之太低的“两极评价”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并日益演化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但一直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和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金庸小说的“两极评价”现象不仅反映了一些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而且折射出一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不足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既要立足于文本做好文化定位和文类归属，也要深入肌理发掘其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在克服傲慢与偏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种科学理性的研究格局Key：金庸小说;两极评价;文化定位;科学理性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金庸小说的评价呈现出“两极评价”现象这个现象是金庸小说研究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对金庸小说的评价，而且还是一个当下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为什么会存在截然相反的认识和评价？如今随着金庸的仙逝，金庸小说已成绝响，对学界而言，如何客观、全面、科学、理性地评价金庸小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通过审视和思考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现象，试图回答这一巨大认识反差背后存在的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一、游走于“两极评价”之间从最初在坊间流传到进入学院派研究视野，从民间通俗读物到进入高等学府课堂和文学史秩序，这个渐进的历史进程被学界称为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言人人殊的论争，由此衍生的课题，已不仅仅局限于金庸小说超越雅俗及其对武侠小说类型品格的提升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广泛涉及文学观念、文学史书写、接受心理、生命哲学等领域，并涌现出雅俗之辩、经典之争、评价标准等一系列新的命题这些新的命题有助于推动文学史研究的进程但由于雅俗对立思维和文学等级观念的惯性存在，使学界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从一开始就聚讼纷纭，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肯定赞誉者将之奉为经典，誉之过高;一方面否定诋毁者斥之为精神鸦片，贬之太低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截然相反的价值评判，使金庸小说陷入“两极评价”的尴尬境地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应该从1980年代后期算起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中国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鸣，当年第4期就发表了《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正是在“重写文学史”这股学术激情的推动下，金庸小说获得了极高评价不少学者经过反复研读，认为金庸小说的思想意涵和艺术精神不在纯文学之下在章培恒看来，金庸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高于《李自成》，为上乘之作[1]面对金庸小说的过高评价，香港的霍惊觉于1990年出版了《金学大积淀》一书，表达了对学院式研究的不满，想推翻“金学”的既有成就。
同年陈墨出版了《金庸小说赏析》，该著对金庸小说持肯定性评价，算是对霍惊觉的一种回应这是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现象的萌蘖状态随着金庸小说研究中心从港台移位大陆，研究格局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景象，开启了金庸小说由坊间流行到登堂入室进入经典命名的历程，同时也爆发了“两极评价”事件1994年5月，《金庸作品集》修订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暗示着金庸小说自身的价值转型甚至价值增值1994年10月，严家炎对金庸小说作出崇高评价，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2]同年王一川、张同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之小说卷重排大师座次，金庸位列鲁迅、沈从文和巴金之后，位列第四1998年刘再复试图摆脱以往文学史书写框架的偏见，认为“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3]在他们的价值视野中，金庸小说的出现必将给“重写文学史”的时代使命提供重要的文本依据，甚至带来述史秩序的重构这种来自学界的高度评价给予金庸小說全面肯定，其中既有对知识精英文学一统天下的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反省，也体现了对金庸小说进行经典命名的良苦用心，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文学的雅俗之辩及其评价标准，具有颠覆已有文学史书写格局的意义，推动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进程。
但这种过高评价激起了一些人对武侠小说的本能性反感，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也迅速走向另一个极端：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否定性评价的思潮起因于严家炎“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说和重排文学大师座次事件，从1994年鄢烈山“拒绝金庸”开始到1999年“我看金庸”，一直延续到2003年袁良骏和严家炎围绕金庸小说评价问题而展开的公开的激烈争鸣这三次批判高潮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否定，有人将金庸小说贬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其视为精神鸦片，在当时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针对严家炎“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说，鄢烈山表达了“拒绝金庸”的立场在他看来，“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4]王彬彬认为金庸小说弊病太多，只是一种高级通俗小说或者高级文化快餐，企图造就“金学”，是“日夜不分后的一种‘昏话’”[5]何满子认为武侠小说“是和旧的人文精神联系着”，“为旧文化、旧意识续命”，“一直在与新的人文精神、新文学对抗”[6]到了1999年，王朔对金庸小说肆意贬斥，将否定性评价再次推向高潮，引起了肯定赞誉者的不满，正反双方均有不少人参加论战王朔认为读金庸小说就是“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将它与“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并称“四大俗”。
[7]张五常批评了王朔的“酸葡萄”心理，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运用“当世无出其右”[8]葛红兵认为王朔与金庸之争是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但他将金庸小说视为当代人用来止渴的“封建之鸩”[9]由此可见，葛红兵的立场和观念与王朔是一致的袁良骏虽然总体态度上对金庸小说是批判的，但并未全盘否定，他不赞成王朔“不阅读金庸武侠小说而做出的‘抽象观照’”，也从根本上不同意何满子“视武侠小说为卖淫嫖娼的激烈论断”[10]在他看来，金庸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但又认为“武侠小说的低档次、低品位毕竟是金庸先生的致命伤”[11]相比较而言，袁良骏对金庸的批评算是客气的但有一种论调可谓对金庸小说的流行深恶痛绝了，在他们的价值视野中，金庸小说“只不过是让人闲得无聊、消遣度日的小说而已”，这类新武侠小说“既非真，又非善，其‘美丽的情感’空洞无物，亦非美”，没有资格被称作上等文学，因此，他们坚持认为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至多是老年人、垂暮者的‘童话’，但绝对是青少年儿童、青春者的精神‘白面’”[12]肯定金庸的论者除了对批判否定的声音进行必要的回应外，也不断加强对金庸小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致力于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建构和经典化进程。
一方面深入研究金庸小说的文本，一方面将其写进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讲，2003年袁良骏和严家炎的争鸣可谓20世纪90年代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热潮在新世纪初的波澜又起，再次引起学界关注在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上，袁良骏老调重弹，仍认为金庸小说是“低档次的、胡编乱造的消遣品、娱乐品”，一方面将金庸小说泛滥成灾视作文艺低俗化潮流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指责严家炎“竟带头成了品位不高的金庸武侠小说的吹鼓手，成了金庸武侠小说泛滥成灾的推波助澜者”，言外之意在于严家炎对金庸小说的种种溢美违背了五四文学精神[13]针对袁良骏的批评、指责和质疑，严家炎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他不仅揭示了袁良骏“编造和说谎”的真正目的：“贬低和否定金庸及所有武侠小说”，“抹煞各种赞扬和肯定金庸小说的理论见解”，“竭力摆脱批评者主观意图与批评对象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困境”;而且在承认金庸小说是娱乐品的前提下，肯定其是“有思想、有文化内涵、品位较高的娱乐品”，最后申明真正的学术论辩“必须忠于事实，尊重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14]金庸逝世前后，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声音仍不绝于耳有人称誉金庸为“武侠小说大师巨匠”，认为金庸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经典”。
[15]有人则强调金庸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小说并不能成为经典作品，至多划分在“中端或偶尔的低端范围内”[16]就金庸小说来讲，似乎并未随其作者去世而盖棺论定，“两极评价”仍在延续面对同一个客体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怎样才能科学地认识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作品呢？这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所谓“科学的认识”应该具备三个要素：“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评判”，“在科学立场和科学态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历史人物作出相对科学的评判”[17]以此反观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正反双方似乎均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而对金庸小说作出尽可能科学理性的评判，以至于造成当今金庸小說研究的基本格局二、“两极评价”的原因探究导致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金庸小说作为文本的研究受到非科学性因素的干扰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评价的科学立场;一是对金庸小说独特性与复杂性的漠视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态度有论者指出：“无论不虞之誉还是求全之毁，都已相当程度地偏离了金庸小说的本来面目[18]通过梳理金庸小说“两极评价”现象发生发展的脉络及有关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毁誉两端的准星的确偏离了金庸小说文本这个评价的中心，以至正反两方从各自的立场和观念出发，并将评价的前提置于金庸小说之外的其他批评背景场域，甚至陷入自说自话的自足境地。
学界对金庸小说评价的不同认识和论断，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金庸的肯定赞美者和否定诋毁者各自均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甚至漠视金庸小说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中最极端者莫过于看似义正辞严实则矫枉过正的意识形态偏见，如鄢烈山和何满子将武侠小说视为精神鸦片这种论调与20世纪30年代以茅盾、瞿秋白和郑振铎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站在革命者立场对武侠小说的批判否定如出一辙，他们对武侠小说的批判否定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语境，然时移世易，鄢烈山与何满子仍抱持半个多世纪前革命语境下的论断，无视金庸小说的成就，不遗余力地对之彻底否定，显然是不得要领且不合时宜的还有人立足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金庸小说，认为金庸小说是表面精致典雅内实粗鄙恶俗的通俗文化读物[19]这样怀着意识形态偏见看待作家作品，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可以说，对金庸小说的否定诋毁者往往从先入为主的既定观念出发，以预设的否定立场和文化市场及类型文学之外的标准去看待金庸小说，往往会陷入价值标准错位和自相矛盾之中袁良骏自称对金庸小说评价十分可观，他一方面肯定金庸小说“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20]一方面又将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泛滥视为文学低俗化潮流的首要表现，[21]甚至后来贬斥金庸小说为“低档次的、胡编乱造的消遣品、娱乐品”。
[22]还有，袁良骏一方面承认金庸小说是消遣品和娱乐品，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约束，“任何人无权用现实生活的逻辑来批评他”;[23]一方面却指责金庸小说“仍然是脱离现实生活”，[24]认可了金庸小说的“内功”是“消极浪漫主义描写”[25]，却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它，并指出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其泛滥成灾“势必对文学、对社会、对青少年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26]“武侠小说变成了他们的教科书”[27]很显然，袁良骏的批评之道在于现实主义的真实论和效果论，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评价通俗的金庸小说，陷入了异元批评的怪圈从他前后矛盾的论述来看，其评价立场和批评标准是错位的、不科学的还有海外汉学家顾彬，他对金庸的创作情况和金庸小说的价值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诸多误解，他依据德国划分文学等级的标准来衡估金庸小说，未免差强人意，以此认定金庸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其作品难以成为经典，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如果说袁良骏的论述是在真正阅读过金庸小说基础上的学理批评的话，那么鄢烈山和王朔们并未深入阅读金庸小说文本而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则不仅缺乏学理依据，而且成为从个人好恶出发的唯心之论王朔称他买了一套七本的《天龙八部》，只看了第一本后就看不动了，而香港版、台湾版和内地三联版的《天龙八部》只有五册本一种，恐怕他读的是盗版本，以此立论也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