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 吐魯番新出《論語》古注與《孝經義》寫本研究 朱玉麒 朱玉麒 一 寫本概況與錄文 一 寫本概況與錄文 在 1997 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搶救性清理發掘的洋海 1 號墓葬（97TSYM1）中，出土了豐富的寫本文書其中的一葉殘片上兩面分別書寫了《論語·堯曰》的古注本和《孝經義》的序言，為我們補佚古代典籍、認識闞氏高昌國時期的文獻傳承與學術文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洋海 1 號墓所出土的大多數文書是因為被製成葬具（紙鞋）而埋入墓中的，但是也有作為文書的形態帶入墓室的，如《隨葬衣物疏》 此外，這張兩面書寫《論語》古注和《孝經義》的文書，以及由三葉紙連接抄寫的一份《易雜占》 ，也是被單獨放置在墓室西南角的根據“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討論的意見：由於墓主人張祖的官人身份，以及對經義、占卜的濃厚興趣，這些文書可能是他生前所使用、死後又作為陪葬品放到墓中的，個人藏書的形式是它們的最終形態 洋海 1 號墓所出有明確紀年的文書，是其中《隨葬衣物疏》另一面的《永康十二年張祖買奴契》 （97TSYM1:5） ，永康十二年為公元 477 年1，當北魏孝文帝延興五年、南朝宋順帝昇明元年。
而其背面的《衣物疏》年代也就是墓主人之一被安葬的時間，應當在永康十二年稍後根據這件買奴契，墓中的一批送使文書也被考證為書寫於永康九年和十年2因此，與《隨葬衣物疏》同時埋入墓中而沒有確切紀年的《論語》 、 《孝經義》的寫本年代，也應該是在永康十二年前後的闞氏高昌時期（460—488） 不過，作為墓主人張祖生前使用的典籍，不排除來自更早的北涼（420—441）和沮渠高昌時期（442—460） 這個時間段，與中原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和南朝宋、齊年間大體相應 這件被編號為 97TSYM1:12 的文書尺寸為 25.5×18.6cm，其正面有藍色塗抹，抄錄《論語·堯曰》 ，殘存 9 行，行 17、18 字不等，有界欄（上下單欄，左右雙欄，欄高 22.2cm） ，並有小字雙行夾註文書的背面，抄錄的是《孝經義》 ，字跡略同於正面，而更具楷則，殘存 10 行，行 18 字，無欄格現將“新獲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的錄文轉錄於下3，再分別進行討論：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出土及海內外散藏吐魯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批准號 05JJD770107）項目成果之一感謝榮新江、李肖、孟憲實領導的“新獲吐魯番文獻整理小組”成員的指正。
1 詳細論證，參陳昊《吐魯番洋海 1 號墓出土文書年代考釋》 ，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11—20 頁 2 參榮新江《吐魯番新出送使文書与闞氏高昌王國的郡縣城鎮》 ，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卷，21—41 頁 3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 ，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164—167 頁其中正面《論語·堯曰》 “衆寡”句夾注的標點，據許全勝賜教更正 197TSYM1:12（正面）97TSYM1:12（正面） （前缺） 1 利而利之，斯 不 亦 □ 而 [ 2 誰怨乎？欲仁而得人（仁） ，有（又）焉貪乎？君子無眾寡， 3 無小大，無敢沛（慢） ，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政（正） 4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5 威而不猛乎？可勞謂居富及不年者，得仁謂捄患分灾，眾 寡、小大謂所見之多少、尊卑，容貌若一，為不 6 少卑，沛然自矜庄也子張問 一而為說四者，知其懷憤也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7 “不教而煞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其（期） 8 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吉語也。
9 吉語□□□□ [ ] （後缺） 97TSYM1:12（背面）97TSYM1:12（背面） 1 孝經義 2 孔子 魯人，姓孔，名丘，字仲 □歷 3 國應職，莫能見用迺刪《詩》 、 《書》 ，定《禮》 、 《樂》 ，脩《春 4 秋》 ，述《易》道，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二人弟子曾參， 5 有至孝之姓（性） 故仲尼因為陳先王之德，自天子 6 以下，至于庶人，各有條貫弟子書其言，以 7 為《孝經》 ，此皆先王之所以教化也，是時禮壞□ 8 崩，臣煞其君，子煞其父故仲尼述其意曰： “先王 9 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 ”則說先王之道明矣 10 世俗皆云：仲尼□[ （後缺） 二 《論語》 、 《孝經》之並列與先後次序 二 《論語》 、 《孝經》之並列與先後次序 這一典籍寫本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已經出土的眾多關於《論語》 、 《孝經》的寫本文書中，它是第一次出現的將《論語》與《孝經》抄寫在同一個寫卷上的例子，因此對這一《論語》 、 《孝經》合抄本正反面即抄寫先後順序的確定，也就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將《論語》作為正面而《孝經》作為背面的理由，首先是由《論語》的抄寫畫有欄格而比較正式來做參照的。
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 《論語》 抄寫的內容乃其最後一篇的第二章，其第三章也即最後一章，僅有寥寥二十六字，其文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2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文字內容明白淺顯，因此《十三經注疏》本的《論語》採集以往舊注，也只有孔安國與馬融各有一條簡單的沒有超出十個字的注解；由此可以推想此古注本的最後一章如果保存下來，也不會有複雜的注解出現；而按照目前的抄寫格式，最多有兩行的空間，此《論語》古注本也就抄寫完畢正是因為如此， 《孝經義》便從另一面略加空行後寫下書名，開始了抄寫——這樣的先後順序如果顛倒過來，是先抄《孝經義》而後抄《論語》 ，那麼，在許多張紙接續才能寫完的《論語》和《孝經》注本，是很難如此精確地算出這麼好的頭尾銜接的 《論語》 、 《孝經》的抄寫先後，在古代應該是有一定的原則的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 《論語》 、 《孝經》雖未列於“五經博士”之列，但正如王國維所論， 《論語》 、 《孝經》因為其淺顯，“《漢官儀》所載博士舉狀，於五經外必兼《孝經》 、《論語》 故漢人傳《論語》 、 《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漢時《論語》 、 《孝經》之傳，實廣於五經也。
1《論語》 、 《孝經》正因其篇章的簡明易學，反在儒學中成就了啓蒙的地位，因而成為普及讀物，這也是它們並稱的主要原因它們的這種價值，在唐穆宗與兵部侍郎薛放的對話中可見一斑：“上曰：‘六經所尚不一，至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精華； 《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2但是， 《論語》 、 《孝經》並稱的先後位置，也不盡一致從學習的難易程度來考慮的時候，其並稱往往是先《孝經》而後《論語》 ，這是因為《孝經》的字數不到二千，而《論語》則近一萬六千字，幾為前者的九倍3如三國時的鍾會為其母作傳，記其幼時在母親的教誨下，“四歲授《孝經》 ，七歲誦《論語》 ，八歲誦《詩》 ，十歲誦《尚書》 ，……”4這種學習正是按照先簡後難的程度來進行的， 《太平御覽》引東漢崔寔《四民月令》曰：“十一月硯凍，命童幼讀《孝經》 、 《論語》 5論述童子的學習情況， 《孝經》 、 《論語》的先後稱引也應是基於誦習的先後來作排列的他如 《太平御覽》 所引 《續漢書》 稱梁皇后“九歲能誦 《孝經》 、 《論語》”6、所引《史繫》稱盧操“九歲通《孝經》 、 《論語》”7，無疑都是根據其誦習先後而作排列。
這種根據難易程度而誦習的情形，在古代中國是非常普遍和前後延續的如到了宋末王應麟，在傳授人倫規範的《三字經》中，還有“《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的訓示，將包含 《論語》 的“四書”放在 《孝經》 和六經之間，可見其難易的規律 不過，作為一種經典來保存時，則多以相對更重要的《論語》放在了《孝經》之前從上引薛放的稱述來看，二者的意義本來是不可軒輊的，然而因為《論語》是對六經——儒學1 王國維《漢魏博士考》 ，作者著《觀堂集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181—182 頁 2 《太平御覽》卷六○八引《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2735 頁下 3 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論語逐字索引》 、 《孝經逐字索引》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5 年）以《十三經注疏》為底本統計： 《論語》總字數 15935（197 頁） ， 《孝經》總字數 1800（27 頁） 4 《三國志》卷二八《鍾會傳》 ，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785 頁 5 《太平御覽》卷六○五，2723 頁下左 6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668 頁上右 7 《太平御覽》卷四一四，1912 頁上右。
3的最高經典的總括，趙岐所謂“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1，因此，以往的典籍在其並稱之際一般都將《論語》放置在《孝經》之前 《周書·異域·高昌傳》云：“（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 、 《論語》 、 《孝經》 ，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2這裏的記載，應該是基於經典重要程度的先後排列新出土的這一《論語》 、 《孝經》注本的合抄本，正當是根據這一順序而抄寫保存者它是迄今所見第一件對《論語》 、 《孝經》並置而有所先後可以印證的寫本實例 三 《論語·堯曰》注文探微 三 《論語·堯曰》注文探微 《堯曰》 是 《論語》 中的最後一篇，一共只有三章，出土的寫本殘存的是其中第二章“子張問”的後半部分與傳世的《論語》版本相校勘3，可以發現此葉寫本在經文方面有些細微的差別，茲亦如上錄文之行列，出校如下： 2 “怨乎”、“貪乎”，二“乎”字傳世本無；“得人”，傳世本作“得仁”，寫本第五行注文亦作“得仁”，此處當係音近筆誤；“有”，傳世諸本作“又”，此亦係音近致誤此類筆誤在以往吐魯番、敦煌出土寫本《論語》注中亦常常出現 3 “沛”，傳世本作“慢”，而寫本第七行注有“沛然自矜莊”語，或係涉下致誤；“政”，傳世本作“正”，二字通假，又此章係子張問“從政”事，兩次出現“從政”字眼，此處作“政”，或亦係承上致誤。
7 “煞”，傳世本作“殺”，“煞”、“殺”通假4；“其”，傳世本作“期”，此處音近致誤 以上經文的不同處大多出現在因音近而別寫、因承上涉下而誤寫，以及語氣詞的衍出，這些都是古書寫本時代最為常見的差異，而沒有原則性的分別 在寫本殘片保留的《堯曰》篇第二章文字範圍內，傳世的何晏《論語集解》和皇侃《論語義疏》在第一行殘缺的“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第三行“無敢沛（慢）”、第七行“不戒視成謂之暴”、第八行“慢令致其（期）謂之賊”和缺佚的“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下，引用王肅、孔安國、馬融等注凡五處，而該寫本均未載，可見與以上諸名家注本 《論語》無涉但該寫本卻彌足珍貴地保留了兩處注文，亦為傳世注本所未見 其中相對完整的第一處，體現了在注解經文上與傳世各本的同異如此處“可勞”的解釋，指明是從人的貧富與年齡出發來選擇勞役者，皇侃則籠統地解釋為“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5，不過意義上還比較接近；而邢昺的義疏卻解釋為“使民以時”，則是從用人的1 《十三經注疏》本《孟子題辭》 ，第六葉背面 2 《周書》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1 年，915 頁 3 傳世《論語》經文，主要根據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 ，又據嚴靈峰編輯《論語集成》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6 年）核對其中影印諸古注本。
4 日本津藩有造館天保八年（1837）序刻本《古本論語集解》亦作俗體“煞”字，嚴靈峰《論語集成》影印本卷一○第四十八葉正面又寫本背面之《孝經義》“臣煞其君，子煞其父”句，亦用“煞”字 5 日本元治元年（1864）萬蘊堂刊本《論語義疏》 ，嚴靈峰《論語集成》影印本卷一○第十九葉背面 4時令上需要張弛有度來詮注，代表了後世諸儒的普遍理解1此處注文的末句稱：“子張問一而為說四者，知其懷憤也這是對於“子曰”句式的解釋，而其“懷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