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雨》主题内涵的多义性扬州大学文学院 陈 军 摘要：本文力求从主题的多义性角度来重新解读《雷雨》，对过去学术界从命运悲剧/社会悲剧的单一视角来阐释《雷雨》表示质疑，论文具体论证了《雷雨》主题多义性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存在的原因及其价值关键词：曹禺 《雷雨》 主题多义性从1933年曹禺发表处女作《雷雨》起，关于《雷雨》主题的不同阐释就从未停止过，代表性观点有二：一是认为它是一部命运悲剧，反映了命运对人的捉弄和人的生存困境郭沫若在《关于曹禺先生的〈雷雨〉》一文中说：“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但正因为这样，和它的形式之新鲜相对照，它的悲剧情调却不免有些古风[1] (p544)刘西渭在《〈雷雨〉——曹禺先生作》中也说：“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无论他有意或无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2] (p53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雷雨》是一部社会问题剧，表现的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张庚在《悲剧的发展——评〈雷雨〉》论文中指出“他底创作竟部分地有了反封建的客观意义”，[3](p551)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立场批判了作者宿命论哲学，周扬也在《论〈雷雨〉和〈日出〉》中说：“《雷雨》和《日出》无论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
[4](p565)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周扬的这一论断成了《雷雨》的权威解释那么对《雷雨》主题内涵的诠释究竟哪一种更加真实可靠？我个人认为二者都有道理和存在的理由，同时又有各自的狭隘和偏颇之处，本文力求改变过去学界研究的单一视角，从主题的多义性角度来重新解读《雷雨》首先应该承认《雷雨》中有命运悲剧的因素存在，其理由如下：一、过于巧合的血缘关系和命运对人捉弄的揭示《雷雨》有着过多的巧合，人物的血缘关系也错综复杂当周萍和四凤相恋时，他们不知道彼此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当周萍在客厅中呵斥鲁妈时，他也不知晓鲁妈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当鲁大海因劳资纠纷同周朴园产生冲突时，他们俨然是一对不共戴天的仇人，可实际上他们却有着亲生父子的代际关系；当周萍为维护父亲的“尊严”而同鲁大海打斗之际，他们也并不明白二人是一对亲兄弟的关系同样，当鲁侍萍踏进周公馆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遇见十几年前的冤家——周朴园，重新燃起她的旧恨新仇，她更没有想到四凤会重蹈她的覆辙（因为她一直都规避着如此结局），以至她自然而然地想到“报应”两个字，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或很少可能发生的，可在曹禺的《雷雨》中它却一幕幕的真实地上演着，显然这不是人力所能掌控的，在这些巧合后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在主宰，那就是：命运。
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是那样的渺小，所有的挣扎和努力都是徒劳，最后都以悲剧而告终曹禺在《雷雨》序中这样说道：“我是个贫穷的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5](p181)《雷雨》的结尾，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连最有理由活着的四凤、周冲死了，而经历了这一切又最不愿活着的鲁妈与蘩漪却偏偏活了下来，这是人的命运的非理性一面二、郁热烦闷的神秘氛围《雷雨》中有大段大段的关于雷雨自然世界的描绘，渲染了一种郁热烦闷的神秘氛围曹禺说“《雷雨》象征着一种渺茫不可知的神秘”，[6](p62)剧中的雷鸣电闪，风雨大作，直接给剧作遮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给观众以一种抑压与恐惧同样，剧中还有对电线走火的多次提示，更加彰显了这种神秘不可知的色彩从头至尾作者在剧本中努力营造着一种“苦夏”的背景，剧中不断出现的蝉鸣（第一二幕），蛙噪（第三幕），雷响（贯穿全剧）构成了大雷雨欲来的压抑与郁热的氛围，造成了一种原始的神秘感。
几乎每一个人物一出场，都高喊着“热”，忍受着外在的“热”，更煎熬着内心的“热”，烦躁，不安，又孕含着一种渴求，以及渴求中的兴奋与恐惧郁热”无疑构成了《雷雨》的整体氛围可以说在周公馆（包括鲁家住宅）内展示的是一个人的世界，在周公馆（包括鲁家住宅）的外面则是不可测知的大自然——风、雨、雷、电外界大自然的变化与室内人物的情境紧密牵连着，呼应着，外界气象的变幻万千正是人物神秘莫测的无常命运的象征，也暗示着人物可能的不幸结局三、不可忽视的“序幕”与“尾声”长期以来，《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在演出中（甚而在一些文学版本中）都被删去了，但《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价值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作者通过剧中的两个修女的对话交代周公馆的最后的结局，原先繁华的周公馆卖给了教堂，成了现在的教堂医院，已经老态龙钟的周朴园到医院看望发了疯的侍萍和蘩漪，这些经历了生活变故的老人在默默地承受着人生原罪带来的痛苦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我把《雷雨》做为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与‘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非常辽远的处所。
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现在一般聪明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与‘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欣赏的距离’ [5](p188)由此可见，作者精心设计这样的“序幕”与“尾声”就是要使观众和这个戏保持一个审美的距离，让观众在适中的位置来看戏，不至于使自己的情感受到惊吓这就消解了作品由于表现人的命运的不可理喻而给观众带来的恐怖、惶惑，以及郁热的情感，“而转化为一种‘悲悯’，这类似于宗教的终极效果”[7](p35)在“序幕”与“尾声”中都有基督教的合唱颂主歌（弥撒）的音乐声，在音乐声中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对人物的悲剧命运有了某种感悟四、《雷雨》中主要人物的宿命论思想《雷雨》中的宿命论思想曾是不少学者批判的对象，作者自己也承认并在各种指责下多次忏悔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可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雷雨》的命运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代表的阶级必然的毁灭”，[8](p61)“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力量”，[5](p180)年青时的曹禺接触过一些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当时也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因此他“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就很自然。
在剧中主要人物（如鲁侍萍、周朴园）的对话中是能找到不少“天命”、“命运”之类的台词，反映了人物对命运的恐惧和不安那么，《雷雨》是否仅止于命运悲剧，有没有社会悲剧的成分呢？我认为也是有的一、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对时代现实的揭示《雷雨》也是一部社会问题剧，它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描写了封建家庭的专制蛮横和对人性的扼杀，周萍与蘩漪的乱伦跟封建大家庭对他们的压制与内心的苦闷是有关的，可以说是对封建家庭的一种畸形的扭曲的反抗，蘩漪身上也带有新女性的个性特点，曹禺还在周冲等人物身上提出了青年问题，表现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等同时，《雷雨》写于三十年代初，受时代现实的影响，作者也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剧中，作者就揭示了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雷雨》也因此被公认为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二、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曹禺幼年家庭很阔绰，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他是苦闷的：“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象周朴园逼蘩漪吃药的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9] (p139) 他还说：“我对自己作品里写到过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
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10](p175)他的父亲对子女相当严厉，动不动就发火曹禺后来回忆说：“我总是害怕和他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起子弟来”以至于“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11](p95)，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他所了解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从小就对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感到憎恶所以作者写《雷雨》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自身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可以说，他写蘩漪的“郁热”和《雷雨》中“吃药”那场戏，其中就包含了他在自己家庭中“受压抑”的真实感受，有着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总之，《雷雨》的主题绝不是单一的，只有把《雷雨》当作社会悲剧与命运悲剧的双重结合来阐释，才能深化我们对剧中人物、戏剧冲突等各方面的理解，过去因为隅于单一层面的理解，反而使我们在解蔽的同时遮蔽了一些客观存在的内容，削弱了我们认识问题的深度这里不妨以周朴园形象的认识为例稍加说明周朴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我们都知道他是《雷雨》中人物不幸的制造者。
曹禺说：“周朴园是一个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人”[10](p177)他为了赶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就把和他刚生了孩子才三天的女人赶出家门；为了自己发财，就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二百名小工；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就叫警察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工人，这都充分暴露了他残忍、自私、冷酷的一面他虽受着资产阶级的教养，却有着浓厚的封建气息，他的专制和蛮横在“吃药”这一场景中一览无余在处理罢工问题上，他通过收买工人代表而使工人复工，反映了他阴险狡猾的一面而当他思念的侍萍真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立即撕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第一句话就问“你来干什么？”因为他感到鲁侍萍的到来会威胁到他家庭的稳定和名誉地位，这又充分反映了他伪善的一面总之，在周朴园这一人物身上有着充分的社会批判与血泪控诉但奇怪的是，在《雷雨》中作者并没有象巴金的《家》那样让周朴园灭亡或者仅止于暴露和批判，作者同时还展示了周朴园由于对命运的恐惧、对人生命运变化无常的感喟而产生的忏悔的、原罪的、尚具人性的另一面他对侍萍不无思念，他保留了她的照片，牢记着四月十八日是她的生辰，客厅的摆设仍保持着三十年前的老样子这不是虚伪，而有着他对初恋的真诚怀念。
在回答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是不是虚伪这一问题时，曹禺就曾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12](P197)在整个“序幕”和“尾声”中都弥漫着一种基督教的忏悔意识，连十恶不赦的周朴园也心存向善，他把周公馆卖给教堂作为救治病人的医院，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地来探望侍萍和蘩漪，让读者在对他憎恶的同时也有一丝悲悯和同情尤其在戏剧最后一幕中，更有周朴园人性真实流露的台词：周朴园：（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周朴园：（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风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周朴园：（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 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长期以来，这一细节被一些学者所诟病钱谷融先生认为“周朴园后来的‘天良发现’式的悔过是由于作者曹禺的手软”[13](p26-28)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忽略了周朴园内心冲突的复杂性，对主题的单一的片面的理解（仅从社会悲剧入手）导致了对人物的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忽视了主题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那么，《雷雨》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主题的多义性呢？首先，作家创作主体心理的复杂性。
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