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 论文摘要：明确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一个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深入研究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总格局和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研究 一、毛泽东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早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又结合本国国情有所创新，较好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建国之初，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但到了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我们党的领导层开始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以及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从而转向了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以苏联为借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和理论等历史性文件中①毛泽东就曾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他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结合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这一精辟深刻的思路可惜的是，这一有益的探索，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中断 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崭新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回答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了这一重任，在领导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继新民主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从科学地评价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发展社会主义 1978年我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断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为了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又一次成了全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卓越贡献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我们也只有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基础上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成果1979年3月30日，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
同时他又指出：“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2、在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落后和不适应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情况，必须着力改革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象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那么，怎样来改变旧的管理体制呢？显然，用政治革命方式已为“文革”证明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而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那样来处理问题则更是不行显然，我们只有再次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科学预见到的用非政治革命即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道路上来 为此，在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改革的问题他在严厉地批评旧体制的诸种弊病后，明确指出：“这并不是哪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在确定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唯一正确方式的认识后，邓小平同志又对如何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首先实事求是地强调，探索这一问题，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一是底子薄，科技力量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农业还是靠手工劳动经营鉴于这样的中国国情，邓小平论述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这一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二大为全党接受并被进一步概括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与党的八大对此问题的提法相比，则更准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三、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向前快速稳定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后在党的十五大上又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科学定位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科学定位，继承和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用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 第一，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这一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②有的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并将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对全中国人民负责任的党，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负责任的党，其政治成熟性和自觉性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③ 第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等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高度，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提出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另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提出了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根据，总结了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进一步证明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无穷魅力和雄厚的发展潜力 注释： ①靳辉明主编：《社会主义历史、理论与现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页 ②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③聂运麟、吴海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深化与升华》，载《人大复印资料》，2006年第5期 ④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