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会论文集 中国·北京 2007.10.19-20 - 110 -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北岛论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北岛论 吴晓东吴晓东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北岛堪称是有限的几个已经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之一朦胧诗阶段的北岛贡献了一种反叛时代的政治的诗学，塑造了一个审美化的大写的主题形象；而 1989 年后流亡时期的写作则以漂泊的语词的形态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海外汉语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诗歌中实践着一种“诗学的政治”的维度，同时也纠结着主体的重塑以及主体的再度认同的重大问题 本文共分五节：1．政治的诗学；2．审美的主体；3．语词的漂泊；4．诗学的政治；5．镜像的主体全文约 3 万字 1．1． 政治的诗学 政治的诗学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北岛完成了《回答》的初稿，标志着北岛政治的反抗性和诗歌的先锋性盘根错节的关系政治的因素是透视北岛诗歌不可缺少的维度这并不是忽视其诗歌诗学上的贡献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北岛赋予了反叛的政治以一种诗学的形态，这构成了他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北岛的声音固然是政治的反映，但是却表现为一种政治的诗学与北岛的前辈诗人贡献的政治抒情诗相比较，北岛以及新诗潮的崛起，以及朦胧诗得以迅速经典化， 恰恰在于新的诗学和语言法则的诞生 北岛的意义正在于把抗议的声音和反叛的政治向诗学积淀这种反叛既包括政治倾向上的反叛，也有诗学意义上的反叛在某种意义上说，诗学的反叛是更具有重大意义的反叛 语言的异质性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在所谓“毛文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突然问世了新诗潮的语言，它的反叛的力量和政治批判的力量是怎样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语言的反叛本身从来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正像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学原理》中所指出的那样，无法在现实维度进行颠覆，就在语言维度进行颠覆，而语言的颠覆同样是一种政治的颠覆因为这类反叛的另一面，即它的乌托邦，直接针对着人们的言说行为和日常生活，而不满足于对某个抽象的社会理念的诉求只要想到北岛的新的诗歌美学和语言形式带给当时青年一代的兴奋和审美冲动，就可以意识到这种乌托邦性八十年代初期的审美是一种政治乌托邦的反映，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自由和解放力量即高尔泰所谓“美是自由的象征”北岛诗中“山谷”和“百花山”，全然是一个乱世的乌托邦。
它超越时间，甚至也超越空间，因而也是超历史的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情感世界的乌托邦，或者是美学的乌托邦：“睡吧，山谷／我们躲在这里／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睡吧，山谷》如果说舒婷的情感力和顾城的纯洁的童话都慰藉着历经乱世的中国人的心灵的话，那么北岛则是通过政治的抗议和美学的乌托邦影响着时代反叛的意义在乌托邦的维度得到了凝聚由此得以生成为一种政治的诗学诗学的奠立是一种诗歌追求最终得以塑型的标志否则它只能停留在口号和姿态层面而无法向历史的审美纵深沉积朦胧诗阶段的北岛得以经典化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政治的诗学的生成 2．2． 审美的主体 审美的主体 朦胧诗阶段的北岛诗歌贯穿着一个抒情主人公倾诉的声音，诗中大量“我”对“你”的倾诉，展示给读者一个抒情的审美主体 北岛诗中的主体一开始就是以与历史的脱序的关系而生成为纯粹的审美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流亡”、“流亡者”均应加双引号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会论文集 中国·北京 2007.10.19-20 - 111 -主体，印证了美学以及情感力量在人的觉醒和解放中的重要作用。
这就是审美本身的政治性它在北岛身上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马尔库塞（H.Marcuse）那里，审美活动本身就蕴涵了政治性这就是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批判功能，以及艺术为自由而做的斗争，文学具有革命性、反抗性、解放性、超越性，最终都却决于审美的力量马尔库塞对审美主义和感性的张扬在 80年代的中国是人的解放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北岛的政治与诗学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也构成了 80 年代北岛的突出贡献北岛证明了政治维度是文学性所先天包含的重要维度，而且是在审美化的实践中真正表现出来的北岛诗歌中生成的主体因而也是一种审美化主体因此，他的主体与其说是历史中的主体，不如说是美学性的主体北岛建立的审美化的主体，是一个本质上有着浪漫姿态的抒情的主体，或者说，它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浪漫主义姿态奠定的因此，从思维和技术上讲，北岛是现代主义的，但是从情感和诗质（肌理）上说，北岛一代又是浪漫主义的而主体在审美层面积淀和生成，同样是北岛诗歌得以流传和经典化的重要原因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北岛诗歌是一种更像诗歌的诗，而更在于只有审美化的主体才具有超越单纯的政治抗议的持久的力量。
反叛的声音和姿态只有落实在语言和诗学层面才更具有超越性 审美化的主体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绝姿态，从而也可能是脱历史的最终日渐流亡在历史和现实之外北岛诗歌中生成的审美的主体以其审美形象凌驾于历史之上，匮乏的是对历史中的主体的深刻反思， 也没有像鲁迅那样真正地正视主体的危机， 而是在审美环节以超逸的方式跨越了这个问题所以，主体没有真正扎根在历史中，危机依然潜伏，这一点都在诗人们的流亡时代的写作中表现出来北岛的表现是镜像的主体的自我认同，杨炼的表现是回归传统文化的大我，而顾城是唯一把新诗潮阶段的审美主体和乌托邦构想延续在域外的诗人，他的女儿国的梦想正是乌托邦理想在海外的延续但是也因此使他的主体的重建一直遭遇困境，导致了最后杀人与自杀的结局 3．3． 语词的漂泊 语词的漂泊 1989 年之后的北岛进入了一个流亡的时代反叛与流亡在历史上与逻辑上都有一种内在的一体关系，正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米沃什（Czesiaw Miiosz）、昆德拉（Kundera）等作家充分表现的那样北岛的流亡诗歌也遵循着这种逻辑，这使他的诗歌不是一下子与 89 年前脱轨，而是有着一种内在演进的过程。
宋明炜在《“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中指出：萨义德（Said）“发现的是来自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流亡者经验，处在话语世界边缘的存在，处在历史之外的时间在萨义德教授的论述中， ‘流亡’从历史的黑洞中被还原为一种切肤的体验，它因此也就走出了狭窄的领域，面向我们每一个人《上海文学》，2003，12 月号）流亡使北岛也同样发现了“流亡者经验，处在话语世界边缘的存在，处在历史之外的时间”也同样有助于北岛走向了个体，面对真正的“个人”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我”，不再是朦胧诗时期的大写的主体，而是一个生命个体，诗中传达的体验与经验更具有个人性同时，正像米沃什在《关于流放》中说的那样：“流放不仅仅是一个跨过国界的外在现象，因为它在我们身上生成，从内部改变着我们——它将是我们的命运！”流放从隐喻的层面进入到了命运，成为北岛最终获得的一种生命形态 新诗潮时期北岛的诗歌已经充分蕴涵了流亡的精神但当时的“流亡”，是昆德拉所谓“隐喻意义上的流亡者”诗中屡屡复现的“走吧”，“走向冬天”的主旋律无疑是鲁迅的过客的精神的延续，同时又是在新的价值和信仰重塑的历史阶段，一代人对新的目的论的追求而 89 年以后，流亡从象征上升为命运。
流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形态带给写作的巨大变化是：写作本身构成了漂泊的形式，这也使北岛汇入了20 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流亡美学的传统20 世纪堪称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大幅度流亡的世纪，排犹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对垒，冷战的历史格局，都造就了无数的流亡者的出现米沃什在《关于流放》中说：“流放被看作是 20 世纪特殊的苦痛而北岛汇入这个行列之后，已经没有了如霍克海默（M.Horkheimer）和阿多诺（T.Adorno ）等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一代人的悲壮感，而流亡也从政治行为现当代诗歌：中韩学者对话会论文集 中国·北京 2007.10.19-20 - 112 -日渐蜕变为生存方式本身，进而成为语言方式本身而在成为语言方式的同时，也就演变为诗人自身的存在形态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北岛诗歌一种“语词的漂泊”的诗学形态语词的漂泊与生命形态的流亡在北岛这里是互为表里的 语词的漂泊意味着难以整合出一种整体化的风景这是北岛所遭遇的后现代的境遇中的现实困境革命与政治记忆在此遭遇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跨语际书写的多元体验纷至沓来语词的漂泊描述的正是这种找不到依附的体验词滑出了书/白纸是遗忘症”（《问天》），词滑出了书，意味着词从一种秩序中滑脱，与此互文的是“他们的故事/滑出国界”。
这种游移的感受，语词和生命的漂流感，在在皆是由此，诗人的自由就变成了一种语言的自由但当过分的自由语言与其历史和现实语境相疏离，则有可能造成一种语言自足的境地诗歌语境成为语词本身的逻辑展开，是从词到词的过程，语词以零散化的形态显露，诗境也呈现着零散化的风景，汇入的也许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后现代的零散化的潮流但是北岛对词的琢磨和对“每个字下都是深渊”的如临大敌之感，使他仍然延续着现代主义诗人的姿态对深渊的自觉约束着零散化的倾向，表现为一个现代主义者仍是北岛的主导形象 书写的零散化和风景化是这一时期的北岛首先呈示给读者的诗歌景观， 也包括首先是诗人自己震惊的心理风景风景化意味着旁观者身份的出现，传递着无法融入风景的感觉与朦胧诗阶段对时代与历史的拒斥不同，这里虽然也是零余者的形象，但不再有反叛的姿态，读者捕捉到的，是对生存世界无法介入的疏离感 北岛诗艺的重心也由此偏于对“词”的处理，对词的精心打磨，对词的修辞效果的推敲，背后却是对词的游移不定的困惑语词的游移，反映了诗人思维的游移，背后也许是生活状态的游移与早期相比，流亡时期的写作值得瞩目之处便是北岛对语词的存在的游移感和困惑感。
“我小心翼翼/每个字下都是深渊”罗兰·巴尔特曾说：“在现代诗歌的每个字词下都卧有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在那里，聚合着名称（Nom）的总和内容北岛笔下的“深渊”，则更是迷失的所在诗人的小心翼翼，甚至如临大敌，正是对词的魔力以及不可能性的体认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纪念日》），深渊在这里具有了意义的多重性和暧昧性它既使诗人小心翼翼，是陷阱，同时也是一种诱惑，象征着现代主义式的深度北岛对深度的迷恋，使他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 “在语言中漂流”（《二月》）由此构成了写作的本质和诗人生存的本质诗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是一体的：“在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更接近真理/而我和我的诗/一起下沉”“这书很重，像锚/沉向生还者的阐释中/作者的脸像大洋彼岸的钟/不可能交谈/ 词整夜在海上漂浮（《同行》） 流亡阶段的北岛找到的归依是语言阐释学和现代语言学把语言看成是所谓的“存在的水库”，是诗人的生命之根这里无疑有深刻的本体论色彩但是语言不是自我封闭的现实，它意指世界和生存境遇固然北岛在语言中漂泊是自己的生存境况的体现，但是也会限制更大的超越的关怀我们对北岛的要求是汉语世界的大诗人自我封闭在语词的世界中显然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和读者的期待的。
4．4． 诗学的政治 诗学的政治 流亡之后北岛的姿态逐渐过渡到对非政治性的立场的强调，他不再刻意凸显自己流亡的身份，更不喜欢这种身份在他身上有可能蕴涵的政治属性他甚至反感同是流亡诗人的布罗茨基，对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则更不尊重他在淡化自己的政治身份，追求“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北岛《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做宽泛的理解的话，那么，北岛的诗歌并没有摆脱诗学和政治的纠缠，而是经历了从朦胧诗阶段的“政治的诗学”到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