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梵华昭京城自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汉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不曾间断，而且历代皇室要么出于祈福延寿的信仰诉求，抑或是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考虑，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之中总是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众多高僧大德纷至沓来，从遥远的雪域高原或茫茫草原深处来到北京，或是朝觐弘法、或是寻求庇护，来往穿梭于北京和藏区之间的喇嘛僧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对于北京这座古都似乎是那么的心驰神往，流连忘返因此，不难想象数百年间他们在北京的活动会给这座古都留下多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在古都的历史光谱中又曾闪烁着多么奇异的光芒时至今日虽然时过境迁，然而历经岁月洗礼后的北京大地上仍然留下了很多当年的遗迹，默默地印证着那一段过往的辉煌 权力巅峰的时代――元朝 藏传佛教作为雪域高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性的宗教信仰，结合了西藏本土的原始崇拜和来自印度和中原两地的佛教思想，而又深受印度教信仰的影响自公元 1247 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派高僧萨迦• 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进行会晤之后，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同时藏传佛教信仰也得到了蒙古皇室的认同和支持，成为大元帝国的国教。
萨迦派昆氏家族的历代掌门或弟子一直承袭着帝师的称号，作为皇帝的最高宗教顾问，统领天下释教，为皇帝赐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可谓权倾朝野，位极人臣可以说，在元朝时期藏传佛教的地位是如日中天，盛极一时的根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的记载，在当时称为大都的北京，帝王出于个人信仰的追求不惜靡费巨资，兴建了很多大型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作为祭祀逝去皇帝的“原庙” ，如大承华普庆寺、南梁河寺、青塔寺、黑塔寺、高粱河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圣寿万安寺等，又于长城居庸关大都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具有精美浮雕的过街塔惟元末多为天灾战火所及，多数已化为瓦砾尘土，只剩下大圣寿万安寺一座辉煌的大白塔和居庸关过街塔，仍然屹立至今 白塔是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北侧的妙应寺内，根据熊文彬先生考证当建于元世祖至正十六年，也就是公元 1279 年形制为覆钵样式，是目前中国内地已知的最古老的藏传佛教遗迹，也是体型最为庞大的一座覆钵塔白塔建于高台之上，高约 51 米，为砖石结构下具双层须弥台座，塔瓶肥硕饱满，塔刹十三天部分呈上尖下宽的锥形，顶部为宝瓶式塔顶，皆为典型的元式做法，整个白塔高大宏伟，蔚为壮观，富于形体美感，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在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完工的 53 年后，也就是后至正二年，居庸关过街塔也开始了营建工程关于兴建此塔的初衷，在明代著名文人欧阳玄奉敕所撰的过街塔铭中有所表露：居庸关所通大道是连接元朝南北两京的必经之路，每年圣驾“频岁行幸 ”，必经此来往于两地，同时也是沟通长城内外的交通要道，所以笃信佛教的元顺帝为了“下通人行，皈依佛乘、普受佛法”，所以下令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和帝师贡嘎坚赞贝桑布修造了这座精美异常的过街塔如今，妙应寺白塔位于西城区白塔寺, 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 (1271), 后为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建成的元大都圣寿万安寺中的佛塔至正二十八年 (1368), 万安寺毁于火, 白塔独存明代重建后万安寺改称妙应寺白塔为元代流行的藏式覆钵塔，由尼泊尔人阿尼哥设计建造, 砖石结构, 高约 51 米塔的外观由塔基、塔身、相轮、伞盖、宝瓶等组成是元代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居庸关过街塔是原居庸关城过街塔云台的基座云台最早建于元代至正二年(1342), 用白色大理石砌成, 中有可以行车的券洞台上原有三座石塔，故名过街塔，是元代流行的藏传佛教建筑样式云台的券门和券洞内满布精美的石刻浮雕, 券门顶至两侧有迦楼罗等六��具、交杵金刚等。
券洞内两壁的四端刻四大天王像、五方佛，及用汉、藏、梵、八思巴、西夏、回鹘六种文字刻的陀罗尼经咒券顶刻五方佛坛城图为居庸关券洞壁五方佛之一 这座过街塔只剩基座而无佛塔了，而最为珍贵的是基座满刻的密宗题材的图像和塔铭，是北京现存唯一的元代藏传佛教雕塑作品门楣雕刻有标准的六��具图案，形象姿态各异，充满动感和活力门洞内顶部壁面刻有五铺巨大的曼荼罗，刻画精细入微，异常华丽其下东西两壁上部浮雕有十方佛，下部具贤戒千佛、六体文字对照塔铭以及四大天王像，是居庸关过街塔雕塑中最为华美的部分，装饰纹样华美精工，人物刻画生动自然，线条流畅，或威武英猛、或入定静禅，动静皆宜，仪态万千从整体上看，居庸关过街塔将 14 世纪萨迦派风格与汉地艺术风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雕塑家高超的工艺技巧和极深的审美素养，代表了 14 世纪中叶佛教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多封众建的时代――明代 公元 1368 年，以大都陷落和元帝北遁为标志，明王朝彻底地推翻了元帝国的统治这个新兴的汉族士大夫统治集团认为元帝佞佛无度荒废朝政是导致其亡国的根本原因，进而主张以儒术治理天下所以藏传佛教在当时广为世人诟病，直到永乐皇帝的登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才迎来了一个复兴的契机。
永乐帝常年驻守北京似乎对藏传佛教颇为留意，即位之初即盛邀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来南京弘法祈福，公元 1421 年迁都北京之后，皇室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目的和个人信仰的诉求在西藏推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西藏僧人屡加恩赏，更加不遗余力的推崇藏传佛教永乐朝以后的百年间的几位皇帝更是沉溺其间，以致因为朝廷对藏僧封赏无度导致国库常年亏空，直到明中叶嘉靖皇帝抑佛重道方告一段落可以说，在整 西山大觉寺位于北京西郊�D 台山南麓, 始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 金代为皇家行宫, 后改名灵泉寺, 明宣德三年(1428) 重建后改称大觉寺元末明初大觉寺住持、精通藏汉文字的高僧智光 (1348-1435) 曾于永乐四年(1406) 往迎次年被封为大宝法王的西藏哈立麻( 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 到南京；智光仁宗时受“ 灌顶广善大国师” 称号，英宗加封 “西天佛子”“大通法王”现大雄宝殿三世佛系 1972 年由智化寺移来此殿, 是明代前期汉藏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寺内有清代迦陵和尚舍利覆钵塔图为大觉寺移自智化寺的三世佛 个 15 世纪之间，藏传佛教在内地特别是北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藏艺术风格也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接受。
在皇室和内府太监的倾力资助下，在北京城内外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至今仍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遗迹，其中很多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艺术风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存较完整的有西山的大觉寺，东城区的智化寺、西直门外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等 西山大觉寺位于�D 台山南麓，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名扬天下的古刹，原名清水院，明宣德三年宣宗皇帝奉母命重修，并改名大觉寺以居高僧智光和尚其后又在正统十一年和成化十四年大修，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格局现存大觉寺的两座主殿皆是明代遗构，内皆有极其精美的明早期佛造像，鲜明地体现了 15 世纪藏汉交融的风格特征其中大雄宝殿正间主供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原供于智化寺智化殿中，当是正统年间的作品，高大疏朗，素雅静穆，装饰简朴，体态健美，颇具正统时期佛教造像的风貌正间后倒座间北向供有 3 尊金漆菩萨造像，虽然受到了很深的藏式风格影响，我们仍然能从背光的样式、佛像耳部造型、卷草纹纹样和基座的模式看到很多汉式作法无量寿佛殿内正中主供“西方三圣” 像，正中一尊华美异常的贴金无量寿佛像，头代五叶花冠，身披天衣，遍体璎珞，臂饰宝钏，全跏趺坐于莲台上做禅定状，后具精雕细刻、繁复精能的六��具背光，极为生动瑰丽，两侧为立姿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亦极为精致华美。
此 3 尊圣像虽然饱受风雨剥蚀但是仍然散发着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皇家气息，代表了 15 世纪早中期内地汉藏艺术圆融时期最高的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