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 一河北作为一个地区在唐朝属于河北道道的概念在当时是自然地理范畴，而非行政系统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也说：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627〕，悉令并剩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上述引文记载的道，按照?唐六典?的说法纯粹是经济概念，即是说政府为收税而设置的地理划分；?旧唐书?所说的“山河形便〞也属于地理观念，到开元时那么仿照汉朝的刺史体例，划分十五道，设置采访使检查各地官员，这虽属新动向，但始终没有打破地理概念的范畴河北道在唐朝大部分时代里，就是置于这种形势之下二地理概念中的河北毗邻中原，自古以来是中国外乡的核心区域之一，是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组成部分冀朝鼎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根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开展?一书中提出了“根本经济区〞的概念，即：“中国的经济构造，最初是由千万个在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成的一种较大的组织形式。
……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么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消费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根本经济区’〞[1]这就是说，所谓的根本经济区是王朝国家的外乡核心区域从人口分布的角度而论，河北地区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江南地区在唐朝前期是四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分布区这四个地区的面积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人口却占四分之三到中期玄宗时代，华北平原的人口密度增加到全国的五分之二，其地位更加重要[2]唐朝河北道的范围，根据文献的记载，包括怀、卫、相、幽、安东等25个州府，其北部那么是安置突厥、奚、契丹、靺鞨、降胡和高丽等共46州、14府[3]这就是说河北道分别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部是核心区域，而北部那么是广袤的边疆和蛮荒地带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北部延伸到今俄罗斯萨哈林〔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4]，这不仅包括华北平原，而且也涵盖了东北地区直至大海史念海在?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一文中将燕山视为河北道的农牧分界限，这以南是农耕地区；燕山北部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部是游牧地区，而东北那么属于渔猎和游耕地带[5]。
河北道的南部是唐朝的核心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兴旺；而北部那么是契丹和奚人等游牧权力分布的地域唐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经营和管理当然也就不完全一样三唐朝建国后对河北地区的经营，首先表如今剪除窦建德和刘黑闼的权力上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南〕人，于隋末乘乱起兵，攻占河北大部，他向突厥称臣，获得突厥的支持，形成河朔地区的强大权力李唐建立后，随着其权力的扩张，窦建德的河北亦成为李唐兼并的目的，于是双方的冲突不可防止武德三年〔620〕，李世民与隋将王世充激战在洛阳，窦建德支援王世充，但被唐军所截，导致失败，“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于长安市，年四十九自起军至灭，凡六岁，河北悉平〞[6]但不久之后，刘黑闼继之又起，且恢复了河北大部，他亦借助突厥力量，构成对唐朝的严重威胁至武德六年，唐太子李建成终将其消灭[7]至此，河北道南部地区正式归属唐朝的管辖窦建德、刘黑闼以及河北西部沿长处边地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等权力的剪除，是唐朝建国后征服异己权力的组成部分唐朝先后将他们消灭，说明唐朝政权对全国控制的开场而上述地区的被纳入，也极大地增强了唐朝的实力接下来唐朝就开场开边拓土的第二步方略，即沿此步骤进一步向外扩展。
这个战略就是对外围地区各族权力的征服就北方而言，唐朝开场向最强大的厥展开攻势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乘厥内乱和天灾之际，发兵进攻，厥颉利可汗被擒，汗国灭亡唐廷为缓和矛盾，决定对厥降户采取安抚政策，设立羁縻府州体制，目的那么是乘胜向东、西两方向开展[8]果然，此后不久，唐军就开场进攻西域，并相继征服西突厥和当地其他权力，在西域腹地设立军府，控制西陲[9]贞观十九年〔645〕，高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其王建武，唐太宗以此为借口向高丽用兵，此后唐朝对高丽的军事进攻持续到高宗总章元年〔668〕，高丽被迫臣服，唐分其地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10]关于唐朝用兵高丽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的讨论韩昇说：“七世纪三十年代，唐朝已确定并着手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在朝鲜北部，要臣服高句丽，解决两国间的既存问题；在南部，可以看出以新罗为重心的倾向，在不允许藩国新罗受到侵略瓜分的同时，争取将百济和日本纳入国际关系体制〞[11]韩昇在这里提出唐朝对朝鲜半岛用兵的意图是着眼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调整，即唐朝力图建立自己在东方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主宰它所意料到的周边地区的，这个观点如今越来越被学术界所承受[12]。
事实上，虽然现存的史料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唐朝对周边地区的整体战略，但是从它剪除活动在中原和北方边地的其他割据权力之后，唐朝又开场对各边地，尤其是北方〔从东北到西部〕外族所在的地区经营等行为上不难看出，唐朝的统治集团确实有自己整体开展的考虑的这种考虑在上文中它平定厥后又向西域和东半岛用兵的活动中得到生动的表达四正是在这种整体战略的指导下，唐朝开场了经营河北北部及其活泼在那里各族的活动初期的唐朝，在河北道北部所遇到的权力，以契丹和奚人的力量最为强盛，契丹尤为突出唐朝与契丹发生关系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其酋长孙敖曹入唐朝会太宗用兵高丽时，曾经征发契丹和奚人的力量，太宗亲自召见契丹酋长窟哥等人，并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后窟哥内属，唐置松漠都督府，任命窟哥为都督，又赐姓李氏在这前后，唐朝在河北北部契丹人活动的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即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窟哥死后，其两个儿子枯莫离、尽忠和孙敖曹之孙万荣掌握权利，他们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表现傲慢骄横而反叛，这对唐朝的打击很大，当时正处在武那么天当权时代，朝廷先后派出大军北上缴击，直至神功元年〔697〕才将契丹叛乱镇压下去[13]契丹人的权力经过这些磨难遭到严重的削弱，而突厥后汗国乘机向东开展，“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14]。
到玄宗开元年间，契丹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脱离突厥，率部众重新归唐，同来者还有奚酋李大酺等，唐玄宗下令恢复松漠都督府建置，以失活为都督，同时任命薛泰为押蕃落史，监管这些羁縻府州这一套程序，都属于中央控制蕃族部落的典型措施[15]玄宗在位的时期，契丹内部仍旧处于贵族争夺权利的斗争之中李失活死后，其权利落入可突于的手里，他掌控契丹的王位，是个实权人物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击杀亲唐的领袖邵固，另立新人，并胁迫奚人与他一同归附突厥，唐遂再次对其用兵根据文献记载，唐朝所动用的军队仍旧是原来经常使用的行军系统，比方“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等八总管兵击契丹〞、“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禕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幽州长史薛楚玉、副总管郭英杰……率万骑及奚击之〞等等[16]，这里出现的“行军〞、“总管〞等都是典型的行军系统用语然而在这同时，以节度史为标志的防边新型军事体制也开场建立起来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记载，开元二年〔714〕，唐廷在河北道设置幽州节度使；七年又置平卢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使、管内诸蕃及营田使，兼领安东都护；八年，幽州节度使节度河北诸军大使；天宝元年〔742〕，幽州节度使改名范阳节度使。
资治通鉴?记载说：“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手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17]?新唐书?说幽州节度使改名范阳节度使是在天宝元年，而?资治通鉴?所记十节度使防边体系的构筑也在同一年里表达，至少说明范阳节度使体系的完成是在这一年里它防范的对象就是契丹和奚人；平卢节度使那么防御室韦、靺鞨等民族五从上文中我们看到，唐朝在用兵契丹人的过程中，既使用早期的行军，也开场建立节度使防边的新体系到天宝初期，河北道中北部已经形成了范阳和平卢两个节度使系统这种军事体制的转变，是唐朝前期中央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权力的关系而采取的新措施唐朝建国之后，它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消灭中原和北方边地的各个割据的武装权力，这项任务在高祖和太宗执政的前期已经完成；接下来唐朝就开场对周边外围地区进展开拓，而这些地区以各族权力为主，有些并不归属中央王朝，特别是分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突厥权力，早在此前就雄霸亚洲北部唐朝的建立使突厥人受到威胁，于是双方的争雄就成为7世纪初期的主要内容。
最终，唐朝占据上风，迫使厥臣服，随后是西突厥的破灭；唐朝乘胜向西域腹地和东半岛进军，完成其整体战略但是从青藏高原迅速崛起的吐蕃人打破了唐朝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吐蕃在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相继击败唐朝重兵，所以唐长孺先生认为，仪凤年间唐蕃的战争使得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之前，唐朝军事上处于攻势，呈现开拓进取的姿态；而在这之后，唐朝那么转为战略守势，其西边不断地遭受吐蕃的攻击[18]就在次年，突厥降户又趁机起兵，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这样，唐朝的周边〔尤其表达在北方〕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攻势战略的形势下唐朝对周边各族采取的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措施只能应付各族较小规模的叛乱或军事行为，而数万人或更大规模的叛乱，仅靠这些措施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朝廷对付边族的大规模叛乱，从上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仍旧运用行军进展镇压行军当然有它的好处：临时征调，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免去了政府对它长期的财政支持；但是行军的临时征调只能满足于一次或假设干次的大战，一旦遇到敌方的长期持续的进攻和骚扰，它的拙笨和消耗资财，特别是效率不高的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19]这对游牧骑兵和农耕步兵的优劣利弊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弥补行军的弊端，唐朝就将行军转变为驻守的镇兵，并将原来的地方镇戍和都护府等军队纳入其中，开场形成镇守一方的以节度使为名称的驻防军队于是，唐朝进攻的军队就转化为防守遏边的体制其转变的完成是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军事体制的转变，本质上是唐朝与周边民族权力关系调整的产物唐朝前期军事上的进攻到中期的防守，是中央王朝与北方各个权力力量比照和转化的结果唐廷在河北道设置的范阳和平卢节度使，是在这个整体局势变化之下采取的部分调整，它受到整个战略的影响本来契丹或奚人的力量还缺乏以对唐朝构成宏大的威胁，况且奚人并不总是跟在契丹人后面对抗唐朝，相反，它经常与唐朝结合对付契丹所以河北道北部设置的节度使权力，是当时整个局势的反映易言之，假如就河北道自身而言，唐朝犯不上设立节度使体系，因为那里的民族权力不具备与唐朝进展大规模对抗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的挑战够不成对唐朝的整体威胁六人们熟知的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等镇的军事力量，并以此构成对抗中央王朝的基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唐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着重强调的是，河北道节度使本来是防范外族而设，但是它却被军事将领所利用，成为他们进攻中央的工具而这种情况在开天时期十节度使中是比拟特殊的现象。
换句话说，唐朝为防御边疆地区而设立的节度使体制在当时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它确实缓解了边疆外族权力对唐廷构成的压力问题是，唐朝忽略了地方节度使个人权利的膨胀，而这种权利恰恰就来自于这种防御体制本身此话怎讲？我们知道，行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