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研究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研究 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唐宋时期，雷州半岛开发的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一带雷州港在宋代对外贸易如此繁荣与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有关优越的地理位置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头一带，即今雷州市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与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政策影响雷州港是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逐步巩固和雷州半岛的不断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较秦汉时期明显加强,特别是海南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中原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唐代海南岛属岭南道，设置崖州、儋州、振州和万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宋设置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崖军；元属湖广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乾宁宣抚司、南宁军、万安军和吉阳军；明清皆属广东省，置琼州府。
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人口增加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建设活动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早在汉代就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唐宋时期，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港兴起，成为雷州半岛水陆交通枢纽海上丝绸之路鼎盛于唐宋时期，此时广州早已取代徐闻为始发主港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北部七洲洋南下，往来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雷州半岛东海岸，仍是这条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唐贞观八年，改东合州为雷州，雷州半岛主港口向北迁移到雷州治所海康县南渡河口南浦津，靠近雷州城，水道北向 20 里到郡城皆可停船 “自闽、广、高、琼到此泊舟”，然后出雷州湾，通南洋自唐代至元代 750 年间，雷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1](P15)宋元时期雷州窑的规模和产量都相当大，而且雷州港“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应有一部分福建窑和广州窑陶瓷转运至此，相对于雷州当时人口来说，实在是供过于求;而其代表性产品青釉褐色彩绘瓷，连雷州半岛也发现不多。
因而可以认为，宋元雷州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雷州港从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在雷州半岛周围海域、海南岛保亭、琼山海域和西沙群岛，及越南、泰国、印度、埃及的一些地方，都有雷州窑生产的青釉褐彩瓷器出土、出水或传世唐、宋、元时期，雷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第二个主港口由上述两段材料可看出，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路线非常的广泛，不仅包括福建、广州、高州、海南等中国沿海各地，而且还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诸国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作为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僵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2](P21)两宋时期，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除此，随着汉人南迁，粤西沿海港埠如梅录港、水东港、赤坎港等也开始形成和发展素习航海经商的闽人，纷纷乘船来雷州经商和定居，使雷州经广州至闽南的航线更加发展诗人秦观也有诗云“:裔土桑柘希，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舡船客一朝南风发，家室相怵迫半贾鬻我藏，倍称还君息”这表明“吴绡鲁缟”皆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船贩运到雷州，而且商人还将货物赊卖给当地人，到下次来时收取货价和利息这也说明这种贸易的稳定性和经常性海康城附近南亭溪西侧的偃波轩，据载为唐宋时造船之所[3](P42)唐宋时期，湛江古代主港移到海康县，称雷州港港口位于南渡河口的南浦津，上溯而到雷州城，有腹地依托，水域可深入内地，是良好的避风港， “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下南洋……唐宋雷州港紧靠雷州郡城，数百年间，它对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促进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推动了雷州城的建设和发展据《雷祖志》记载，刺史陈文玉于唐贞观八年开始建郡城，至贞观十二年竣工，清嘉庆《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记载，郡城建成之后，又经历了修葺和扩展，衙署驿铺大备，桥梁津渡皆通， “或上游发檄，或邻域行关，或商旅不时往返，均于此作过所”，城西南有第一桥，“舟楫运货，从桥下乘潮而过”。
南渡河口为港口所在“，山程水驿从无阻绝之区，攘往熙来，并鼓康衢之腹猗欤盛哉！”其次是推动手工陶瓷制作业的发展自唐代开始，雷州南渡两岸和遂溪东、西海岸，开始建造窑场窑群，烧制陶瓷器至宋、元，陶瓷生产继续兴盛，窑场众多，现仍可见古窑场数百座：产品大备，并且烧制出独具特色的品种———彩瓷器大量的陶瓷产品，除本地内销者外，还凭借港口、海道之便，部分远销边远岛屿和出口外销目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发现有当时雷州半岛窑厂烧制的瓷器宋代雷州港随着徐闻港的衰落，成为广东地区主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宋代海外贸易十分繁荣，最先设市舶司的广、杭、名三洲市舶司是宋代海上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宋代广东地区较繁茂在整个国家财政贡献上很大，而作为广东地区重要港口之一的雷州港无疑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朝实行了较宽松的经济政策与民休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增加在农村也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与商业的集镇在这个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物品种类繁多，式样精美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海产品和陶瓷等，还有药物、铜钱和其他物品陶瓷宋代农村虽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陶瓷制品与烧制工艺的不断提高，这使陶瓷产品在农村市场十分广阔，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开拓，陶瓷是大宗的外销产品，这也进一步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
雷州港出口陶瓷有两个方面的保证，1.雷州地区宋窑数量众多，在货品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量2.宋代雷州窑陶瓷质量高，陶瓷种类繁多做工精致，使陶瓷出口在质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据考证宋代时期东海岸宋窑区有湛江北洋岭宋窑、海滨宾馆宋窑；遂溪县黄略镇石门岭宋元窑、飞蛾宋岭窑、北山宋窑；吴川市塘尾镇东隅旧村宋窑、长崎镇番桃岭宋窑、下庙岭宋窑等 8 处 15 座，这首先保证了陶瓷的供应量，使大宗陶瓷出口成为可能两宋时期在陶瓷的烧制技术上，雷州制陶技术改进，制造出青黄釉冰裂碗、钵、豆等陶瓷产品，使陶瓷种类增多雷州宋瓷除主要供本地使用外，也开始输往外国雷州人民还在两宋时创办了本地较早的化铁炉，遗址在今海康县，他们用生铁制出精巧的茶碾、汤瓯、汤郾等民用食具[4](P15)宋时期雷州窑大部分是陶瓷兼烧的窑口，以青釉为主要釉色，褐釉次之，各窑可视情况而定，这两种釉色比例不同烧制出的陶瓷效果不同雷州窑还在技术上做了改进，在褐釉的配制利用不同的配方，可以烧制出褐、墨绿、黑褐等不同的色彩，这就丰富了陶瓷的色彩宋时期雷州窑的烧制还保留了唐代风格，产品外观有大部分素面无纹，加入印花，彩绘在样式上也是层出不穷，这使陶瓷种类繁多外观精致。
宋时期雷州窑种类繁多，计有碗、盘、碟、盏、杯、罐、钵、壶、瓶、枕、砚、网坠、炉、魂罐，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器皿的各种需求在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宋代，尤其是南宋，朝廷既要满足对香料等奢侈品的大量需求，又要节制金银铜钱货币外流，在对外贸易中实施过“止以绢、帛、绵绮、瓷漆之属博易的政策，这也在政策上鼓励了陶瓷的业的发展，使陶瓷成为大宗出口以上宋代雷州陶瓷的优势有力的推动雷州陶瓷出口，也推动了松代雷州港的海外贸易在两宋时期雷州地区手工业生产也有明显进步雷州半岛地区地处热带地区，有适宜种植甘蔗的自然条件，随着农产品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利益的推动使甘蔗种植扩大两宋时期雷州半岛内榨糖业规模扩大，榨糖技术不断改进雷州人民用牛拉石辘，榨蔗取汁，并改变过去用瓦锅瓦罐蒸煮的方法，改用铁锅蒸煮、分蜜、制造土糖块，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土糖质量，产量增长很快除供应本地外，还曾远销罗马和波斯[4](P14)甘蔗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增加了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种类两宋时期，朝廷更加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雷州港市舶事务归广州市舶司下的广南西路管辖据《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
南浦津在雷州城南二十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海南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达雷州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这一时期雷州港的主要进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牛等铜钱宋代铜钱的外流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回赐、二是博买、三是走私 ”[5](P44)“宋朝规定凡禁榷货物，全部由政府收买，谓之‘和买’ ， ‘博买’或‘合买’ ，也称‘官市’ ”[6](P56)其中铜钱外流最主要的途径是走私虽然自宋初朝廷对于铜钱外流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开宝六年三月癸未下令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载：开宝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及闻沿边纵驰，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 ”同书卷一九引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即铜钱百文简而言之，出境时携带百文以上的铜钱将会被定罪；若带五贯以上的铜钱出境，就要被处以死刑，但是并不能杜绝铜钱外流的现象而且官员也参与到铜钱走私这一活动之中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宋宁宗嘉定五年，雷州知府郑公明、赵伯柬曾使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放罢。
乾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广南、福建、两浙路，通海去处，当职官任满，批书委无透漏见钱出外界，方许注授差遣 ”[7](P6509)在官期任满后，必须经过在任时是否有走私铜钱到外国的调查方可离职这样就限制了官员走私铜钱活动并积极地参与打击铜钱走私活动 “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 ”[8]雷州港位于广南西路“，据广州千里”，相去不便，管理较为松散在市舶司管理薄弱的地区，常常有蕃商“深入遐瞰”，交易铜钱而雷州港扼南大陆海，远眺东南亚，是走私贸易钱币的最好平台官员因此利用这一便利进行协助铜钱走私，导致大量钱币外流药物《诸蕃志》记载， “番商兴贩，以脑、麝香、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等博易”马来半岛上的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故“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该地向“宋输出了龙涎、荜澄茄、腽肭脐、没药、芦荟等几十种药物 ”[9](P42)当然，对外贸易是一个双向互动模式有卖出就有买入三佛齐也担当了东西货物中转站的角色中国的黄连、良姜等中药输入该地除此之外， “大食”也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之一。
“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宋代大食来使有三十余次，每使至，必携带大量药物其它物品雷州港“三十里皆可泊舟”，可通闽、浙、广、潮或下琼崖而出南洋 《宋史•食货志》载，雷州港集散雷州半岛的谷、米、牛、酒、黄鱼等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