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敦煌变文中的丑妇形象 刘月菊（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0000）[摘 要] 我国传统的女性长期生活在男权统治之下， 解读古典文献中的女性形象是我们认识女性地位和男权意识的一个窗口本文从女性文学视角, 分析了敦煌变文中出现的丑恶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下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Keys] 敦煌变文；丑妇形象；男权社会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全世界，这些遗书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变文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敦煌变文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一些丑妇形象就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一、内心丑恶的继母形象敦煌变文《舜子变》中的后母是一个阴[来自www.Lw5U.com]险恶毒想要虐杀继子的典型形象在变文中，后母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小妇人，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继母一样，她不喜欢与之没有血缘关系的舜，一心为自己的亲生儿子象着想，对于舜这样凡事讲究礼数的文人行为，很是反感在瞽叟外出经商的几年，继母与舜基本还是相安无事，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丈夫不在家，可能害怕如果虐待舜，会为丈夫和社会所谴责，落下虐待继子的罪名毕竟女性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是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十分关键的利益冲突但是等到瞽叟经商回家后，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因为舜是家中的长子，会影响到继母与其子象在家庭中的财产分配与继承，为了独吞家产，所以继母按捺不住，要对舜下毒手变文中继母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对舜进行迫害首先就是摘桃和苦肉计在瞽叟经商归来后，出于对财产的觊觎，后母“立读（五毒）嗔心便岂（起）”“心里当时设计”继母设计让舜去后院为其摘桃，而自己用金钗刺伤脚等瞽叟回来后就诬陷舜“树下多里（埋）恶刺”企图给舜冠上一个不孝的罪名瞽叟回家后，继母为了进一步挑拨瞽叟与舜父子间的感情，除了诬告舜在树下埋刺伤害在自己外，她就有继母还诬陷舜“见妾头黑面百，冀生猪狗之心”，不讲伦常，企图非礼自己如此恶毒的诡计果然奏效，瞽叟毒打舜，甚至不惜和舜断绝父子关系后母的挑拨离间促使瞽叟毒打舜，但由于帝释的保护舜毫发未损为了达到目的，后母使用了一系列诡计，制造了“焚廪”和“掩井”二难，一心想要除掉舜在中国古代，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女性只是男权社会下的附属品，男性才是绝对的主导者在变文的最后，当真相大白时，对于瞽叟的不辨是非、听信谗言而迫害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加以苛责，而是将一切罪过都归结到了继母的身上，可见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权社会下的阴影下面，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悲剧命运。
二、外表丑恶的女性形象敦煌变文中也出现了外貌极端丑陋的妇女形象敦煌变文《丑女缘起》描写金刚丑女因为前生轻慢，骂了家中供养的辟支佛，所以今生得到了报应，变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丑女变文中这样描述“女缘丑陋世间希，浑身一似黑韧皮，双脚跟头皴又僻，发如驴毛一枝枝看人左右和身转，举步何曾会礼仪十指纤纤如露柱，一双眼似木槌犁”，连自己的父亲看她也是“上唇半斤有余，鼻孔竹筒浑小”为了丈夫在朋友面前能够有面子，所以丑女在佛前忏悔乞求：“丑女佛前忏罪想，所为宿业自招然忏悔才终兼发愿，当时果报福周圆这个故事一方面是佛教讲究的所谓因果报应，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女性的悲剧地位金刚丑女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因为前世不尊佛而结下宿业，被打为丑女，而且，自己的婚姻也没有自主权，全凭父亲安排，为了丈夫，还要承认错误忏悔，恢复容貌也是为了获得丈夫的认可在令人窒息的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一切，包括身体发肤姿容，都是没有自主权的，都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存在，女性就像木偶一样生活三、面恶心丑的悍妇形象分析在封建社会时期，男性的霸权主义意识渗透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血脉中，使得男权社会总是以传统的审美视角去看待世俗社会，一切以男性的需求为中心，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条件下，女子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的接受。
我们通常看到的传统的观念，对于女性性的要求都是贤惠、孝顺、美丽、忍辱负重的而敦煌变文《齖齕新妇》中写齖齕妇道：“欺儿踏婿，骂詈高声，翁婆共语，殊总不听入厨恶发，翻粥扑羹，轰盆打甑，雹釜打铛嗔似水牛料斗，笑似辘轳作声变文塑造了一个面恶心丑的极端的女性形象通过一系列极其夸张的描写，勾勒出了一个[来自Www.lw5u.Com]行为乖张、不守闺训、斗嘴撒泼、又馋又懒的丑妇、悍妇形象变文中的丑妇行为放肆，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传统女性的理解，欺儿踏婿、忤逆公婆，不光容颜丑陋，言行更是粗鄙不堪文中还写道:“本是齖齕，打煞也不改一个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泼妇形象跃然纸上齖齕新妇的诸多行为是不容于封建男权社会的，为了维护男性特权，在以男性为统治者的封建社会，以及当下为其统治服务的社会文化更加重视女性的外在美，女性的一切行为规范必须符合男性的审美要求，女性必须严格遵守为其制定的道德标准，齖齕妇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案例，旨在惊醒活在男权统治下的广大女性，一切言行举止都要符合顺应男性的审美要求变文中的丑妇形象表明“以男性标准确立的道德、伦理规范纳入文化的范畴，成为统治的思想，形成单调而强大的男性话语处于弱势中的女性，则被迫长期保持缄默，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和能力。
[2]总之敦煌变文中的丑恶的女性形象除了佛教劝化成因外，男权社会要求女性回归到封建伦理道德约束下的传统审美习惯和思维模式是最重要的因素Reference：[1]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王建珍，闫兰娜，王海静.男权文化中的女性悲剧——论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妇女研究论丛，2006，(4).作者信息：刘月菊（1987—），江苏盐城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