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 开启文本图片集 9月15-16日，当代出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访问中国，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就其新书?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作主题演讲，并与汪晖、杨念群、赵汀阳、吴飞等大陆学者开展对话这部作品于今年5月在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将在2022年推出中文译本 早在1973年，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就被中国正在举行的文革所吸引和不解，认为“它貌似呈现了一种可能变更历史的路径〞接着赴美深造，遇到恩师——温柔派的汉学家孔飞力，四十余年来，杜赞奇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就，都伴随着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早期紧密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史，斟酌近代中国如何实现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首部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运用真实史料，探讨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政权组织、文化形态和社会建构等问题，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两个重要概念；他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局限 人类历史的变迁，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视野扩大到了社会史，尤其是“民间社会史〞。
也正因如此，本书在上世纪80年头末刚出版不久，就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美国汉学界最高荣誉“列文森奖〞 2022年，在其次部专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他又提出了历史斟酌和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复线历史〞，对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这种单一历史叙事方式举行了质疑，确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民间口述历史的进展2022年，他再次访华，参与“西天中土〞筹划，并带来了中文译著?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在今年的新著中，杜赞奇将个人兴趣放在了全球现代性和可持续性进展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循环历史〞这一核心概念，这是对“复线历史〞的一次进展杜赞奇认为，以事情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表达为中心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历史简言之，不仅是由历史事情构成历史，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也同样构成了历史 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跨越过去民族国家的限制，用“亚洲传统〞来反思如何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杜赞奇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一亘古有之的命题，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国家，往往把自然视为与人类生活对立的事物，因此在全球引发了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可持续性进展危机。
而亚洲传统和古老聪慧中，人与自然往往被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有可能从这些传统资源中获得解决问题的钥匙 针对环境问题，在一些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根基上，有可能建立“全球性主权〞简言之，他认为，把环境问题纳入全球性公共事务的议论中是必要的，全球性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指政治和经济事务 不过，与会的中国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解决环境问题与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间的必然关系也不容许彻底脱离解决本国概括问题的现实，在两次会议议论上，赵汀阳、吴飞和汪晖等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和全球资本主义、资产调配与不对等、金融垄断与技术统御等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放在一起的 杜赞奇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并非孤立而不切实际，却并未对此给出概括的解答不同于前几本书的写作中，他以翔实的历史史料分析了好多概括的中国问题，本书中他貌似更容许先在理论架构上做一个探索，涉及历史理论、文明传统和宗教哲学等领域此书为亚洲和中国理解自身古老文明传统的巨大潜力，或许能供给一个新的斟酌角度杜赞奇在公开讲座中未能直接解答的相关推测和疑问，书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可持续的未来 记者：你的新作?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将研究重点放在可持续进展和生态危机上，这是否表示你认为，亚洲尤其是东亚最大的危机是可持续性进展危机？事实上，国际金融和信用危机、地区军备冲突、国际可怕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也同样影响着世界的未来。
杜赞奇：之所以重点放在可持续性进展问题上，是基于一个客观现实——生态危机对于地球上全体物种的影响，比目前人类任何其他危机的危害都要大你所提到的这些危机，有的是暂时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而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进展，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局性危机，它会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所在的全部或大片面国家，并有可能加剧其他危机 此外，由于可持续进展问题备受关注，它有可能诞生出一些最根本的普适原那么，调动人们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的积极性，譬如，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对等问题 记者：你所说的“亚洲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是基于地缘意义上的，还是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你提出，以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来拯救生态危机，而事实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同样也是欧美和非洲等一切古老文明的聪慧结晶 杜赞奇：任何宗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对自然、宇宙和精神信仰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学说我这里主要讲两种处境，激进的超越性〔譬如“一神论〞宗教〕和可以“对话〞的超越性〔譬如中国的“天人感应说〞〕 在亚伯拉罕传统中，超越性的梦想是对比激进的，这种梦想通常只认可唯一的“真理〞或“神〞，它凌驾于一切之上，人无法直接与之沟通，只能凝听“神的启示〞。
而在一些拥有亚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社会里，这种超越性的梦想〔譬如天或涅槃〕并不是完全被一个“十足的神〞操纵，人和神可以对等地交流对话所以，在东方传统中，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没有一个十足的真理，而且这种名贵的传统不是孤立的 记者：从现代性危机和可持续性进展间的关系来看，亚洲传统中的一些思想，譬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的甘地思想，是否能在确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现代性产生的一些糟糕结果，譬如生态恶化和道德堕落？赵汀阳教授表示，解决环境问题不确定能解决更重要的贫困问题你是否认为一旦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这些问题有可能一起解决？ 杜赞奇：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抗拒另一种思想体系本身我认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改善工具理性带来的生态恶化，但这不是静态哲学之间的“比赛〞，而是要靠人的概括行动去实现 首先，它务必要能够鼓动足够多的人；其次，这个体系务必既适应现代社会，又不损失原来的梦想和传统我在书中用了确定的篇幅去谈论这个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弱势群体是如何在奋斗过程中参与他们神圣的传统观念，以及使用新的社交媒体作为催化剂第七章和结语片面就陈述了一种思想体系是如何产生鼓动作用的。
此外，我们需要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的意识，所谓“公共主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众所周知，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全球性的资产和权力总有手段去获得有限的自然资源这就意味着，务必制定相应的规矩，以限制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考虑到人类共同利益，就需要建立一套可持续进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那些使用资源的人，占有了多少资源，就务必在相应程度上举行价值补偿或交换当然，这个模型务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施 复线历史与循环历史 记者：你的“复线历史〞观曾影响一时，在中国，私人口述史的兴起，已成为一种和国家宏大叙事并存的气力复线历史〞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杜赞奇：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知道口述史在中国已经进展起来，我认为，历史事情和历史叙事务必要产生某种作用于现实的合力对于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历史叙事本身会影响历史的进展但是，除非这些零散的个人叙事能够集聚在一起，产生足够的合力，导致某些实实在在的方向上的变化，才会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线历史〞对中国的未来是很重要的，由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打破历史的单一叙事，譬如国家的“宏大叙事〞，通常需要有两种或三种以上的历史观并存，这样才可能有不一样的未来。
2022年，复旦中华文明国际暑假研修班其次期“中华文化与中国宗教研究〞上，杜赞奇主讲 记者：你在新书中所提出的“循环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事情构成的，也是由对历史的表达构成的从过去“复线历史〞到如今“循环历史〞，你个人的学术视野和查看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杜赞奇：“复线历史〞是“循环历史〞的第一步，两者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好像的问题：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事情或进程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事情，也可能怀着不同目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记住它们 “循环历史〞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将它变成了一场农人革命——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成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而毛泽东主义进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这就表达出了“循环历史〞的作用在中国以外，毛泽东主义也产生了“历史循环〞般的影响，它所引导的民族革命展现在恰帕斯、尼泊尔、印度中部等地区，然后再循环回到苏维埃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中心——古巴和中国 正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从印度教和佛教的传闻中借用“阿凡达〞〔Avatars〕一词，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现代性抗争者的阿凡达形象，这一形象又反过来被柬埔寨的生态抗议者们当作符号来利用——他们将自己命名为“柬埔寨的阿凡达〞。
民族主义的悖论 记者：你经常造访中国，据你的查看，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在进展现代性方面，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否随之变更？ 杜赞奇：自2022年以来，我频繁访问中国，切实看到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来自物理布局上，还有好多来自社会心理方面改革前二十年的中国，由于社会竞争，社会中的个体惦记落于人后，〔更多是为了生存〕产生了好多担心全感和惧怕感每个人貌似都进入了某种商业关系中，轻易产生绝望和颓唐的感觉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资产的增加还是社会稳定性的提高，确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心理环境所以，外界对中国的国际造访和国际交流也增多了在过去十年，整个亚洲越来越凭借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增长随着对中国处境的了解和熟谙，对于它取得的成就，我是敬仰的，但是也同样惦记它未来的某些不确定性 记者：你对民族主义问题有长期研究上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曾起到重要的凝结作用，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该如何对付与化解文化殖民与技术、资本垄断带来的挑战和要挟？ 杜赞奇：一旦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或者状况，民族主义总是显得分外难堪。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相比于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更相互趋同，且相互需要但在20世纪的大片面时间里，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的凝结气力，是抗拒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入侵的唯一方法，而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本身也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那么和国家主义根基上的所以，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模仿与被模仿的行为，同时又是对这种行为的抗争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对资源的操纵上有更多对等参与的机遇，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资源配置是不对等的，而且这种不对等还在加剧全球化切实会产生所谓的文化殖民和经济霸权，而在民族国家内部，那些深受其害的普遍民众对此的回响，主要是受到国家宣传的影响在民众中，这种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来抗拒外国资本；另一方面，由于抗拒全球化而失去更多的工作机遇，但大规模的移民又在悄然举行 记者：在五年前“西天中土〞筹划开展时，你曾经说过，在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更多来自民间，国家主义那么可视作政府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执政党的参与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五年后的中国，这一结论是否照旧成立？ 杜赞奇：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东亚的强势政府在宣传民族主义上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