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二公民》的跨文化改编与跨媒介实践《十二公民》翻拍自美国庭审片《十二怒汉》，是话剧《喜剧的忧伤》导演徐昂的电影处女作，由何冰、韩童生等十二位活跃在话剧界的戏骨级演员联袂出演该片于2014年入围罗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一举摘得该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在2015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十二公民》更是连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五项大奖 话剧班底主创挑战好莱坞经典叙事，并将之呈现于电影银幕，这既是一次跨文化改编，也是一次跨媒介实践放眼国内电影界，《十二公民》更是一次有意义的题材创新与类型探索但同时，影片也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跨文化、跨媒介改编的得失何在？本文将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从不同版本的生成语境、《十二公民》的改编策略、人文诉求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不同版本的生成语境：颂扬民主、反思历史与凝视时代 重拍经典，是历史与当下的互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经典故事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被讲述，总会蕴含着相通的人文精神与人类情感，反映着相似的社会问题，这正是电影文本得以跨文化改编的基础就《十二怒汉》及其诸多改编版本而言，偏见/公正、仇恨/仁爱、暴力/宽容等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二元命题就是其恒定的轴心。
而环绕这一内核，不同版本又被独特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导演的个人风格打上了鲜明印记，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手法和美学面貌 在这条跨文化改编链条最顶端的，是由雷基纳德・罗斯编剧、1955年登上话剧舞台的《十二怒汉》旋即，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对其进行改编，电影版《十二怒汉》于1957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从时代背景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刚飘过美国上空，政治领域的白色恐怖依然残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对立，各种矛盾与偏见此起彼伏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此时是综合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德国表现主义风格和美国本土“硬汉派”推理文学的“黑色电影”的黄金时代因故事多以底层社会为背景，黑色电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社会的阴暗面这阶段好莱坞的侦探片大都带有黑色电影的特征，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观众的推理愉悦与冒险快感，因此扑朔迷离的线索埋伏、跌宕起伏的剧情走向、阴森颓败的戏剧氛围、恐怖血腥的视听效果甚至蛇蝎美人的香艳演出都成为了此类影片颠簸不破的类型经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影坛风向下，《十二怒汉》选择以古典主义戏剧理论“三一律”构建框架，以精悍的表达、极简的布景、凌厉的剪辑直指戏剧矛盾的核心，于黑色电影之外别出心裁，剔除了过多表现手法对观众造成的干扰。
它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贫民窟男孩是否杀害了养父――这正是其他推理悬疑类电影的核心要义――而是意见不同的陪审员们如何通过民主制度达成了嫌疑人“无罪”的共识换言之，导演的落脚点在于制度和理性，借助一个案件模型生动地展现了陪审团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向观众科普着“无罪推定”“合理质疑”等现代法律观念，以电影这种最具公众宣传效力的艺术形式标志了美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陪审团制度并不能保证将每个罪人都绳之以法，但在其合理运作的情况下，可免蒙冤之人于牢狱之灾，是对个体利益的尊重和保障对民主制度的自信使影片从黑色电影那种愤世嫉俗的悲观阴郁中走出，即便是对社会矛盾的犀利揭露也都保持在光明且充满希望的调性之中在电影结尾我们看到，判决结束时已雨过天晴，8号陪审员（建筑师）与9号陪审员（老人）在检察院门前的阶梯上亲切握手，影片以一个闭合式结局象征着不同阶级间的友好、尊重与共荣 《十二怒汉》问世半个世纪后，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十二怒汉：大审判》（以下简称《大审判》）作为出色的翻拍片，于2007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延续了美版密闭空间内剑拔弩张的激烈交锋，又将视野扩展到法庭之外，通过对车臣男孩刺杀俄罗斯军官养父一案的讨论，串联起一幅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的宏大画卷。
法庭之外，对车臣战争场面的闪回再现着伤痛的历史记忆法庭之内，无论是主线案情还是陪审员各自的身世经历，都可见车臣问题对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甚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何以化解冤冤相报的民族仇恨？基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背景及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影片给出的答案是：以宽容、以悲悯、以仁爱剧中，8号陪审员在审判之前将随身携带的圣母像置于体育馆一角的书架上，犹如将整个审判过程置于东正教的上帝视角下影片的终极旨归实际上继承了俄罗斯的古典文学精神，是良心的叩问与救赎，是律法之上的道德审判不同于《十二怒汉》“雨过天晴”的闭合结局，当陪审员们集体判定车臣男孩无罪后，导演于法庭之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虽然2号陪审员决定暂时抚养被无罪释放的男孩，但在如此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无力的法律制度下，男孩独立后境遇会如何？判决结束后，天色渐晚，风雪交加，8号陪审员独自返回体育馆取回圣母像时，一直穿梭在体育馆内的麻雀也翩然落于书架，唧唧叫着抖动翅膀他为麻雀打开窗，任其选择去留，继而带着圣母像离场麻雀不再留恋温暖的庇护所，纵身跃出窗外，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恰似被释放的男孩，以鲜活的生命力不屈地对抗着现实处境作为表意符号的圣母像与麻雀象征着宗教信仰对心灵秩序的守护，象征着由悲观绝望之处升腾的不灭希望。
就这样，影片以宗教立场达成了对冰冷现实的诗意超越，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达成了对未来的展望影像落幕后，导演再次以字幕形式向观众发出追问：“法律是永恒的，是至高无上的可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哲思由戏里延伸至戏外，营造出余韵绵长的艺术效果 当西方经典文本跨越了文化与制度的屏障，原故事框架还能否站得稳、立得住？这是对主创改编功力的巨大考验美、俄两个版本在对现实问题发起讨论后，又分别侧重于对民主制度的弘扬和对社会历史的反思，而《十二公民》则更注重以严肃而犀利的目光坚守着对这个时代的凝视身兼编剧与导演的徐昂巧妙地用本土社会环境承接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以此达成西方经典在中国的平稳着陆陪审团的制度基础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为了使陪审团对一桩谋杀案的讨论成为可能，导演给出了这样的设定：某政法大学的虚拟法庭正在讨论一起甚嚣尘上的真实案件，12位陪审员是被生拉硬凑来的学生家长、保安、小卖部老板其中，8号陪审员的真实身份是检察官，他被导演安插在陪审团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保证陪审团的讨论能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相对理性、有序地进行，既为影片叙事的合理展开扫清了诸多障碍，又带有国家机关与民众进行沟通的政治寓意毕竟，与其说本土化改编的重点在于搭建完全真实可信的生活逻辑，倒不如说在于贴近本土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这样才更容易激起观众共鸣与思考。
模拟法庭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其中映射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都绕不开的片中对“富二代”嫌疑人的裁决过程就如实还原了充斥着暴戾之气的民间生态及舆论场域――众口喧嚣之下实则无人倾听，偏见与仇视横行，理性与善意缺席当忿恨慢慢发酵为恶意，肢体暴力、语言暴力、道德暴力就此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主演何冰所说：“我们没有陪审团制度，但在网络上，类似的争论每天都有发生大家交换意见时前三句还能好好说，到第四句就骂起来了{1}正是因为如此，当故事抽丝剥茧地在一个看似毫无现实基础的设定下展开时，当十二位陪审员间的针锋相对碰撞出当下社会生活中以贫富矛盾为主的种种矛盾时，模拟法庭的悬浮感逐渐被感同身受的代入感所取代观众的自身经验缝合于影片中呈现的中国式怪现状，原生自西方的故事_始在跨文化转译中焕发生机 二、《十二公民》的改编诉求：培育公民精神、问诊社会症候 在笔者看来，徐昂导演选择重拍一部屡次被翻拍的经典电影，创作诉求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以“公民”为题眼，弘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和崇尚公正、尊重生命的法律意识；二是影片引入了当代中国中诸多的现实问题，为时代症候把脉，起到了一定的揭露与批判作用。
首先，我们从“公民”这一题眼入手十二位陪审员的出身、职业、阶层各不相同，共处一室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起初，十一位陪审员都自私冷漠、鼠目寸光地盯着自己的大生意、小买卖，企图草率结束这场虚拟的游戏再加上公开举手投票时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十一位陪审员迅速宣判了“富二代”的死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被他们置之不顾，甚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是无知的8号陪审员的一句“我就是想讨论讨论”才使得陪审团走上沟通与和解的正轨在他的据理力争与耐心说服下，陪审团放下偏见、接纳多元，对案情的讨论不再从自身经历、小我立场出发，而是尝试客观、理性、严谨地质疑与思考，去伪存真，并最终“向真理低头”比较来看，《十二公民》的模拟庭审实现了类似《十二怒汉》的宣教功能，但并非是对陪审团制度的科普，而是对普通百姓进行了一次有关现代司法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启蒙除了再次普及“无罪推定”的法律观念、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外，导演还着力于对日常公共生活和交往行为的探讨对于当前社会的各种交往行为来说，只要不触及法律底线，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通用规范更需警惕的是，人们的认知活动与交际行为所依据的，往往是中国社会历来推崇的“经验”二字，且在经验的基础上固执己见，拒斥冷静的思考和严密的推理。
针对这种共同价值的断裂与交往话语的混乱，导演倡导一种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企图以客观理性、自由独立的公民精神取代交往中盲目、偏狭、顽固等情绪性因素，同时对整个社会可以通过沟通与协商建立一种普适性的交往原则抱有乐观期待影视如镜像，《十二公民》的戏里戏外、法庭内外存在一种互文式的同构关系无论是对于剧中人还是大银幕下的观众来说，这场充满仪式感的模拟审判都是探寻公民身份、培育公民精神的起点 其次，正如导演自陈：“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我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反映中国社会的现状{2}《十二公民》勾勒出一副对当下社会还原度颇高的浮世绘，既营造出平实可信的生活质感，又饱含着社会内涵和现实反思贫富矛盾和地域矛盾是影片着重展现的问题，但导演并非以阶层压迫与对立的既成事实为切入点，而是基于传播学、心理学的视角，描绘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之间观念与情绪上的紧张关系片中“富二代”弑父的主线案例，无疑呼应着现实社会中“李某某案”“富二代杀妻案”“富二代飙车案”等举国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媒体时代，永无止息的信息推送和群体传播的极化效应强化着各类人群的标签属性，使得“标签人群”在大众认知中的刻板印象逐步加深，这成为了公共交往中难以跨越的感性障碍与思维定势。
无论在网络互动还是现实交际中，人们常常不把对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去结交，而是将认知建立在媒介话语和坊间流言上，甚至以最大的恶意做出揣测如“富二代”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经被媒介构建为“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因此几乎全部陪审员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富二代”确实杀害了其父又如4号陪审员与大学生女友的关系被众人暧昧地调侃为“干爹”与“干女儿”，就仿佛所有男富商与女学生的情侣关系必然涉及钱色交易，这种联想路径明显受到以博眼球为目的、被大肆渲染的桃色新闻的影响富商的一句“这是对中国优秀女青年的侮辱”虽略带喜感，也达成了对这种社会偏见的直接反驳影片中的地域矛盾主要由身为北京房东的10号陪审员引出，在其与5号陪审员（蒙冤的犯人）和11号陪审员（来自河南的校园保安）的口角纷争中展开当外省人/他者的刻板印象在自身唯恐利益受损的防御性心理机制中发酵，房东毫不留情地向这些“假想敌”开了“地图炮” 除此之外，9号陪审员（空巢老人）一段对57年“反右运动”的痛苦回忆让影片于社会批判之外延伸出了历史反思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对父亲恪守着传统意义上孝道，却无法处理好与儿子的关系，这又带有些许民族文化的当代审视意味。
然而无论是在审判桌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情绪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在将最尖锐、最敏感的症结与痼习一一呈现之后，影片趋向于各阶层间的差异弥合与价值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