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土人士的生死观第一节中土生死观概观1、夏商周三代2、汉代以降第二节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1、起源2、抗拒死亡的三种方式3、与佛教的比较第三节道家的自然主义生死观1、老子的观点2、庄子的观点3、与儒家的比较生死学 （ Life-and-Death Studies ） ， 是旅美学者傅伟勋先生于1993年才提出的一门新学科，提出后很快被社会承认并成为应用学科 ，1997 台湾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2002 年台北护理学院成立“生死教育与研究所”，2003 年高雄师大成立“生死教育”硕士班生死教育，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势必越来越受到重视实则佛教教义，早就是一门专门教给人们对待生死的智能和超越生死之技巧的古老生死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华夏，是有高度发达传统文化的泱泱大国华夏民族的传统生死观，具有不同于印度、欧西生死观的显明民族文化特质从公元一世纪起，佛教由填补所缺和顺应本有两条渠道，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土，逐渐渗入华夏文化的土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的生死观，尤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广泛流传于社会，深深印入中土各阶层人士的意识、潜意识，至今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土的传统生死观，也影响了佛教学说，使中国佛教的生死观，带有了中土传统文化的特征。
第一节中土生死观概观和世界各民族的先祖一样，华夏民族的远祖，从有遗迹可考的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开始，便有了死而不亡的观念和相应的葬礼到氏族公社制时期，形成了崇拜祭祀英雄祖先魂神的制度和“家为巫史”的风俗奴隶制产生后，鬼神观念进一步清晰，由人为宗教规范化被统治者利用作统御人民的工具1、夏商周三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谓殷商统治者把率领民众敬事鬼神置于礼治（伦理教化） 之先人死为鬼神，是当时社会人士无容置疑的一致观念鬼，据《尔雅》解释，是“归” ，即回老家的意思，意谓人死后灵魂的归宿英雄人物和统治者的鬼，被称为“神”、神明”，意谓有不可见而奇妙难测的作用《礼记·郊特牲》曰：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为鬼或说神为阳，鬼属阴鬼神的住处，或说“魂气归于天”，或说鬼住地下、冢墓中人死为鬼神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被华夏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西周开始，随生产和文化的发达，形成了以人为本、鬼神为次的思想和制度 《礼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统治者改变了殷商首重敬事鬼神的制度，将伦理教化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人民的思路导向现实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至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为旨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虽然也还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论，对人死后生前的问题无多考虑，其思考的着眼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及以政治、伦理教化、个人修养为一体的所谓 “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持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死观，眼光不出政道人伦圈子道家哲学思考的落脚点也不离现实人事，持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先秦诸子中对鬼神问题最为重视的墨子， 虽然撰有 《明鬼》 篇论述鬼神无处不有，提倡“尊天事鬼” ，但其出发点，也和儒家、道家一样，仍在政治和伦理教化，其提倡事鬼，旨在利用鬼神在冥冥中鉴察人善恶而行奖罚的民间信仰，有效地进行社会教化，督促人们自觉按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不出所谓“以神道设教”的立场2、汉代以降到了汉代，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及沿“近人”的路子思考的深入，伦理现世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道两家打出“贵生”（ 《孝经》） 、 “重生”（ 《太平经》）的旗号，成为逐渐形成中的汉民族人生观、生死观的标帜。
贵生重生，肯定、挚爱人生，思考范围、价值取向只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另一方面，儒、道等诸家的哲学思考，形成了天人合一、辩证取象，以道、太极、元气、阴阳、五行、八卦为结构的模式，成为诸家共同的哲学框架当理性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天人合一、辩证取象的哲学模式结合，思考生死、身心问题时，从中土的知识阶层中，便产生出一种主张人死神灭的无神论思潮，这股思潮涌流不绝，渐趋澎湃，在佛教输入后，遂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佛家的轮回、因果报应说，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强劲阻力就人死神灭与否的间题，佛教徒与无神论者展开过多次论战，将中土人士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化汉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使在中土流传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受其制约， 使儒学始终以政治伦理为中心，使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信仰，使佛教主流禅宗以顿悟成佛、当念解脱，获得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艺术为特质佛教入华后， 中土思想界基本上为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三家的生死观，免不了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大抵出入、依违于三家之间，接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者固然不少，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本者居多，不少思想家持理性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死观，虽然也免不了吸收佛家哲学观、心性论等思想因素，却多排拒、反驳佛家的生死轮回说。
道教则对佛家生死观多所吸收，用以组织、改造自家的教义体系，然尚有其独具特色的生死观自远古以来的鬼神观念、祖先祟拜，则以民间为基地而流传不断，并与佛家、道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杂糅为一，通过家教、民俗、寺庙、传说、文艺等多条信息渠道，默默地储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第二节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1、起源源出周期专司礼制（宗法等级制度仪礼）的“司徒”之儒家，独得周朝“尊礼” 、 “近人”道统的正脉嫡传生当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乱世的儒家“先师至圣”孔夫子，一生以“克已复礼”——教化已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回归周朝礼制，为自己的使命孔老夫子对周礼向往至极，衷心赞叹： “郁郁乎文哉！ 吾宗周 （ 《论语·八佾》）以梦见周朝开国元勋、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孜孜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对于人事以外的玄学问题、生死灵魂之秘奥，孔子没有多少论述，当然，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记”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孔夫子对生死问题、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 ”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论语·先进》 ）意谓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智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
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对周期传统的事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吾不与祭， 如不祭当作鬼神就在面前，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亲自参与祭祀鬼神，不可马虎，尤其敬畏天神，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只不过遵依周朝的原则，对鬼神 “敬而远之” ，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觋之流孔夫子读不释手的，是《周易》，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无神论、人死断灭论者，不过他不想当、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2、抗拒死亡的三种方式富阳刚之气的儒家，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当然也会有所抗拒，其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汉人荀爽说：“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 （徐干《中论》 ） 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叔孙豹所说三不朽中，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 应“杀身成仁” 、 “舍生取义” ，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
孔于还有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 《论语》）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民族精英，为道义、真理、民众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与天地并存、日月并明”的祟高精神，文天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叔孙豹所言次一等的不朽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象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统” ， “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 ” （ 《离娄》）这种精神也是够积极的再次一等立言，谓著书立说，留下思想与后人作精神财富，此亦有功于世、堪称不朽了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高尚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当然，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则势必要降而为“立名”，孔夫子即有言曰， “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 ，这就庸俗多了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纵不能名扬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触处可见的“×××到此一游”，大概便与 “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的古训不无瓜葛。
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续以达到不朽 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复制自己的种类，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精殚力尽，奄奄待毙对于不可能立德立功立言、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只要不是性无能，即使白痴也有这种本事西哲柏拉图、大文豪莎士比亚等都揭露过人们的这种战胜死亡的方式极重宗族绵延兴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儒家，则是把这种华夏民族传统的战胜死亡之道理性化、制度化、礼仪化的代表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便是出于家族传续的需要，“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妇人不生育或未生男孩，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断子绝孙” ，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福、禄、寿三星并列，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福，主要指多子，子孙成群、数世同堂，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然繁衍至今，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重生安死”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将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拒的“天命” 《易传·系辞上传》云：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谓生则有死，如有始则必有终汉代思想家扬雄《法言·君子》据之解释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人必有死为自然规律，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逆， 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 “生则乐生，死则安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然然地死去但儒者们尚非庸人式的安生乐死， 《礼记·檀弓》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之死，是尽到职分、圆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这叫做“终” （使命的完成） ，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如孔子弟子子贡，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将死看作休息，《荀子·大略篇》云：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 “得正而毙”（ 《礼记·檀弓》 ） ，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如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 《正蒙·干称》 ）活一天便好好做人，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不畏不拒。
朱熹也是同样信念：人受天赋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