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史学的求善诉求与传统史学之道德批判的省思=“news_bd”> 史学本应在求真与求善二维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向求真一维倾斜，而于史学之求善，尤其是求善诉求中的道德批判，史学工作者们则几乎无复再有人坚持，历史讨论中的道德主义甚至被认为迂腐而受到嘲弄，史学工作者亦因此推卸去了本应担在自己肩上的引领历史向善的社会责任这种漠视史学求善功能的取向，体现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方而是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求真的所谓价值中立影响而形成的史学家对于历史善恶的道德漠视;一方而则是沿袭晚明以来的道德批判思潮，认为传统道德己沦为恶之渊羲，并在极端情绪的批判下，形成成王败寇式的功利主义历史价值标尺 在对道德主义极端批判的取向下，翻案盛行，一些历史上被批判的人与事，却在功利主义的视镜下穿上了合理性合道德的外衣，美其名曰历史地认识—于是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或教育便是，只要能获得成功，能获得利益，不择手段乃致杀人越货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可悲的事实或结果，在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今天，是否应引起我们反思一下传统史学的求善诉求，反思一下其中的道德批判的价值和意义? 一、史学求善何以必要 这是因为，对于史学求善诉求的道德批判之存在价值的话问，无论逻辑层而还是经验层而，其发问，最终皆会落实到这个康德式的追问，然后才有可能在问题得以解答的基础之上，依次继续追问:道德批判之于史学求善的价值何在?传统史学实践中道德批判是怎样地展开?传统史学实践之道德批判所持之价值标准是否具有其历史的合理}h}?而凡此等等，也是这里所试图省思之问题的起点。
先说史学何以要求善或史学求善何以必要这实际是涉及史学终极目的的问题按照近代科学主义史学的理解，史学的目的理所当然地指向求真，即认识历史之所以然然而，若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继续追问，则人们为什么要认识历史所以然之真，或史学求真冲动的目的何在时，问题则很自然地循此而转向了史学的求善，或历史之所应然的问题 所谓的善(good)，实际包含着有用的和好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而 关于史学之用，可以说史学之所以诞生就为了致用，否则人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做一件无意义的活动史学还初在萌孽之时，其天然担负的责任是教育其教育之用的表现有二:一是生产经验的积累与传递，一是社会经验的积累与传递，其中也包括人之为人的社会训诫人类在这些经过筛选的、所谓有用的也是好的历史事实的积累中获取教益而不断成长，同时人类也从这些所谓有用的历史事实中完成对于自身的认讥《易大畜象传》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按古代德常与得互训，《管子心术》、《礼记乐记》第十九、王弼《道德经注》三十八章等文献，皆有德者，得也之说其中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①更往往将德视为人(甚至物)得之以生的根本条件，如桩子天地》之物得以生谓之德’，《韩非子解老》之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等等。
因此，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通过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才完成对于知识和道德的获取 二、史学的求善诉求与史学的道德批判 以上讨论了史学何以求善，得出了史学求善之必要性的结论这里则讨论史学的求善诉求与史学的道德批判之关系的问题 如前所述，所谓的善实际包括着有用的和好的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方而善概念的发展，犹如作为会意字之善，有一个从羊在六畜主给膳这个最感性的口腹满足的感性感受，逐渐拓展至一切使人的欲望得以满足之感觉，又再进一步抽象为泛指一切美好事物之范畴的引申过程这也说明所谓史学的求善，也应具有直接经世致用之求善和道德价值层而的求善(当然通过对历史的道德批判而达到指示未来行为的道德取向，也可说是史学求鉴、求用的一种形式)其中判断是否有用，因更多的是就外在的客观之物而言的价值判断，所体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洗礼后，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使我们在被西方对科学一味追求而弄得支离破碎的史学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和美学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美国的海登怀特，通过他对19世纪历史意识的研究，甚至不无激进地指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并因此指出: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要求，仅仅代表着表达了对一种特殊的历史概念化形态的某种偏好，其基础要么是美学的，要么是道德的，而它在认识论上的论证仍然有待确立。
③ 进入21世纪，新兴的后一后现代主义(Post一postmodernism)，则竭力尝试逃离语言的牢笼，，把人心的温热和心灵深处的共鸣交还给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思考，④努力在被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废墟上重建历史学赖以建立的认识论基础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解构，到本世纪初出现的后后现代，整个史学理论的进程便呈现出一个理论取向的悖反—从对历史意义的质疑、历史学存在意义的质疑，到在被科学一味追求而弄得支离破碎的史学中，重新发现道德的和美学的意义，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重新建立对于真、善、美的统一的历史学的追求这也就是说，史学有必要求善，也有必要为求善而予历史以道德的批判 三、传统史学求善诉求之道德批判的省思 回到我们省思的主题，即呈显于我们传统史学求善诉求的实践中，道德批判是个怎样的展开?其赖以批判展开的价值标准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抑或应该怎样认识与评价传统史学求善诉求中的道德批判? 节社会秩序的观念，即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的权利界定，以使社会实现一种有序的结构而达到社会整合，其最终的目的是避免社会混乱纷争，使社会和谐有序运行此外，人既然是生活在社会结构当中，那么每个人就必然要在社会分工中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同时承担该角色所规定的义务。
承担角色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必然地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或义务也正是社会角色与义务之关系的认识上，孔子才提出所谓君君、臣臣、夫妇、子子的理念，①按照孟子的解说，传统社会角色与相应的伦理原则应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②而当社会角色与相应的伦理发生背离之时，也就是名实相违时，其社会角色也就失去了意义，孟子所谓由君主转为独夫而拭之可矣，即基于这样的理解而立意的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后来的专制君主单方而强调权利而淡化义务责任的立场，忽略其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价值理想③毕竟对于历史大多数时期来说，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地运转，是有益于民众的安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福社任何一个稳定的常态社会，总是以拥有普遍地价值共识为其基本特征和社会保障的儒家提倡的纲常也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有序运转的伦理保障历史展现的事实是纲常乱则社会乱、则民受苦对于这一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坞曾论道:中国的立法者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而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④ 惟因如此，传统史家才将扶诩纲常视为史学求善实践中道德评判的重要内容，而其所折射的则是史家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愿景回顾古代史学史，凡是纲常价值为史家所强调之时，往往也是社会失范混乱之时，也是史学家撰述历史强调纲常道德规范、展开是非批判之时所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拭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椿秋护是也⑤至于司马光《资治通鉴》，虽非撰于乱世，但其臣光曰，亦同样包含着对于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及五代以来纲纪紊乱造成社会动荡的反思，即所谓大抵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诩纲常，警世励俗，则一而己⑥即就传统史学来说，无论一般的道德批判，还是针对社会失范而进行的社会伦理的批判，其目的皆是以追求人的目的的实现，引领历史向善的努力 美国当代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Tudt)，在其《责任的重负》记述这样一件事，60多年前，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加缪曾质问他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战友: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你们不觉得我们都应对价值虚无负责吗?假如我们公开宣称自己犯了错，又会怎样?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我们应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烙尽职守又如何?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从这里萌芽吗?⑦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就应当拒斥那些无原则的相对主义，拒斥一切犬儒行为。
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这种道德担当信念，使我想到《易传》所云: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⑧这也可说是传统史学家道德批判之求善诉求的使命意识之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