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洛神赋》的主旨摘要：在植的名篇《洛神赋》中，作者描述了一个人神相恋却又怅然分离的故事对于其主旨历来存在争议，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主“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均不成立，然后根据植的经历性格并将该赋与此前宋玉、王粲、修等人的同类题材作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洛神赋》的主旨正是在于借助古老的原型传达觉醒时期的作者在种种矛盾冲突中独特而复杂的生命体验关键词：人神相恋 人道殊途 植 洛神赋 集体无意识 三国时期的文学家植在其名篇《洛神赋》里讲述了自己返回封地途中，在洛水河畔与洛神相遇，双方心生爱慕之情，无奈由于人道殊途，不得不怅然分离的故事由于辞采华茂，感情真挚，塑造了一位明艳动人、神采飘逸的女神形象，历来为后人所赞赏然而，对于其主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感甄说”与“寄心君王说”，由于均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包含着主观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均不能成立，但从这两种说法中仍可以发现某些合理的成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再加上随着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入，《洛神赋》的主旨仍有分析与探讨的余地一、辨析“感甄说”“感甄说”之“甄”即文帝丕的夫人甄氏，据《三国志》卷五《书·文昭甄皇后传》与裴松之注引《略》的记载，甄氏不仅美貌贤德而且文采出众。
她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比丕大五岁，比植大十岁，原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后袁绍为操所灭，丕趁乱将其据为己有生明帝叡和女儿东乡公主后丕宠爱郭氏，甄后因有怨言而被丕赐死，尸首“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其子明帝即位，追谥其为“文昭皇后”感甄说”出自相传善为《文选》作注的一段文字：“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令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①]后人对于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说法为小说家附会而成，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中注云：“当是后人旁记于题旁，而阑入《文选》，误为善注文选的这段注解是否为善所注是有待考证的，善做注注重引经据典，被时人讥为“释事而忘义”清人何琇《樵香小记》说：“善注《文选》，字字必著其出典，唯《洛神赋》注感甄事，题为《传》曰，究不知为何《传》也。
对善做注的说法提出质疑此外，文选载有此注者，唯有宋尤袤刻本，其余版本均无此注胡克家在《文选考异》中提出这个注是尤袤所加，但早于尤袤的宽，在《西溪丛语》卷上曾引过此注，可见此注也并非出自尤袤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感甄说”最早出现在中唐时期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有“班女恩移，思王赋感甄[②]的句子，元稹是中唐诗人，可见中唐已经普遍流传植和甄妃的爱情故事晚唐商隐的《无题》有“贾氏窥帘掾少，宓妃留枕王才”、“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至于中唐之前，白也写过这样的题材，其《感兴》其一：“洛浦有宓妃，飘飖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佩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但此诗仅是白就《洛神赋》发的感慨，并没有说宓妃就是甄妃，可见盛唐时期感甄说还未见流传，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感甄的资料都在中唐既然作者无法考证，辨析“感甄说”就应该从它产生的时代出发首先，感甄说产生的大背景是思想观念开放的唐代，唐代小说中私奔、改嫁现象很多，贞节观淡薄，迥异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彰显了那个时代开放自由的气息，出现叔嫂相恋的题材不足为奇其次，中唐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士人在乱世之后的安定酝酿了一幕幕爱情理想。
再者，不难发现，后世拥护“感甄说”的人，除了善之外，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诗人、文学家，商隐曾写过《东阿王》、《涉洛川》等诗，被德舆斥为“文人轻薄”、“喋喋不休”清代的雪芹虽无明言，但从他的作品亦可看出他的倾向《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借写贾宝玉在水仙庵看到洛神的塑像“滴下泪来”，祭奠这个“人间有一、天下无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以表达对金钏的一番情意可见，雪芹将植同宓妃的关系与宝玉和金钏的关系相联系如果雪芹将其理解为“屈子之志”，则有悖于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可以看出，雪芹对《洛神赋》的理解，应该同商隐是相近的，决不似道学家那样附会但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商隐还是雪芹，都对《洛神赋》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曲解，即将甄氏与宓妃混为一谈，将文学形象看成是生活原型此种理解跟文人的生性浪漫是分不开的客观上来说，植的才高八斗为后世文人所景仰，而他的不幸遭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多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植相似，所以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③]如一度仕途坎坷的白、商隐等白在《将进酒》中写过：“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借植自喻抒发自己的壮志难酬但一些文人并不满足于此，在了解到同一时期的美女甄氏与其惨死的经历，便不自觉地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迫害兄弟的丕受到后人所鄙夷，才子植与佳人甄氏的爱情模式更加符合文人心目中的理想。
可见，感甄说是时代的产物，融合了那个时期奔放自由的婚恋观念同样也包含着不少主观武断的成分然而，这一说法至今流传，并不断有人发掘证据试图再次证明它，可见，“感甄”一说绝非毫无情理的杜撰，而是有合理的成分在里面一是洛神的原型很有可能是甄后因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从史书中可以得知，丕纳甄后是在建安九年，操攻破邺城之时，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的植虽不可能求娶甄氏，但在往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在《洛神赋》中，“柔情绰态”、“羌习礼而明诗”[④]的女神宓妃，有可能是生活中“惠而有色”的甄后的艺术再现；在植笔下，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风姿，很可能保留着作者对“姿貌绝伦”的甄后的深刻记忆总之，洛神的形象，很可能是以甄后为模特儿的作者对于人物原型的某种隐情，也可能渗透到作品的形象之中但是宓妃不是甄后，它是甄后和许多似曾相识的美人仪容的综合和升华[⑤] “感甄说”的缺陷之一在于将现实原型与文学形象混为一谈郭沫若对此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这所谓《记》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书，托梦荐枕，献珠报珮云云，确实是怪诞，不近情理，但子建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
不然，何会无中生有地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何以又遭谗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阂晋时代的新人物对于男女关系并不如前代人或后代人所看的那么严重例如丕为太子时，‘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这足见丕、桢都相当浪漫桢的态度在丕倒满不在乎，却恼了做阿翁的操，以桢不敬，几乎处死了他又如再后一辈的阮籍便坦然与嫂话别，醉卧于当炉的美貌邻妇侧而不自嫌那么，子建要思慕甄后，以甄后为他《洛神赋》的模特儿，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⑥]二是植与甄氏的生活道路是相似的植的一生以其父操去世的建安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植深受操的宠爱，“几欲立为太子”[⑦], 但最终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志· 思王植传》），而被善弄权术的丕占了上风后期的植受到兄长丕的迫害，报国无门，迁徙频繁，生计维艰再来看一下甄后的经历，“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⑧]（见《世说新语·惑溺》），后《三国志·书·文昭甄皇后传》记载“黄初元年，帝践祚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郭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而裴松之注又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与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
可以推测，甄后被赐死与郭后有莫大的联系《三国志》卷五有《文德郭皇后传》记载，郭氏很有心计，常常替丕出谋划策，植争立太子的失败也可能与郭后向丕献策有关可见，植与甄氏的命运相似，都是由最初的受宠到后来的失意，他们都是丕即位后的受害者但据此指出“感甄”是《洛神赋》的主旨则是片面的，从创作感兴的角度理解“感甄”应该更为恰当感”有感发之意，它的起点是客观的人或物，在文学创作的起始阶段，主体在对外物的观照中受到触动，然后在物我交融的基础上引发直觉思维，主客体之间相互运动形成审美意象感甄”不同于“记甄”，因而作品不可能是对真实人物与事件的忠实记录，也不是作者为思念甄后所作，如果《感甄赋》确实曾经作为《洛神赋》的最初篇名，那么甄氏作为一个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的人物，极有可能是创作联想的发端，感情的诱因作者在返回封地途中，途经洛水，触景生情，由神话中的宓妃形象怀想到一年前惨死的甄后，相似的命运使作者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心悲愤苦闷，感情难以自持，从而下笔成篇，是合情合理的文学作品的主旨是作者通过文章容表达的思想情感，忽视了文章容，单以作者的生平遭遇、前人所述去臆断得出的结论是缺乏根据的如果以“感甄”为主旨去推测文章的容，那么得到的只会是一篇感物怀人之作。
从全文来看，“感甄”的意味并不鲜明，仅有最初的“感”，也难以成文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作者以“感甄”为契机，结合自己的生平遭遇，通过想象、联想等方式加工成文或许到创作的后期作者已然忘却了最初的诱因，因为贯穿于作品始终的是作者心长期饱受压迫，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的情感，并非“感甄”之义作者虽可能从“感甄”出发，却又不为“感甄”所限，将现实的感概寄寓在人神相恋的故事中，将文章的意蕴引向更远更深的领域因此，“感甄说”仅仅可以作为揭示作品创作动因的一种合理解释，而用以概括全文主旨显然是不恰当的二、辨析“寄心君王说”关于该赋主旨的另一种说法是“寄心君王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何焯、丁晏、朱乾、德舆何焯认为：“《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⑨]（《义门读书记》）丁晏《集铨评》则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余尝叹王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⑩]最为激烈的是德舆的说法：“子建人品甚正，志向甚远……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
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首容色以表其才，次言信修以表其德，继以狐疑为忧，终以结交为愿，岂非诗人托讽之常言哉？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11]清代的朱乾更是在拥护这一说法的同时驳斥了“感甄说” ：“ 然则‘感甄’ 之说有因乎？曰，有之按《志》, 黄初三年立植为鄄城王，所谓‘感甄’者，必鄄城之鄄非甄后之甄也注‘ 《集韵》“甄，音绢，同鄄，卫地今济阴郡鄄城或作甄” 今读甄后《薄生行》，倦倦文帝而非有二心, 子建拟《蒲生行》, 亦款款于君恩而非有邪志然则《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 托为人神永绝之词，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贰之志……”归纳起来，这几种说法的依据有两点：一是原文中的“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二是自序中提到：“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然而，这两项并不能成为“寄心君王“的佐证首先，从全篇来看，文中叙述了洛神与作者相遇的情景赋中的“君王”，是宓妃对“余”的称呼，而“余”即是植自指，在文章的开头，御者也将植称作是“君王”。
植当时的封号是“鄄城王”，宓妃称他作“君王”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