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 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 时代 的 历史 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
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 内容 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
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 问题 —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
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
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
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 自然 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
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