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书法家楷书特点颜体宽博宏伟、沉雄朴茂；欧体法度森严，寓动于静，寓险于平；柳体瘦硬坚挺，骨力洞达；赵体华贵典雅，俊秀婉丽四家各有所长，但是作为初学模板也存在许多难点颜体多筋，棉里藏针，柔中寓刚欧体书风含蓄，法度严谨欧、颜二家比较难学，入门阶段不容易把握要领柳体程序化倾向明显，入帖容易出帖难赵体流畅秀美是其长，也存在缺乏迟重的弱点，学不好容易走向流俗油滑，虽有益于应用，从向艺术方面发展的角度看还是后学为好赵孟頫的书法艺术：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博学广识，才气横溢，名满四海他精通音乐，擅作文章，谙诗歌，开画风，工书法，嗜篆刻，通佛意，是一位天资超群、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诗连同书法、绘画，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在绘画上，他开启了元代复古风气之先，为中国画（主要是山水画）在元朝鼎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书学魏晋，篆法李邕，字体精秀，人称“赵体”同时代的书法大家鲜于伯机在跋赵孟頫的小楷《过秦论》中有过这样的评价：“子昂篆、隶、正、行、真草，俱为当代第一可以说，作为元代书法的主要代表人物，赵孟頫对北宋“尚意”的书风颇不以为然，他非常敏锐地体察到书法崇尚精神层面的背后，还需技法与形式等物质层面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样才能有生命力，故他极力反对沿袭宋人的轨迹，而要求复古，回归到晋唐书法，这也是当时书法发展的必然。
书法发展经历了晋、唐、北宋三个高峰期之后，到了南宋，无论形式技巧上或是气质上，都已非常荒率和单调了，一派江河日下的景象这种萎靡不振的景况一直延续到元代初期赵孟頫力求“古法”，乃是在元初“古法扫荡”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赵孟頫所力倡的古法是直指晋唐书法，他自己又能以复古变古而成一代宗师他反复临摹了大量书帖，其临习范围之宽令人叹为观止他几乎涉猎了所有的法帖，其临摹之作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他所临《定武兰亭序》即是一件经典临摹之作董其昌曾称其临摹之功“无毫发不以真”从赵孟頫的书法作品来看，他的复古行为主要集中在二王书风，想借助二王书风来振兴元初的书法他一生学书始终不离二王左右，但又能吸纳古人的笔法，贯穿斟酌，自成一家赵孟頫赵孟頫一生有很多作品流传下来，比自称“生平写过麻笺十万布在人间”的米芾似有过之其书篆、隶、真、草四体皆擅，且都有佳作流传他的篆书多见于一些碑铭额，且多为玉箸篆，玉箸篆是秦相李斯所创书体，汉唐之后习者很少，白成一体者则更少，可以说篆书自秦之后就日趋寥落萧条了至元代，赵孟頫在复古思想的指导下直指秦篆，成为篆书历史延伸轨迹中光辉的一振他的篆书用笔中锋圆劲，行笔随意，结体匀称稳健，有一股清新之风。
他的篆书虽没有在元代掀起风潮，但为后来开启清代篆书风气起了先导作用赵孟頫的小楷作品多见于所写的经卷据墨迹流传和著录所记，不同名称的佛经和道经不下20余种他颇好佛道释学，颇有六朝名士的风度他的楷书多为小楷，大字少见，其代表作除《洛神赋》、《黄庭经》、《千字文》、《道德经》、《胆巴碑》、《张公墓志铭》外，还有一些题跋其中《洛神赋》是通过反复临摹王献之的《洛神赋》而来的，但王献之的真迹只有九行，赵盂頫补全了后面的大部分，通篇风格统一，临得十分入微，字大小不一，气韵堪称上乘，甚得二王笔、、八意赵孟頫另一类楷书如《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是世人所说典型的“赵体”赵体”多见于书碑，用笔沉稳，一丝不苟，章法布局分明，静穆庄严《胆巴碑》（又称《帝师胆巴碑》）是他晚年代表作，其法度严谨，神采焕发，用笔圆润丰满，方圆兼施，无迟滞之感，结体俊美灵秀，匀称优雅，甚有李北海意，可见赵孟頫晚年在技法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赵孟頫流传的大部分作品为行草书，其中包括大量信札、题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行楷兼及，如《行书千字文》、《前后赤壁赋》、《归去来辞》等等；二是行草相济，行书带草笔，他抄录的一些短文诗篇、来往信札、题跋作品多属此类。
三为草书，此类作品仅《急就章》一篇传世，还有《衰荣无定诗帖》是草书中的佳作他的行草受二王书风影响较大，力求笔法精刻，超逸脱俗他几乎融会了受二王书风影响的所有书家的技巧，从各种角度汲取了他们的精华，进行融合，堪称为二王书风的集大成者他晚年的代表作《玄都坛歌》，通篇气势跌宕，婉转流畅，笔意滋润，行笔舒展开朗，又圆浑沉稳，比其他赵氏作品多了一分“骨气”其中融会了李北海、柳公权、陆柬之等人的笔法，交叉于二王的笔法中，十分和谐自由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
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苟，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1、《神策军碑》：楷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是柳公权的代表作之一，较后世熟知的《玄秘塔》书体风格更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左紧右舒，也是较好的临写范本2、《柳书金刚经》：楷书，唐长庆刚年（公元824年），四月刻原石毁于宋代有甘肃敦煌石室唐拓孤本传世，一字未损，今在法国巴黎博物院评论家认为楷书金刚经，具备了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东之）各体之长，有很高艺术价值。
3、《玄秘塔碑》：楷书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上二月立，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在传世的书迹中，最为著名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楷书范本之一欧阳洵欧阳洵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洵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洵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欧阳洵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洵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洵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米，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洵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
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欧阳洵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洵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欧阳洵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
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欧阳洵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洵，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洵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欧阳洵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