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中的制度期望冲突点评=“news_bd”> 任何政治变革有其目标设定和实现方式，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参与力量对政治前景都有不同的设想和期望政治期望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变革时期的政治期望既包括对达成变革目标的期待，又是参与政治活动的动力，它影响着变革方向和策略的选择，对变革的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变革的参与者在变革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都有对未来的理想性期望，即政治参与者希望通过变革达致一个较之现状更优越的政治体系同时，政治参与活动本身也是争夺权力的过程清末立宪是一次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改革，它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局部调整，更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巨大转变新旧制度之间的转换，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全面和深刻的变革因此政治参与者都有实现宪政制度的制度预期和实现该制度的路径选择，即政治参与者通过博弈、妥协等互动，以某种方式达成对宪政制度的建构就清末的立宪变革来说，立宪派有着强烈的理想期望，清政府带有强烈的权力期望，两种政治期望发生方向性偏差后，就极容易造成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冲突变革力量因此严重分化甚至对抗，影响着变革的进程和结局。
一、立宪派对变革有极强的理想期望 变革期望基于一定的政治认知而产生，在带有理性判断的同时也掺杂着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反映着变革发生的历史要求，也负载着立宪变革参与群体的心理预期它和立宪派这一政治群体紧密结合，是影响该群体政治力量的重要观念因素立宪期望不断给人们提供改革目标，同时激发人们的变革信心，推动政治行动的发生 1901年，清政府开始新政以后，民间要求立宪的呼声逐渐高涨以士绅为主的群体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清末立宪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立宪派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变革期望强烈首先，清末立宪派主要以士绅、留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传统上，士人阶层就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心理趋向同时，他们作为知识精英，有着对危机体察的敏感性，清末严重的国内外危机使知识群体有挽救危亡的焦虑感，他们有变革的激情，对政治生活的未来充满美好期望 其二，立宪派成为宪政以及君主立宪制度的拥趸清末变革是传统统治方式失效、国内外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群体向西方探求救亡之道的尝试。
知识分子有着对时局判断的敏感性，他们也有能力接触和接受西方的政治知识，感受到宪政的重大作用因此，他们能开风气之先，引入并介绍立宪知识，讨论立宪对国家的意义其三，变革契机的形成立宪派凭借报刊等舆论工具鼓吹宪政，表达对变革的一种方向性期望梁启超及归国留学生等知识分子对立宪理念的宣扬，描绘了实施宪政后的种种景象，增加了人们对立宪的想象空间尤其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更是被认为是宪政制度对专制制度的胜利，作为宪政可以强国的现实例子，立宪思想确实鼓舞了清王朝的官方和民间立宪主义被证明是一个国家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团结一致的基础自此，在社会中形成强烈的变革氛围其四，寻求群体政治前途的关切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传统的政治参与途径遇阻，知识分子群体处于无可归依的状态，对皇权的忠诚和认同发生动摇国势颓废不振、自身上升渠道堵塞，这双重焦虑使立宪派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急切的寻求一个突破口，寻求解决自身和国家前途的方案同时，知识分子由于观念执著而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有一种道德激情，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具有一种超越感，他总是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
因此，对立宪的期望，在清末成为立宪派对美好愿景的一种追求，成为改变自身命运和国家前途的目标立宪派认为只要确立宪政，政治难题都会解决，国家也会摆脱受列强欺凌的状态，走向富强而宪政与政治体系的适应性问题，却在呼吁变革的激情下被忽视立宪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也决定了立宪运动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理想性特征一旦立宪派将宪政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会迫切地通过各种形式去实现这一目标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前，立宪派的立宪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通过报纸等媒体呼吁变革，凝聚了知识群体的共识，为立宪变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其二，游说策动地方督抚和中央官员，使之支持立宪变革到1905年8月，全国八位总督中的五位都奏请立宪，说明立宪派的游说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清政府变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权力期望 清末政局在1900年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之后清廷发布上谕，决意变革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但1901年至1905年之间，新政变革的内容不过是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变革步伐不大，效果也不甚明显直至1905年受日俄战争影响，民间普遍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是立宪战胜了专制。
之后，随着民间立宪呼声日渐高涨，各级官吏开始上奏，请求派员赴各国考察政治清政府于1905年7月颁布上谕，认为近年来的变革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因此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力图学习西方，从制度变革上着手进行变革作为变革的主导者，清政府对新制度的态度和立宪派存在着差异，这是由统治者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其一，从统治者的主观角度来说，其立宪本意就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是否要仿照西方政治制度形式进行立宪，统治者顾虑重重，其思想的转换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清政府在立宪变革准备阶段，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曾对人讲，在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之后，要考量其实质，若果无弊害，即决意实行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归来之后，慈禧对立宪变革仍没有下定决心她对制度变革还缺乏心理准备和总体认识，更担心自身权力被削弱朝廷内部对是否立宪也存在着争议在皇族大臣载泽提出立宪有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时，慈禧才决意立宪清政府的立宪变革出发点，决定了未来政治改革的走向在立宪进程中，清政府是以皇权是否被削弱来衡量变革措施的比如仿行立宪上谕中就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忌惮权力被削弱是清政府和立宪派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受政治体系的运行规律以及变革条件的限制，王朝统治者在新政实施进程中更注重考虑政治生活的种种制约因素，不会像立宪派那般对变革前景充满理想化预期如统治集团内的沟通和妥协，变革旧体制的同时建立一套新的规章和规划等等，都需要一个必要的推进过程，因此变革进程稍显迟缓或者滞后于立宪派的期望比如1906年的第一次官制改革中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阻力巨大特别在成立责任内阁的动议提出后，权力斗争愈加尖锐虽然两个月内完成了中央官制改革，但责任内阁作为宪政的关键机构却没有建立，仍保留了军机处又如1911年5月，载沣颁布谕令，宣布组织责任内阁然而，内阁成员主要由满族甚至皇族成员构成，造成了立宪派的不满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在推动变革时，即使在统治体系内部形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措施上内部仍有争端在面临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划分时，变革进程就显得步履艰难了 其三，在变革过程中，新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慈禧太后及贵族、官僚认为，立宪政治的制度设计要增强君主权威，同时对地方的控制不受威胁沿着这个思路，清政府首要目标就是将立宪变革当作增强控制力和统治能力的一个措施，而现代各国立宪要义，莫不以规范政府行为，保证人民权利为立宪主旨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受伊藤博文强调日宪法赋予天皇大权的影响，遂认定施行宪政乃所以巩固君权的观念。
这一前提观念的差异，遂致后来种种措施离谱了 在保守的变革思路下，清政府的变革对立宪派团体的政治参与保持怀疑态度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例，两个机构虽然是清政府设立的宪政框架下的政治参与形式，但立宪派在其中争取权力的活动受到重重限制咨议局的成立，本来可以为士绅阶层提供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但在创建时被赋予的职责是地方上的咨询机构，是各省采取舆论之所，并非地方的议会同样，作为国会基础的资政院，也被视为中央政府的咨询部门再比如，在资政院的人员组成上，朝廷委派的钦选议员占有相当比例1909年8月推出《资政院章程》，这份章程将一年前规定的民选议员169人降为100人，和钦选议员数量上一致，但资政院正、副总裁和秘书长都是钦选议员，事实上形成钦选议员占优势的资政院布局另外，在实践中，清政府对待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活动相当冷漠甚至反感尽管议员在咨议局和资政院里积极发挥作用，但一些由民选议员提出的议案大多没有取得大的成果，如速开国会案最终不了了之;弹劾军机大臣案最后也被搁置在资政院常年会上，军机处大臣对议员的态度也极为漠视，充满敌意 三、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因制度期望差异必然造成冲突 清政府和立宪派是立宪变革的共同参与者，两者的互动关系决定着变革的发展趋势。
立宪派支持清政府变革的基础在于，作为体制的传统支持者，他们不支持革命，不希望社会动荡在立宪变革实施之前，立宪派进行的舆论呼吁，在社会中营造起强烈的变革氛围他们对民族危机感到焦虑，深深体察到国家的耻辱，虽然对传统的政治体系有不满，但由于其传统士人的忠君观念，仍寄希望于清政府通过变革来改变现状但在立宪变革过程中，各政治集团的行为方式、目标取向和个性特征对改革有很强的制约性就立宪的动力来说，清政府和立宪派是截然不同的立宪派以救国理想主导，较少考虑权力运行环境;清政府则较少存有理想性的制度预期，它更注重权力体系的稳定和顺利转变两者对变革的立场差异决定了双方之间的互动必定出现摩擦 其一，对新制度的认知差异决定了清政府和立宪派的对立 立宪派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对立宪国家的认知相对较多，对西方国家的制度演变、制度优势和运行情况较为了解而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是经过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才做出立宪变革的决策的她对制度变革所参照的对象理解不深对待君主权力，仍局限在乾纲独断的认识水平上，所以对宪政制度的设计自然会更为保守比如，清政府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的目的是庶政公诸舆论，就是要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广开言路，将立宪派融合进来，进而稳定统治秩序。
清政府想利用这种形似西方的机构来缓解国内矛盾，缓和朝野冲突，其目的是要实现政通人和，增进民众对清政府的支持它所有的举措是基于增强传统统治力的变革出发点，这对掌握西方政治知识的立宪派来说是根本不够的立宪派对西方立宪制度的认知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召开国会才能实现政治主张，影响变革进程立宪派速开国会的主张实际反映着对清政府设计的新制度的不满由此，清政府在立宪派互动中就表现的更为被动 其二，政治参与的实践活动加深了立宪派和清政府之间的对立在资政院和咨议局中的斗争显现出立宪派和清政府在立宪进程中的巨大差异，双方的关系也迅速由共倡变革转向对立在咨议局和资政院这些制度平台上争取权力却受到排斥，立宪派对清政府愈发失去信任，也不可能在具体的变革方案、步骤、途径上和清政府进行有效沟通了因之，在现有政治框架下立宪派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于是转而寻求其他方式参与变革由合法平台转向街头请愿，恰恰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咨议局、资政院内外的立宪派联合在一起，主张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尽速召开国会，他们期冀在保存君主的政治体系下，将权力的中心从清政府那里转移到国会，作为最高的立法和监督机构，借以影响变革进程 其三，变革进程加剧了立宪派的情绪化反应。
在政治目标上，实现制度变革是立宪派的理想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无法进入仕途，导致心理上的失落感加剧立宪派中的传统知识分子更是在政治情感上有着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