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 少数民族文学中主体可能倾向预读: 摘要:最新杂志：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教育研究与实验·新教育信息化教育史研究教育实践与研究·中教育实践与研究·小教育论坛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教育科学文摘教育家教育改革与管理·研教育革新主体行为是决定文学基本状态和发展问题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化背景下,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其主体世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日渐增强的民族文学意识基础上,形成了交往与对话的强烈诉求.2004 年,聂勒出版了诗集《心灵牧歌》.这个其实早已进入城市的佤族青年,用他充满盼望和寻找的眼睛,用他始终依恋佤族的心灵,发现和感受着这个世界的律动与变化,并形成了诗意的表达.林立的高楼和宽广的马路,熙攘的人群和浩荡的车流,这一切对于佤族的灵魂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一辆辆漂亮的车流 / 从身边匆促而过 /像一群发狂的野马群 / 孤独便从心底淌溢 / 我泪水盈盈 / 可以告诉你 / 我是一个农牧民族的儿子 / 打从森林来到这个城市 / 我就注定属于一种孤独的边缘 /……这种弥漫在《心灵牧歌》中的孤独、悲情的感触与表达,我在另一个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哥布（哈尼族）的诗作中也明显感到——汽车领我到高楼的墙角 / 高楼的地板映出我的身影 / 五颜六色的灯闪亮着 / 我的心已经空空荡荡 / 乘着电梯上楼去 / 拉开天窗帘眺望城市 / 高楼像竹笋一样生长 / 世界是这样大 /人是这样多 / 我像夏天的雨中 / 掺杂的一粒雪雹 / 一下子就消失了这是一种隔膜,一种置身其中的不融入,它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主流生活状态的认同与亲和 ；这种充满自我色彩的文化感受,带着出自灵魂而不是肉体的孤独,其实是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打开了这道窗户,唤起了这种民族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聂勒、哥布这类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化社会的骄人成就保持了一种心灵的游离和对抗姿态？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基本态度因而随之发生了变化.当代文化思维的种种方式正在改变着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感觉与表达方式,甚至它的内质,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致.一 边缘化文学主体意识的嬗变马克思曾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样,主体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范畴.正如一个人并不总是一个实践者一样,即使是一个写作者,有时在他业已完成的写作中也并非体现出主体意义.文学主体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作品实现了思想和艺术的建构,从而提供了某种理解生活和艺术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代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网络中思考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问题,才能触及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内部隐含着的诸多意义.现代以来,相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边缘化存在.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汉族主体文化观念排斥的结果,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初期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在那个文学的新生时代,尚未有少数民族文学观念,人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意识相当淡薄.为数不多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在五四新文化和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开始学习汉语写作,逐步形成影响,那是启蒙思潮的结果而不是少数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从他们的创作见解和作品中可以看出,早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总体上服从于时代要求而非本民族内在的心灵渴望.在云南,20、30 年代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白族的马子华、张子斋、马曜、罗铁英,彝族的李乔,纳西族的李寒谷、赵银棠等,几乎都是被新文化熏陶,或接收了新式教育成为具有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其中一些人在创作活动中不仅受到新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还曾得到茅盾、蒋光慈、叶紫等名家的教诲,属于现代精英范畴中的文化人.他们领悟了革命叙事的真谛与基本方法,在写作中往往将阶级斗争的宏大矛盾作为文学叙事框架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充满了压迫与反抗、黑暗与光明、奴役与翻身的主题,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马子华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子民》等作品,往往感觉与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以及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的思想取向有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异军突起,终归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 .这里所说“云南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汇入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一翼”则确实是事实.这个开创性的起步影响深远.稍后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则更为进步,他们已经走到了阶级斗争前缘,如广西的陆地（壮族）,贵州的陈靖（苗族）,等等,皆有着更为直接的革命经历.作为热血青年,他们首先投身革命,参与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战争,有的在延安“鲁艺”和“抗大”接受了进步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培训（如陆地等）.可以说他们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在浴血奋战中有感而发提笔写作,革命斗争主题自然几乎占满了他们创作世界的全部,可想而知,他们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文学主体展示,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并未得到注意.上述两种写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虽然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出现,但严格地说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今天反思其中的原因,只能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旧时代的蒙昧向现代生活迈进过程中,中国特有的翻身解放、抗击外侮的时代社会要求（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以强大之力迅猛地将少数民族生存问题及文化追求推进到了与汉族文化相一致的最前沿,觉醒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展开民族意识的自我审视和价值探究就被时代共性所笼罩,它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初始阶段,甚至整个现代文学阶段都没有形成具有自觉意义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曾经有人认为,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志从一开始就排斥或者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在考察了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之后我发现,事实与此相反,恰好是新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催生了少数民族文学意识,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李鸿然先生研究,1949 年茅盾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创刊号出版于 1949 年 10 月 25 日,即新中国成立当月）中首次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使“少数民族文学”“终于获得了自己的正式名称”.茅盾提出了概念却避开了概念界定可能造成的困扰.但是他心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有明确标准的.他的基本标准至少有两条 ：第一,作者是少数民族 ；第二,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其后,1956 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老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言的报告,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上,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这些材料证明新中国已经有了“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并开展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相关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加强.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茅盾与老舍,当时都担任着中国文化界的重要职务 ,他们在发刊词和工作报告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解读为 ：新中国实现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民族文化上的策略一方面是将多民族文化纳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一方是要展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以体现民族团结的巨大成就与空前盛况.这里不妨引述老舍报告中的两段文字以作说明 ：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的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过去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文学是没有地位的.解放以后,这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民族平等的实现,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应得的重视,并飞跃发展.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汉族文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意气风发,全力以赴！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少数民族文学能够达到汉族文学的发展水平.——《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作为这种思想的形象化表达,老舍还在他的报告结尾引用了纳?赛音朝克图的诗句 ：“他们虽然用不同的语言歌唱 / 但他们的歌声 / 却融合得多么动听 /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 / 但是他们的心,却都这样地热爱着 /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 ”什么是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什么,老舍所作的表达是多么清楚！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对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国家关于民族文学的策略及其诸多鼓励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西南边疆,许多极富分量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开始出现.比如,小说方面有李乔的长篇巨著《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杨苏（白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伍略（苗族）的《泉水之歌》、普飞（彝族）的《门》等等 ；诗歌方面出现了许多长诗,如,广西韦其麟（壮族）的《百鸟衣》,苗延秀（侗族）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仫佬族）的《虹》,贵州吴琪达（彝族）的《阿支岭扎》、云南饶阶巴桑（藏族）的《牧人的幻想》、康朗英（傣族）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傣族）的《傣家人之歌》、晓雪（白族）的《祖国》、《祖国的春天》等等 ；电影和戏剧有黄勇刹（壮族）等的《刘三姐》、周民震（壮族）的《苗家儿女》等等；华山（壮族）、那家伦（白族）等的散文也写得很有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放异彩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丰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虽然继续保持着中国现代性阶级斗争叙事的基本思路,其二元对立的思想特点还得到进一步突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它的主体意识中大大加强了民族的自我意识,所写的题材往往来自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之中,所塑造的形象则是本民族（或者民族作家所了解的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用以负载对新生活美好向往之情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无不充满了特殊的民族韵味,民族的与时代的因素被较多结合在一起.中国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就这样翻开了它亮丽的第一页.很明显,在这种文学状态中体现出来的主体世界一方面是民族意识的萌动,另一方面是主导意识的加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极为自然地统一在一起,它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对新时代的认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其质朴而温和的民族情感在许多作品中极为自然地流露出来——茶歌从天上飘下来了——带着露珠、带着红霞艳艳,飘进了山下的茶坊里,揉茶机的歌儿更动人心弦.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美,它比茶姑的歌唱得还甜.不！揉茶机和茶姑在合唱哩,歌唱着边寨茶山绿色的春天！——广西,莎红（壮族）《茶歌》我和女画家怀着激情走出这间平平常常的草屋.原来,天空已泛露曙光了.早现的红红霞光,把这条祖国边地上的江流映成红红的一匹彩缎.画家已经激动地打开她的草本.我在兴奋地想 ：在这匹宽宽的红缎上,我们的一对僾尼青年,一对人民的终身摆渡工,将要写下多么美、多么美的诗句呵 !——云南,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姐妹们,别多话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社,社办不好,队也上不去.别说吧,我们明天就开始修新水沟和在田里追五道肥.明天,再研究具体工作,来,陪客吧,客人不是光听人家扯工作的.”我听得入迷了,心想,听听这样的谈论,多么能够认识人和生活啊！想不到,如今的姊妹场中,同样讨论着一切重大的事情.——贵州,苏晓星（彝族）《山上红花》随手翻开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