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书写形式”革命——横行书写分段新式标点符 张向东【内容提要】从形式上而言，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精确化、科学化这一方面表现为白话的采用；另一方面，书写形式的变化这构成了现代文学迥异于传统文学的一大特征横行书写的实行，分段与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将汉字从其承担句读功能的重负中解脱了，极大地增强了汉字的表达功能，从而将中国文学从沿袭了几千年的形式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语言本身的通俗化、大众化以外，还必须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变革关键词】文学革命/书写形式/横行书写/分段/新式标点符号 早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和域外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像卢戆章、严复、黄遵宪、周氏兄弟等，就已初步探讨或使用过分段、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初步的尝试并未对文学变革产生很大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在思想革命、语言变革和书写形式变革方面“三管齐下”，最终取得了文学革命的胜利讨论文学革命及其现代文学的形式特点，“书写形式”的变革，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一、留美时期胡适对变革“书写形式”的尝试对于清末语言变革中新式标点、分行分段等书写形式的提倡和应用，胡适并不陌生，显然对他倡导文学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说，“林译小说都用圈断句，故能读者较多”谭嗣同、梁启超等的“新文体”，“靠着圈点和分段的帮助，这种解放的新文体居然能做长篇的议论文章了；每一个抽象的题目，往往列举譬喻，或列举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体势颇像分段写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所以气势汪洋奔放，而条理浅显，容易使读者受感动[1]胡适在发起文学革命之前的1915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①科学研究部”（InstituteofArtsandScien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与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胡适这年8月为会议作了英文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其中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他说：“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说见所著《文字符号论》）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之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2]胡适说他这里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是学外国文得来的教训事实上，胡适早在这一年的6月，为当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作了一篇长约万字的论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这篇长文发表于1916年1月《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他在日记里记此事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
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后此文中，当用此制[3]胡适为《科学》创作此文并非偶然，由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此时已经采用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科学》杂志对于横排和新式标点的采用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本杂志印法，旁行上止，并用西文句读点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程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②可见横行书写及新式标点的提倡，首先是受西洋拼音文字和科学文章的影响而提出的这从大的方面说，文学革命本身的用意，在于以西洋的科学思想和精神改造中国文学用西洋文学描写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含糊笼统以及由此而养成的国民笼统含糊的思想，都有悖于科学精神；③若从小的、技术的层面来看，在这一愈趋于世界化的时代，中文原有的书写形式即不合于印刷术的要求，也有碍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我们说，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看起来是一个小的枝节问题，但究其实，它与白话文的采用一样，都是使语言朝着通俗化、精确化方向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但这些在科学文章等应用性的文章中早已使用的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为什么也要在文学革命时再经多次讨论而应用到文学中来汪晖认为，这是由于白话文在近代经历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技术化、科学化的改造过程。
科学语言成了新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创新源泉尽管汉字及其书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产物，但中国的现代语言，特别是中国现代语言的书写形式是以科学语言为元形式的他说：“我所以如此强调现代白话文经历了技术化的过程，是因为白话文本身并不是全新的创制唐代口语文学的存在由于敦煌发现的古写本而得到确认宋代的评话、元代的杂剧，以及宋代以后的儒者、僧侣的语录，元代由蒙语译出的皇帝敕语、圣旨和颁布的法律，以及明代的小说都是白话口语的见证正由于此，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白话文和文学语言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人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事注重于为白话寻找历史合法性，而忽略了这种现代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关系其实，1916年就在《新青年》杂志孕育白话文运动之前，胡适在《科学》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应为“第二卷第一期”，笔者注）发表了他写于1916年6月的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及两篇附录《论无引语符号之害》和《论第十一种符号（破号）》，这些文章不仅发表于首用横排、标点的《科学》月刊，而且在某种是意义上也是对于《科学》月刊的一种说明《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字符号概念（无符号之害）’、‘句读论’和‘文字符号及其用法’。
文中规定了符号十种，在引论部分，他讨论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病：一为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为教育不能普及，实际说明了语言变革的基本方向[4]二、《新青年》对“书写形式”的讨论和实践以科学语言的精密、准确及其书写形式的规范来革新文学，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证诸当时的言论，也可见文学革命确实具有科学化的取向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李濂镗致胡适的信中说：“盖今日吾国欲臻富强之域，非昌明科学普及教育不可欲昌明科学普及教育，则改良文学，实入手第一着也这非常清楚地说文学革命的目标和取向是“昌明科学”、“普及教育”，而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其手段既然要昌明科学，那么文学改良就得以科学的精神和规范来进行这是文学革命要将科学语言的形式规范变成文学的形式规范的根本所在横行书写、新式标点虽早在文学革命之前的清末的应用性文字中已经使用了，但自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揭起文学革命大旗以来，它们能否应用到文学领域中来，还得经过许多争论与《科学》月刊从一开始使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不同，《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是横排竖行杂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中陈独秀译《妇人观》（ThoughtonWomen）译文和英文均为横行；但同期中署名“中国一青年”译美国马克威博士与斯密士学士著《青年论》则译文用竖行，英文用横行。
《新青年》虽从四卷一号开始用新式标点符号，但这种横排、竖排并置的情况在《新青年》中一直延续到1922年7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新青年》中最早使用横排的文章都是英汉对照的翻译文这说明横排的使用，是为了与西洋拼音文字在书写形式上保持一致文学革命发动以来，对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讨论最多、最积极的当数钱玄同，1917年5月1日他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中与陈独秀通信讨论西文译名时说：……或曰，高等书籍写原文，固为便利然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纪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如此一句，写时，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时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免矣。
此弟对于译言之意见，足下以为何如？……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胡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同期《新青年》陈独秀答钱玄同道：“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在钱玄同提出改用横行书写的同期《新青年》中，刘半农详细地提出分段、标点符号等“形式上的事项”，他说：此等事项，较精神上的事项为轻然文学既为一种完全独立之科学，即无论何事，当有一定之标准，不可随随便便含混过去其事有三：（一）分段中国旧书，往往全卷不分段落致阅看之时，则眉目不清阅看之后，欲检查某事，亦茫无头绪今宜力矫其弊，无论长篇短章，一一于必要之处划分段落惟西文二人谈话，每有一句，即另起一行华文似可不必二）句逗与符号余前此颇反对句逗谓西文有一种毛病，即去其句逗与大写之下，即令人不懂汉文之不加句逗者，却仍可照常读去若在此不必加句逗之文字上而强加之，恐用之日久，反妨害其原有之能事，而与西文同病。
不知古书之不加句逗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吾人方力求文字之简明适用，固不宜沿有此种懒惰性质也然西文，；：．四种句逗法，倘不将文字改为横行，亦未能借用今本篇所用．、三种，唯、之一种，尚觉不敷应用，日后研究有得，当更增一种以补助之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之代表引证或谈话，——之代表语气未完，……之代表简略，（）之代表注解或标目，亦不可少及字旁所注123等小字可以不用，以汉文可用双行小注，无须foot-note也又人名地名，既无大写之字以别之，亦宜标以一定之记号先业师刘步洲先生尝定单线在右指人名，在左指官名及特别物名，双线在右指地名，在左指国名朝名种族名，颇合实用惜形式不甚美观，难于通用三）圈点此本为科场恶习，无采用之必要然用之适当，可醒眉目，今暂定为三种，精彩用提要用·，两事相合则用⊙惟滥用圈点，当悬为厉禁[5]时隔两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五号里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再次谈到标点符号和横行书写问题：8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
句读，如．，：；之类，或用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12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6]紧接着在1917年8月1日《新青年》三卷六号，钱玄同再次致信陈独秀，讨论横行书写和标点符号问题他说：“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他进而提出，以后不仅像《科学》《现象从报》这些讲科学的杂志，采用横式，“即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现象从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钱玄同在这里明确提出，要将此前已在科学文章等应用文中使用的横写与新式标点用到诗歌、小说等文学之中去，并催促以除旧布新为宗旨的《新青年》赶紧将之付诸实践，以为社会先导陈独秀在同期《新青年》答复钱玄同说：“《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
不知陈独秀商量的结果如何，《新青年》在接下来的1918年1月15日四卷一号并未采用横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