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诺贝尔文学奖的间性诗学 穆莉 朱广强摘 要 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间性的存在，于1901年正式启动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与裹挟着强烈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内涵的20世纪同龄的公认文学权威奖项，正体现和弘扬了文学的间性智慧与间性之美在间性诗学的视域下，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一种“理想主义间性诗学”，即理想主义文化间性：至真与至善的权衡；理想主义文本间性：本民族文学传统与外民族文学传统的权衡；理想主义主体间性：关注个体与关注世界（社会、读者）的权衡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诸多疑问，例如即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文学的表现功能与交流功能的关系、表现理想与揭示现实的关系、文学自主性与文学批判性的关系、西方文化霸权与少数族文学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可以在间性诗学的理论范式下得到更有效的解答Key 诺贝尔文学奖 间性诗学 文化间性 文本间性 主体间性：I106.4 ：A1诺贝尔文学奖与“间性诗学”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为一百一十多位（1914年和1918年未授奖，1966年有两位作家同时获奖）世界级文学大师授予了缪斯祝福的“桂冠”仅观瑞典学院历年宣布的获奖作家获奖理由，有以下Key多次出现：艺术：（共出现26次）；想象：（共出现14次）；人类（普遍）：（共出现13次）；现代（当代、今日）：（共出现12次）；历史：（共出现11次）；理想：（共出现10次）；现实：（共出现10次）；传统：（共出现9次）；民族（大陆）：（共出现9次）；这些Key构成三个评价维度下的对应概念，即，作家与人类文化（本民族文化、外民族文化）的关系（文化间性）；作家与文本（艺术、技巧）的关系（文本间性）；作家与读者（世界）的关系（主体间性）。
诺贝尔文学奖在总体特征论上呈现为一个三重维度的、各维度上围绕两个辩证中心运动生成的椭圆轨迹由此可见，间性诗学的这一椭圆形图示不失为我们解读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理论工具间性诗学是在当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域下提出的，它“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相对于文学的再现观和表现观，……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间性问题完全可以兼容许多传统的研究领域，意味着文学范式本身的变迁”间性诗学从内文化视野、交叉文化视野、跨文化视野来探讨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三大范畴，描绘文本围绕其内部的“双核心”在文化、文本与主体这三个研究层次上的椭圆式运动轨迹于1901年正式启动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与裹挟着强烈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内涵的20世纪同龄的公认文学权威奖项，正体现和弘扬了文学的间性智慧与间性之美围绕诺奖的诸多问题——如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出的，“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一会儿授予通俗文学作家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一会儿授予执意求新者艾略特和福克纳，一会儿又授予“鲜为人知”的大师辛格和米沃什……为什么托尔斯泰和哈代不能获奖？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有无政治观点的考虑？为什么亚洲的获奖者寥寥无几？”——即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关系、文学性与读者反映的关系、表现理想与揭示现实的关系、文学自主性与文学批判性的关系、西方文化霸权与少数族文学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可以在间性诗学的理论范式下得到更有效的解答。
2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间性诗学”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1833-1896）临终前立下遗言所述，诺贝尔文学奖应颁给“在文学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富有理想主义倾向（inan ideal direction）的作家”，“理想主义”这一概念因而成为瑞典评委会确立评奖规则的原典从设立此奖之初起，诺奖评委们对“理想主义”的解读就是在间性的框架中展开的，表现出对文学内部双核心的权衡和兼顾——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 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所言，诺奖的评选准则是在“富有理想的”精神和“文学天才”、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理想”之间相互权衡而作出的 这一概念由古典哲学、美学、神学的学理根据出发，经过百年之间的阐释与发展，确立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间性诗学总体上来说，这一理想主义间性诗学有如下要点：2.1理想主义文化间性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诗人苏立·普吕多姆，因为他赋有“令人满意的理想主义优势”，即，他 “是一位在人间无法找到安乐的寻觅者和探求者，由于似乎无法获得精神方面的知识，他感到痛苦然而在实践——伦理领域里，像康德一样，在义务的不可否认和绝对的事实中，找到了人类超感觉目的的证据”。
由此我们可知，作为理想主义典范的作家应该以一种“超感觉目的”极尽扩张人的认知极限去探求真理，并在伦理上力求达到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对首位诺奖得主的评价实际上确立了“理想主义”这一概念外延上的两类范畴，即“真”（“知识”、“真理”）和“善”（“伦理”、“道德”）1905年评委会颁布的一项特别声明再次证实了这两种范畴上的要求：“诺贝尔奖所讲的必备条件，包括促进人类朝富有理想的方向前进，扩大人类常规的视野和使其比过去更完美更纯洁”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的前进方向，在认识论意义上意味着人类视野的扩大、认知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精神（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臻于完善自由意志”则是诗人凭侍的“武器”：“人类可以受较低级的感觉方面的动机或较高级的合理动机所左右，通过日益加深在精神体系中的自我意识而完善自己……意志自由是这种观念的一种主体自由意志在真和善两个范畴的运用成为此后对“理想主义”阐释的延伸依据2.2理想主义文本间性英国诗人、作家托·斯·艾略特（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认为，一种文化中的文学传统“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个人创作“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在间性诗学的视域下，任何文本在本体论上就是一种互文性的存在，即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存在的从间性诗学的互文性理论观之，历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其一是复兴某一民族文学传统；其二是以积极的形式实验开拓新的文学形式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西班牙作家埃切加赖的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那独特和原始风格的丰富又杰出作品，恢复了西班牙喜剧的伟大传统”；1922年另一位西班牙剧作家贝纳文特因为 “延续了戏剧之灿烂传统”而获奖；1933年获奖作家、俄国作家伊·蒲宁（1870-1953）“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荣登诺贝尔领奖台；1967年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的获奖理由是“因为他的作品落实于自己的民族色彩和印第安传统……”还有1970年、1972年等等年度的获奖作家由于复兴民族传统文学形式而获奖而因为积极进行艺术形式实验而摘得诺奖桂冠的作家亦不在少数例如1969 年爱尔兰作家贝克特（1906-1990）以他“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而获奖； 1984年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塞特尔特的获奖理由是“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 1986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1934 -）获奖理由是的“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2000年华裔作家高行健的获奖理由是“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等等。
2.3理想主义主体间性文学总是在主体心灵与客观世界、静观与入世、自恋美学与批判美学之间摆荡，文学的运行总是受着这些对立概念的双重牵引，在疏离与靠拢双重力的拉锯中表现出间性之美1901年以来的百余年间，这一理想主义间性诗学的评价框架不断发展、延伸和细化，呈现出诺贝尔奖的整体图式，下文将结合具体获奖作家作品详述3理想主义间性诗学：至真与至善的权衡3.1探求真理与文化游牧者的文学“逃逸”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作家笔下的“浮士德精神”，即以宗教式的献身姿态将自己的求知欲（欲望）最大化以趋近真理的极限1901年法国作家普吕多姆以其“罕有的心灵与智慧”获奖；1908年德国作家鲁·奥伊肯凭借“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而获奖；1915年法国哲学家、作家罗曼罗兰获奖是因为他 “对真理的热爱”， “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摘得诺奖桂冠……求“真”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后来衍伸出几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之一是诉诸个人的理智与体验，揭示个体乃至人类、人性在新世纪中的症候、处境和问题例如1937年获奖的法国作家马丹·杜伽尔（1881-1958）的获奖原因是“对人类生活面貌的基本反映”，1957年获奖作家加缪“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等等。
真理总是显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在作家作为认识主体与其所立足的社会、文化圈所限定的认知辖域的关系上，诺贝尔奖坛上百余位文学大师有两种不同的求真之路马悦然曾经在评价南非作家库切（20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库切的文学主题是“逃亡”：“迈克K就是逃亡他运送母亲的尸体回乡下就是违法的，所以只能偷偷在晚上走，也是逃避既是逃避专制，逃避那个搞种族隔离的政权，但他也是逃避那些反抗的人，逃避冲突，他逃避一切，包括放弃自己的权利和金钱作为一个非洲大陆上的白人，库切以一种加缪（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笔下“局外人”式的姿态“逃逸”在种族冲突、文化差异、政治权力和话语窠臼的边境线上细数诺贝尔领奖台上的获奖作家，与库切相似的“文化游牧者”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有过移民、侨居甚至流放的亲身经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2008年获奖）曾说，“实际上，由于我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情况，我一直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法兰西，我出生在法国，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是在法国完成的另一个世界与我父亲有关，他一直是英国籍他生活在非洲，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我有两个国籍，最早是法国籍和英国籍，后来毛里求斯独立后，英国籍变成了毛里求斯籍。
我一直在这两个世界中游走吉卜林（1907年获奖）出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蒲宁（ 1933年获奖）出生在俄罗斯，后客居法国，是一位无国籍的作家艾略特（1948年获奖）出生在美国，后加入英国国籍，2011年获奖作家略萨拥有双重国籍，他出生于秘鲁，后在西班牙玻利维亚长大，多年客居欧洲各国文化“游牧”的文学母题在诺奖领奖台上的女性作家群众尤为凸显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的平台上，12位获奖女作家中有7 位涉足了流亡的苦涩之旅：生在美国长在中国的赛珍珠、从属于祖辈族群流亡与移民的拉美女作家米斯特拉尔、南非女作家戈迪默、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生于伊朗长于南非的英国女作家莱辛、不堪忍受纳粹排犹的恐怖而逃亡瑞典的德国女作家萨克斯、摆脱罗马尼亚强权暴政移民到德国的罗马尼亚德裔女作家米勒多元文化背景使这些作家能够以交叉文化、跨文化的间性视角来深入审视时代、社会、文化乃至人性的症候浸淫于印度 “万物有灵”的宗教文化使吉卜林僭越于《圣经》赋予人的“为万物命名”的高贵地位之外，写出了对自然的敬畏与人的魔性艾略特可为第一位写出现代人心灵的“荒原”景象的作家略萨以“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表现了后现代社会的症结。
他们是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流亡的知识分子”，与集体（政权，社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游离于遮蔽真相的权力体系边缘，享受着“间性”的逃逸快感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趋近于群体（社会、国家、民族）的边界，就越能逃离集体无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塑造的思维定势的遮蔽，也就越能保存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判断（在古典哲学中，人具有天赋的理性思维能力），因而越趋近真理他们的文字总是在旅途中，不依恋土地、也不受制于任何一种话语权威，可以最大限度地张扬个体获得真理的尊严与权利3.2至善：人道关怀、批判意识与悲剧精神与文化游牧者随行的不仅是逃逸的快感，更有无根的漂泊感，为真理祛蔽的决心乃至浮士德式的悲怆这些精神元素让“至真”的范畴走向了“至善”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