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改革中经济与政治的纠结（下） 山西 陈为人《盐铁论》中折射出对桑弘羊的历史评价商贾唯利是图、蚊子腿上剔精肉的本性，使他们缺失了道义层面的考虑对于理财能手桑弘羊在经济变革中所采取措施的得失成败，在其生前，争辩之声就不绝于耳汉昭帝即位伊始，杜延年就向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提出建议，应该恢复汉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杜延年的建议，派遣廷尉王平等五人巡视各郡国，访问民间疾苦，听取民间反映，为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政府与民间对话会”作思想和舆论准备始元六年(91)，朝廷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这是史载的第一次国家与民间的对话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属于民司的知名人士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林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时，讲一些无关痛痒的折中调[来自WwW.lw5u.cOm]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先后发言一百一十四次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相互对立的观点辩论非常激烈。
这是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一次大辩论，是庙堂意识与草根立场的大碰撞双方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各项政策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这就是传诸后世的著名的“盐铁会议”桓宽是当年盐铁会议的记录，晚年，桓宽把这次会议的记录“推衍”整理成一部《盐铁论》桓宽秉承儒家思想，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还是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较丰富的西汉中期经济史料，同时也把历代史书都不予立传的桑弘羊的概略生平、思想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以及桑弘羊经济改革成败得失的一扇窗口<盐铁论·刺权》《盐铁论·刺复》《盐铁论·贫富》等篇中，记载了盐铁会议上儒生们与当权者之间唇枪舌剑的争辩，我们从中可作管窥蠡测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决策人改革的初始动机也许是出于为国家的长远考虑，但执行者抵御不住其中私利的诱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官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接着又描述了特权阶层“执国家之柄”、“陪臣之权”，利用手中掌控的资源，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以至于产生“富累于陶、卫”、奢侈糜烂的腐败情景。
对于文学贤良指斥的社会现象，桑弘羊辩解说：“官尊者禄厚……父尊者子贵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日苟美，古之道也还说：“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智者能“以钱生钱”，愚者则只能困守贫穷似乎富者发财是因为脑子好用、生财有道，而贫者头脑愚蠢则活该受穷文学反驳说：“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这哪里是什么个人有本事，完全是一种权力的寻租哪里有一点公平竞争的意味？贤良文学们更为明确地指出：“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责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在这种歪风邪气的影响下，连老百姓也沾染了铜臭，利欲熏心恨不能发不义之财此外，文学还指出：“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天之道是削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反之，是马太定律：富有的还要锦上添花，没有的则是雪上加霜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国”之路？是国富兵强，还是藏富于民？是走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历来是改革家首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富民思想”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中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孔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观点，把充裕人民的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他把人民的富足看做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干围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财政思想此后的孟子和荀子都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主张而桑弘羊的经济举措立足于一个穷兵黩武的帝国，政府通过控制公共资源与其他掠夺手段进行压榨，以使私人财富转化为强国的资金；同时又用政治暴力限制私人经济，以免威胁到封建专制，认为“富可敌国”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发展经济的目标只是图谋国富兵强，而根本不考虑广大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多少实惠马乘风在《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版）中说：“政府只知道要钱，所以有钱的人，便为政府所高看，但有钱的人并非傻子，彼等所以用金钱买官爵，无非借此可以搜刮得更多的财富，买得官爵之后，必然要大肆榨取有此卖一举……反而弊端丛生，政府只顾到收入的增加，蔑视了使用者的利益，官家全权在握，自由操纵价格，且以一般人们须臾离不开盐和铁，对于任何高价只有忍受。
马乘风对桑弘羊作出如此评价：“利析秋毫地用尽一切心计，去剥蚀大众，把剥蚀的成果，一半供给统治阶级，一半装进自己的私囊中经济学家成为权势的附庸，察言观色、看风使舵，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说话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与儒家的经济观发生了根本的抵触《汉书》记载，丞相公孙弘曾是个清廉的好官，以身作则，盖布被，饭食也很简单，欲以此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但是在整体奢侈糜烂的汉朝官场，个人的道德操守毕竟抵御不住整个社会的时风日下，渐渐也维持不住“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形象，开始以功利为务，最终变得“入乡随俗”、“随波逐流”了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仅就铁器而言，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而许多铁官却偏偏要大量鼓铸这些使用很少的大器，农民急需的中小农具反倒很少鼓铸，这对于农民的生产无疑带来了不便，百姓苦不堪言另外，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更为要命的是，官营盐铁是“独家经营”，垄断的后果是自我定价、价格昂贵，许多贫民根本买不起所以虽然生产力发展有了铁器，反而退回刀耕火种时代，用木头器具犁地，甚至用手耨草，吃不起官盐就只好淡食。
李桂海在《汉武帝时的杰出理财家——桑弘羊》一文中，还描述了算缗告缗产生的后果：在算缗告缗取得重大成果后，政府在各地没收了一大批土地，为了经营和管理这些土地，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四个机构设置了农官，负责将这些土地租给农民，政府收取田税但是由于政府经营和管理不善，租种的农民不愿在上面种桑榆菜果，而且这些土地又常常被官僚豪强等有权有势的人侵占，因而封建政府和租种的农民都得不到好处有人因此提出要停止出租时，桑弘羊认为，它仍然是利多弊少，如果因为获利不多而罢止，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收入，对租地的农民也没有好处所以桑弘羊一直主张坚持下去桑弘羊还真有点“咬住个屎橛子，给个烧饼也换不下来”的固执劲头桑弘羊命运的拐点：轮台事件汉武帝尽管有桑弘羊这个理财能手的生财有道，张罗得府藏皆满，但经过汉武帝连续二十三年的对外征战，变成为“海内虚耗”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更是险象丛生，关东流民达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天汉年间(前100-前97)的农民起义一时“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群数干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另一方面，出现了因与太子政见不合（太子公然反对汉武帝“征伐四夷”的政策）而发生的“巫蛊事件”，涉及到众多皇亲国戚，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丞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
另外，对匈奴的战事也出现危机：赵破奴、李广利先后败降匈奴，各损失兵马十多万这一连串现实事件，给汉武帝造成了极大刺激而正在此种情势下，桑弘羊约同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商丘给汉武帝上书，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继续对匈奴取进攻态势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汉朝与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又是匈奴经常出没的地区，在那里屯田，可以有供开垦的水浇地五千多亩屯田搞好了，就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不但可以解决戍边将士的粮草，还可以建成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轮台屯田建议其实是桑弘羊一贯思维的延续：早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桑弘羊为了巩固对匈奴战争的成果，建立稳定的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借鉴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募民实边”的措施，建议汉武帝募民十万屯守朔方（今内蒙杭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又徙关东贫民七十多万至今甘肃边防；桑弘羊任大农丞后，更为积极地贯彻这一方针，元鼎六年（前111）先派吏卒五六万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扩大到上郡（今陕西绥德东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区）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肃境内）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从当时看，对于发展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就地解决戍边将士的粮食供应，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但这仅是从统治者角度的考虑从众多的边塞诗中，我们了解了轮台一带的恶劣生存环境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诗中，这样描绘了走马川（即轮台地区）：“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岑参还写下这样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本就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汉武帝正愁没有好办法安抚民心，借桑弘羊上书屯田轮台说事，以推卸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责任，自然成为其首选于是，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了“轮台诏”，这被后世称之为汉武帝的“罪己诏”：“以前主管大臣奏请增加百姓税赋，让每人多交三十文钱充做军费，这无疑是加重老弱孤独的困苦！今又奏请屯戍轮台；轮台在姑师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发兵攻打姑师，虽然得胜，但因路途遥远，沿途死了数千人，何况如今要到姑师以西更远的地方！当年军士死亡，离散悲痛，朕常常挂念在心今若派人到轮台筑垒垦田，岂不又要扰乱天下，苦害百姓吗？朕实不忍闻！当今最要紧的是，废止残暴的刑罚，减轻百姓的赋税，鼓励农夫努力耕种，让养马者得免劳役只要国家开支不缺乏，边防守备不放松，这也就可以了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吾皇圣明，对于下面庸臣出的馊主意，明辨秋毫。
面对一片非议声，汉武帝对桑弘羊由支持转而“嫁祸于人”汉武帝的轮台诏，与其说是“罪己诏”，还不如说是为自己的一份“辩护书”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番“作秀”表演，他让大臣准备好农具，自己亲自下地耕种，以示重视农耕这就是著名的汉武帝“亲耕礼”还颁诏让全国官员劝导农民好好耕种，求得丰衣足食他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悖礼之事，使天下人愁苦，如今追悔不及，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事，全都应当罢废，不得再行吾皇幡然悔悟，而桑弘羊却不懂“与时俱进”，还陶醉于自己昔日的经济才能之中汉武帝的“轮台诏”，其实已透露出汉武帝此一时彼一时的倾向性，这也就兆示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桑弘羊将成为“替罪羊”改革祭坛上的牺牲品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发生了轻微的旱灾，汉武帝派遣官员求雨御史大夫卜式说：“县官此类公务员，应该以租税为衣食，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于列肆中买卖货物，求取利润，成了官商这是违逆天意的事情所以将桑弘羊下锅煮了，老天爷自然就会下雨了《盐论·非鞅））篇中，贤良又学与桑弘羊对商鞅功过评价的天渊之别，也许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桑弘羊强调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
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