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青年族群融合政策及其借鉴意义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多年来一直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着称于世，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效仿的楷模新加坡虽在人口构成方面族群众多，但国内政局从不因族群融合问题而掣肘，这主要得益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确立的多元种族主义政策，尤其在青年族群融合方面的政策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族群政策的背景与历史必然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新加坡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公布的常年人口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40万其中，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总数达384万人；非居民则有155万人 新加坡公民中：华族（汉族）为242万，占74.1%,大多信奉佛教和道教，少数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马来族为44万，占13.4%,基本信奉伊斯兰教；印度族为30万，占9.2%,基本信奉印度教或锡克教；余者为欧亚裔/混血，占3.3%,基本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1] 多元化的族群和多元的宗教信仰，对于新加坡管理当局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管理难题，处置不当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英属殖民地时期分而居住的种族管理政策，致使新加坡形成华人居住牛车水、马来人居住芽笼、印度人居住小印度的各种族自行集聚的特色。
庞杂的族群构成，短暂的建国历史，长期聚族而居的传统，使新加坡各族群保持着各自族群的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地位差异大，极易产生族群之间的纠纷与摩擦1964年和1969年，新加坡在建国不久后所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都发端于马来人居住的社区虽然民族流血事件在该国历史上屈指可数，但却引起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种族政策的检讨与反思，将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全部作为官方语言；对基督教、回教、佛教、印度教、道教一视同仁；在全国推行种族和睦的混房政策在当前民主政治发展趋势下，选举是使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所在选举其本质上是政治博弈，也就是政党为了实现执政，在竞争的状态下，借助一定的策略与组织动员，实现合法的执政目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通过选举实现了长期执政的目标而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不可能在自上而下的单一轨道上运行，都必须考虑人民的意见，建立自下而上的另一轨道，上传下达，来往通畅的双规政治运行轨道，才是成熟政治、持久政治的标志[2]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多年来虽以清廉、务实、服务的形象在大选中为新加坡民众所接受，但2011年阿裕尼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败给了工人党竞争对手，2012年工人党候选人又再次在榜鹅东补选区击败了人民行动党候选人。
选举后的相关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选民有64%支持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而21~41岁的青年选民中有55%支持执政党，45%的青年选民支持其他政党政治学者认为两次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行动党的“票仓”分裂，执政党的票源多来自已进入暮年的老者，青年选民阵营出现较大分化新加坡统计局201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新加坡总人口508万，15~44岁年龄段人口占44.3%,争取青年选民是新加坡各政党为实现执政目标而角逐的重要对象，自然也包括少数族裔青年[3] 受制于自我设计的集选区制度的规定，全国集选区议员选举中都要有一位少数族裔的候选人，选举团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迫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选举竞争的大局角度出发来加强与少数族群的交流，尤其是重视少数族裔领导人的培养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族群融合政策分析 （一）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促进青年族群融合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过城邦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使然而城邦是由各种社会组织不断扩展，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就在于产生规模巨大、极其庞杂的社会组织，并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舞台，也为社会成员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自身组织的多民族性，注重吸收马来族、印度族的精英分子进入执政党高层在基层管理组织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更是以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各族裔人口在公务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民族政治平衡策略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政策执行与舆论宣传上实现了双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被塑造为代表多民族利益的执政党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作为其实现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而基层组织无疑是实现两者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 基层组织在新加坡社会民族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新加坡政治生态的重要特色之一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新加坡形成了“好政府”模式它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而不是分离与对抗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所形成的良性互动，使社会组织能够为政府的管理提供智力支持，同时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在积极的“反馈”下也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起广泛覆盖的基层社会组织，在全国形成紧密连接、层次分明的社会组织网络，使社会不失稳定性与弹性新加坡现有基层社会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直接掌握与管理的基层社会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
1960年，作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的半官方组织--人民协会（The Peoples Association,PA）成立，其直接隶属于新加坡政府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人民协会下属组织众多，其主要功能依靠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及居民委员会三大组织实现且其下属组织中还有一个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组织--行动党青年执行委员会（The PA Youth Executive Committee,YEC）YEC秉承人民协会的行动目标，“促进种族和谐和加强社会凝聚力”.为了更全面地协调青年发展事务，吸引不同族裔的青少年加入，参与广泛的娱乐活动，开发他们的潜力，青年执行委员会将重组为独立机构，并直接由文化、社区及青年部监管，这无疑凸显了青年执行委员会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族政策执行中的重要地位[4] 另一类则是依据国内法律法规设立，为民众服务的非政府机构不同族群的传统文化基因决定了族群融合绝非易事，为解决这一难题行动党以基层组织为依托建构不同族裔民众交流的平台1997年新加坡政府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s,CDC），以加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新移民的团结精神和新加坡人的集体荣誉感。
社区发展委员会依据各族群的不同文化背景，组织多种类型活动，如体育运动会、人才市场、文艺表演等，让各族群青年都有参与的机会，从而加强相互间的联系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了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族群青年有不同族群的文化体验，组织不同族裔青少年家庭交换生活，让青少年体验不同族裔家庭的生活、饮食和文化习惯以加深相互间理解具有长远眼光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将目光聚集于青年族群，在新加坡众多基层组织的引导下，各族裔青年形成包容、团结、友爱的局面，在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混合各族裔文化精华的“新加坡文化”. （二）体验不同族群文化习俗，引导青年族群融合 不同的民族不仅共同参与一种文化制度，而且还共享一种文化制度，久而久之，也就会形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共同精神形态上的特点也就是说，各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同，更在于他们的文化特点和精神形态不同 [5]284文化上的精神形态特征成为族群区别的重要标志，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指思想、感情、心理等不同精神特质一个民族的历史愈久远，所经历的民族文化熏陶愈深刻，接受这种文化制度心理趋向就愈强烈，因而民族文化也更加具有民族性农耕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社会成员多被附着于土地，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依附性自然很强，甚至成为评判社会成员行为的重要标准。
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无疑让社会成员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可以实现自由流动，由此所产生的是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成员的束缚也降低这也正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最大区别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征就因此丧失，实际上它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一旦遭遇到外界环境变化刺激时，其民族文化传统特征就会被激活例如新移民在进入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常常会在心理上对这种新的文化习俗产生排斥心理，遇到问题也倾向于向具有同样民族文化传统的老乡寻求帮助 新加坡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大国，但是由于地理空间狭小、人力资源短缺，吸引外来移民是新加坡的一项重要政策一方面，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改变了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弥补了新加坡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力资源短缺的不足，另一方面，具有高端教育背景的新移民，成为新加坡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资本在新加坡移民政策实施的十年过程中，新加坡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外籍人员[6] 这种情况无疑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考验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科学性移民进入新的社会环境，文化适应就成为移民国政府和移民自身需要破解的首要问题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它一方面失去了某些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另外一些文化特质，双方在交互作用中不断发生变化。
[5]403文化适应也并不是一味地抛弃旧的民族文化特质，而简单地吸收新的民族文化特质，它是一种新的、综合两者文化特质而产生新文化的过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注重新移民在进入新加坡后的心理敏感期，通过基层社会组织开展各种体验式活动，让新移民能够乐于融入到“新加坡文化”氛围中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在其社会发展中卓有成效，其民族融合政策巧妙地融入到教育仪式的过程中，以起到润物细无声之功效新加坡青少年在小学时就要学会背诵《公民信约》（National Pledge），在集会时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是要进行以下誓词的宣誓：“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新加坡青少年虽然从小就确认存在语言、宗教、习俗等种族差异，但却不影响他们树立新加坡现代公民的多元种族理念面对新一代青年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显性教育方式的排斥，追求新奇的心理特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因势利导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引青少年参与种族和谐的建设中新加坡东南社理会就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招募有志于种族和谐建设的大中专学生担任“青年种族和谐大使”,其工作内容不局限于种族和谐，也关注于新移民的社会融合课题。
[7] 以青年人自身的视角开展社会活动，举办跨国籍青少年友谊营；引导青少年对本国种族问题进行独立思考，避免出现从众心理或被裹挟鼓励青年种族和谐大使利用新媒体报道与宣传自己的亲身实践，让其它新媒体受众即使没有参与，但是仍能够获得“现场体验”.同伴群体间信息传递的接受及认可度不但不亚于权威媒体，有时甚至超过后者青年种族和谐大使活动的推行，不仅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族政策能够赢得青少年群体的支持，减少政策实行阻力，并且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掘和培养了一批具有领袖潜力的青年才俊当然，此类活动的开展均离不开新加坡政府的物质支持，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社会融合基金以确保从物质上支持国民融合活动的实施从2011年至2013年社会融合基金所资助的国民融合项目从81个增加至120个为了确保新加坡基层组织开展族群融合活动的能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来不遗余力，即使对于需要大笔财政援助的青年族群融合项目，也从不因财力而掣肘 （三）维护法律权威，营造青年族群融合氛围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将法治融入治国方略中，以平等公正、独立规范、立足实际的法治理念，建立了一套融合东西方文化特征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法律体系，它既符合东方儒家伦理道德，又符合西方自由平等的理想追求；既强调群体利益的重要性，又汲取西方个人本位。
新加坡法律体系在促进族群融合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