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汉化迟滞浅议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异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缓慢〔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开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
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拟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
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蒙古语的语法、词法还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辽、金、清诸朝都曾创立自己的文字，但没有哪种文字能对汉族地区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力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先生每有奏对，那么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这种情况在元朝诸帝中应当是比拟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后两个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文水平稍高，属于例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荆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清人赵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拟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契丹情况亦然〕，女真〔满族〕人那么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外乡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局部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因此，很难将元朝汉化迟滞的责任归咎于忽必烈等某个帝王，它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与汉化迟滞的特点相联系，元朝的政治体制也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既行汉法，又存国俗〞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所谓“无制度〞，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蒙汉杂糅〞，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互相联系，嵌合在同一运转系统当中政权主体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汉式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残存的蒙古旧制那么被各自配置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不同部位发挥作用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对于元朝的种种“蒙古旧制〞，蒙元史学者大都有过比拟深入的研究此处想说的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运行，外表看并没有很强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质上却仍反映出文化差异的背景这实际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表达不妨以吏员出职制度为例吏员出职是元朝很有特点的一项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动，吏员成为中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的熏习陶冶，道德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却以刻薄文法相尚，对元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负有很大责任。
曾有一些学者引经据典，将元朝的吏员出职与汉代制度相比附实那么正如许凡所指出，蒙古统治者在制定、完善这一制度时，并没有过多顾及传统汉族社会的有关典制与其说元朝吏制是汉代制度的遗存或再生，不如说它是蒙古统治者特殊统治意识的渗透，是他们对汉地制度认识不深、汉化不彻底的产物而作为吏员出职对立面的科举制度却突然停废，每当有恢复可能时，统治者总是作出对其不利的选择恢复后，也有名无实，对用人格局没有根本触动统治者在制定制度、采取措施、进行各种选择时，其统治意识会导致决策的偏差，对历史产生影响，表达出偶然性，对此我们过去重视不够事实上，元朝的很多制度变化，往往并不见得是制度自身开展〔就较大历史范围而言〕的自然趋势，而主要是因为打上了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烙印，需要从文化差异的背景去解释官制的混乱芜杂、分封制的重新抬头、相权的膨胀、地方权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观谈到蒙古贵族对汉地制度认识粗浅隔膜的问题，还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孙铁穆耳〔成宗〕为皇储，授给他“皇太子宝〞，武宗因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协助夺位有功，也立他为“皇太子〞，后来明宗同样立其弟文宗为皇太子这在汉地制度中绝对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错误地将“皇太子〞当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
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将皇太后之号升格为“太皇太后〞，大臣自当力争，指出“与典礼不合〞，此事方才作罢汉地传统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作为授予元勋重臣的荣宠虚衔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却将它们作为赏赐随意滥授，甚至授予僧侣、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迹于朝〞仅据仁宗延祐五年五月的记载，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备颁发由于太尉等衔加授过滥，元中期人已渐渐不再称它们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称为“上公〞、“三师〞的另外三个更高的荣誉头衔--太师、太傅、太保文宗时官修?经世大典?，就干脆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那么用“或置或否〞四字轻轻带过这一概念变化甚至被明朝所袭用在这个问题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许衡，他很早即就此问题发表过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见至元三年〔1266〕，许衡向忽必烈上疏，论述“立国规模〞，集中谈到行用“汉法〞的问题当时忽必烈即位已经七年，汉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国家统治重心的转移亦已完成但在许衡看来，汉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长远规划，“日计有余而月计缺乏〞，“无一定之论〞他说：“必如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宜也〞，可见他认为汉法还没有完全实行。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元朝汉化进程的估计相当悲观，认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那么是由于“国朝土余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实历代圣王为治之地，那么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而且灭金以后“宴安逸豫垂三十年，养成尾大之势〞，更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许衡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针，“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要求忽必烈“笃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这样才有可能到达“致治之功〞这篇奏疏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势和元朝的历史特征类似的消沉论调，在其他几个北族王朝是很难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拟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剧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剧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
元朝的情况那么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开展作出自己的奉献这也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