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礼貌的建筑与没礼貌的建筑有礼貌的建筑与没礼貌的建筑作者：王军 陈方陈占祥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著名城市规划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参加完成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成员，归国后，1947年，他在上海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建议1949年9月梁思成给当时的北平市长聂荣臻写信，力荐陈占祥参加首都建设陈占祥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方案当年在五棵松日本人留下了一个“新北京” ，我认为那里太远了，没有条件，一是交通，二是那里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应该近一点，以钓鱼台为中心来布置中央行政区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放弃了天安门，是要搬出去当时我和梁思成先生提出这个方案，是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现在北京的城市问题，已是非常拥挤，住宅不够，就是人都集中在城市里面，这也是西方城市在发展中遇到过的问题当年有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我在那里做都市区的规划，认为应该把城市作为整体来考虑那时我刚到北京工作1949年苏联专家访问团来到中国，非常隆重，到北京后，他们搞了一个规划草图，先我们反感开国大典，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上，指了指东交巷一带的空地，认为可在那里建设办公楼，主张一切发展集中在天安门周围，第一项工程就在东长安街。
当时东交民巷周围是一片绿地，包括东单广场，进深50米，这是保护东交民巷的外围的一圈绿地，苏联专家主张利用这圈绿地造房，建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这遭到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反对我们反对先开发东长安街，理由是没能力，不成熟，我们的施工能力不够另外，不能再把北京城的什么东西再搬进去了在西方这样做已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些城市根本的问题就是拥挤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10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1200万下降到七八百万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城的风貌就全毁了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大伦敦规划是1944年做的，是我的老师阿伯克隆比做的，当时还做了一个伦敦市区的规划，但这个规划不好做，因为产权太复杂了，有的地方被炸毁了，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才有可能，才可根据规划来实施，而其他地区则被框得死死的，一点也动不了。
惟一成功的是以疏散人口为主的大伦敦规划我的老师贺尔福，是惟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规划师，他成为了勋爵，是英国建筑界在近现代史中惟一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被设立纪念碑的，英国文艺科学界有名望的历史人物都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设有纪念碑这次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我没有参与我对规划师们说要在大范围内考虑北京的问题当年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梁思成先生表示反对，但我们无法辩论，中央的官员主张以天安门广场为城市中心，苏联专家也是这样一提要建新城，他们就以为要放弃天安门而不把行政中心放出去，势必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1949年10月份我们就开始做方案，那时苏联专家还没有走，还在活动后来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开会，聂荣臻市长主持，我和梁思成先生提出反对意见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可后来的事情怪了方案完成后，我与梁先生自己花钱印刷分发，没有人讨论，可不久又冒出一个方案，是朱兆雪、赵冬日他们做的这个方案就是苏联专家的思想领导没有正式对这两个方案表态我们只是交给市领导了，他们也不说对还是不对这两个方案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后来，北京市搞了一个正式的方案，是1954年出来的。
朱兆雪他们围绕天安门作文章，争论点就是天安门不可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的这没关系嘛，事实回避不了，那时只有天安门有广场，这么多人当然要到那儿去其实，天安门作为庆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对它不会有影响我和梁先生的方案比较粗，想做细一些，在大规划中列出30多个小问题发生的这次争论，是同事之间的争论对于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建议，领导一直没有表态，但实际的工作却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想做的最后，东长安街部委楼的建设开始，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都开始在这里建设，这比较仓促企划处的另一位朋友华揽洪，法籍华人，是建筑专家，从法国回来加入我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他娶了法国夫人，我们两个人私人关系很好，但也有争论在总图上，华揽洪主张把城墙拆了，我坚决反对城墙拆不拆是关系到总图怎么做的事，我说绝对不能拆，争吵得不得了，很厉害干脆分成两个方案吧，华揽洪做甲方案，我做乙方案我与华揽洪在城墙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后来领导知道了，派人来调查，开座谈会，说你们争吵保不保城墙，城墙的问题实际上是你们阶级感情的问题这很吓人啊！所以一下子我被孤立起来了，跟我做规划的3个人，这一下就散了当年领导派人来调查，我并不知情，后来还是一位女同志临终前告诉我的，她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叫莘耘尊，当过全国人大代表。
她去世前对我说，当时领导派人来开会，说拆城墙是毛主席的意思华揽洪1950年参加工作，比我晚一年做甲乙两个方案，是1952年和1953年的事情华揽洪的总图方案，与赵冬日的没有大的区别，和现在的也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城墙的去留，要做出两个方案来比较，但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嘛！当年的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段，他说当年有好些事情做错了！1954年苏联专家来了一个团，被聘为顾问，在正义路办公，后来又到动物园畅观楼办公，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在那儿做规划了，把甲、乙方案合在一起，综合起来，中央第一次批下来的就是这个我认为，拆城墙并不是华揽洪掀起来的，我怀疑他是听到领导的意思后这样做的我是在联合王国注册登记的建筑师，有这个执照我可以在香港开业今天，香港或国外随便一个设计师都可以到我们这里做设计，这对于保护古都风貌简直是开玩笑！关键是我们要自己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城市，不要外国人来插手，这不是排外，这是国家主权问题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吉祥戏院拆了，大家都很伤心，拆得干干净净的！当年拆三座门的时候，梁先生哭了不该拆的都拆了，盖起房子就要加屋顶，古都风貌不能这样搞。
最滑稽的是规则和计划这两个词50年代初，苏联专家穆欣一听说都市计划委员会这个名称，就表示反对，说这不是计划，而应是城市设计，他认为城市设计是计划的一部分穆欣是莫斯科的总规划师，我最欣赏他他的本意是计划与城市设计不能分家，他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但翻译翻不出来，就用规划这个词来代替城市设计所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后来改名为都市规划委员会这很滑稽，穆欣的本意是城市设计，而我们却只认为是规划，只不过把计划这个词改成了规划而已我与华揽洪在甲乙方案问题上、在拆不拆城墙的问题上，争吵很厉害后来在反右时，一块儿被打成“陈华联盟”，很滑稽！“罗马不是一天盖成的”城市是不断生长的罗马、巴黎、伦敦都经过改造的过程关键是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城市要有整体性，要和谐这是潜移默化的，会影响人的可有的人有权，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北京有一条路，月坛南街，老百姓叫它社会路，这是我和华揽洪一起设计的，是1954年设计的，有300多米长华揽洪设计平面，我设计立面，盖起来后，老百姓管它叫社会主义大路50年代初，时兴建一条街，我认为要建和谐的一条街一条街的建筑要和谐、美观又实用，既要有统筹的平面计划，还要有周到的立体设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整体上。
这条大街的建筑有变化，但又是统一的可惜在“文革”中，建筑上的雕刻被毁了，但整体面貌仍保存了下来我们搞建筑的，就怕看自己的旧作品，但我今天看了，觉得很自豪穆欣欣赏《建筑十书》 ，我在英国读书时知道这本书，花50英镑买了一个18世纪的版本后来我到美国访问，知道这本书在拍卖行已值3000美元这本书已能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考虑城市，尽管那时还没有城市设计这个专业英国有位建筑师，写了一本小书，说建筑有的是“有礼貌的建筑”，有的是“没有礼貌的建筑”，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今天的建筑很多是没有礼貌的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建筑必须有礼貌，新的要尊重旧的环境1995年1月13日，陈占祥先生在首都建筑设计汇报展的专家座谈会上发言陈先生逝世后，他的次子陈方先生将录音整理如下：我们现在讨论建筑创作和夺回古都风貌，这里主要是要确定许多东西，我看就是一个整体性，就是城市的整体性，这就是规划说到规划，我觉得有件事需要讲一下，规划和计划这两个词据我所知在俄文里面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几个字母的变化，计划就变成了规划规划要区别于计划，规划是什么？就是城市设计，建筑在城市里面的地位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规划当初这个词提出以后，我们一下子就将计划变成了规划。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到今天规划这个概念就是目前城市规划的概念才被我们理解和逐步掌握今天的讨论说明得很清楚了我看规划与城市设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现在讲“恢复古都风貌”一个城市的最后成功、定型，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历史阶段比如世界上著名的经典城市，威尼斯的圣玛诺广场、罗马的圣彼德广场等，它不是很短的时间形成的，这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形成的，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建筑师把城市的整体性保留下来，继承下去我们今天的问题，北京风貌的消失，主要是规划上我们出了问题，整体性断了，断层了，如果是这样理解提出问题的话，我们古都风貌是完全可以夺回来的，这是符合城市建设，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西方有一句古话：“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所有城市都是这样，不是几年里建成的，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城市在发展，在建造的过程中逐渐的改过来而成为完整的城市我觉得北京也将经过这个过程这种情况在西方也一样，比如伦敦，也是很重视城市风貌的，二战后40多年，他们也发生了问题，有些人也在讲伦敦的风貌丢失了我看也差不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发展，伦敦的风貌变了，是非常遗憾的怎么办？就是悟出城市规划的概念，贯彻城市建设的整体性，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北京市的确有许多遗憾的事情，只有坚持建筑繁荣，建筑设计思想中能正确地对待（城市建设的整体性） ，我想古都风貌是能夺回来的，只有通过这个过程能夺回来。
我非常同意张祖刚同志讲的，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个体建筑来势实在太凶猛，大有洪水猛兽的那种味道但是这并不可怕，终究建筑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北京市的目前局势完全有可能改变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高高低低地凸现，没有多少生命，我们真正看到的城市，上面的部位你其实是看不到的，你能看到的其实是目视的水平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建的道路十分宽，但以视觉上看到的也就是四五十米高，这条视觉线非常重要现在的城市建得虽然十分的高，但行人走路决不会两眼望天，这样行走是要惹祸的如果在行人的视觉高度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建筑创作，我们假如在建筑创作中不要把左邻右舍忘了，我想我们能创作新的古都风貌，这新的风貌，就是如果我们还能记住，还没有忘掉的旧风貌中的特色我想我们有可能现有的一些建筑拉到古都风貌上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关键问题是建筑设计今天在建筑设计上，最令人讨厌、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建筑，它强调个性，现在的一些建筑的确十分可怕，张牙舞爪，让人害怕，这使我想起了一位英国建筑师发表的一个小册子，书中提到建筑、建筑设计中的有礼貌和没有礼貌，“badmanandgoodmanarchitect”，有礼貌和没有礼貌的建筑师我非常欣赏这本小册子，有许多的共同语言。
建筑中的有礼貌与没有礼貌，在建筑中是非常重要的，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始终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