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戏剧艺术的研究——理性喜剧的悲剧底蕴摘 要：作为欧洲贵族时代少数几部喜剧成就最高的经典之一，莫里哀的《伪君子》通过展现达尔杜弗这个邪教士的伪善、瞄准他好色这根软肋、顺着他勾引艾耳密尔这条线索，揭穿了他未能得逞、奸险恶毒的用心以及这种伪善罪恶所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部理性驱逐神权时代的讽刺喜剧，通过笑来打击恶以纠正时弊，透过那些可笑对象的偏执行为与拙劣表现反思自身的劣性与敌人的可怕性；它绝非轻松的幽默与无聊的调侃，更不是拿肉麻当有趣的娱乐至死，而是具有一种“闹后趋静” 、 “乐极生悲”的艺术伦理效果，在理性透视里渗透着悲戚与阴沉，凸现了真理的相对游移，并使这部理性喜剧跨到了悲剧界限的边缘关键词：理性喜剧；讽刺艺术；伪善；贴近民间一个编剧，死无葬身之地，但其作品却是法兰西喜剧院创办三百多年来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一个作家，身后无手稿流传，却仍被称为“法语创作中最全面最完满的诗歌天才” ；一个演员，不肯离开舞台，宁愿放弃法兰西学院“四十名不朽者之一”的荣誉，然而，法兰西学院却为他立碑这些颇有兴味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集编剧、导演、演员、剧团负责人于一身的莫里哀莫里哀崛起在那个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的法国，这多少有些让人不可思议，须知当时法国乃古典主义的天下。
古典主义是适应君主专制需要而产生的文学流派，其突出特点是依附王权、为王权服务，而且把史诗和悲剧作为最高等的体裁；而脱胎于民间祭祀中的狂欢歌舞与滑稽表演的喜剧，在莫里哀成名前的法国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俚俗玩艺儿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艺术氛围中，莫里哀让它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换言之，喜剧在本不利于其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中偏偏获得了审美权力的合法性， “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而完成了它自身的“经典化”过程[1]（P.43） 莫里哀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他是欧洲戏剧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学艺术中反封建、反教会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的喜剧是比巴尔扎克早诞生二百年的“人间喜剧” 在这些剧作中，通过他塑造的 316 个人物，使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形形色色的脸谱莫里哀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束缚他把青年人纯正的爱情与封建顽固势力及金钱至上、自私自利放在对立的地位，同情青年们为爱情自由而进行的勇敢斗争；他把教会、贵族、资产阶级当作讽刺的对象，却把下层人民刻画成富有正义感的、头脑清醒、生气勃勃的人物。
莫里哀独具一格的喜剧艺术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笑声，具有持久的魅力和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其美学价值是无穷而深远的一、批判性的《伪君子》：理性喜剧的讽刺丰碑莫里哀主要生活在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期，那是一个“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时代虽然当时强调国王意志有对抗教权的一定目的，而且也确使长期陷入宗教战乱的法国得到暂时宁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但“一个国王，一个法律，一个信仰” ，致使一切都听命于宫廷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法兰西学院就是着眼于文化和文艺规范而成立的一个官方机构古典主义趣味成为那个时代的文艺时尚，十九世纪的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流派而冠之以“古典主义”的尊称，实际上它当时并无自觉明确的创作纲领或团体因文艺复兴的余波和笛卡尔哲学的影响，那时的作家多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以此为旨衍生出崇尚“自然”和“理性” 、重视规则、运用民族规范语言等创作主张但是，具体到创作实践中则不尽然从舞台演出起家的莫里哀就质疑道：“如果照法则写出来的戏，人不喜欢，而人喜欢的戏不是照法则写出来的，结论必然就是：法则本身很有问题 ”[2](P.92)在莫里哀的诸多作品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大概就是讽刺性的理性喜剧《伪君子》 （又译作《达尔杜弗或者骗子》 、 《答尔丢夫》 ） 。
《伪君子》是莫里哀喜剧中功力最深、影响最大的一部，莫里哀为它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三易其稿；为了争得它的上演权，莫里哀亲自为该戏写了序言，并且三次上书陈情路易十四就此，有人说《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是莫里哀与“太阳王”在艺术与政治的“共谋” ， “像《达尔杜弗》之类干预时事的讽刺力作，则不能完全排除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中某种程度上的‘遵命’ ” [3](P.34)《伪君子》又是莫里哀创作中战斗性最强的一部作品，它通过达尔杜弗的丑陋表演，对邪教士的伪善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部喜剧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原则，它结构严谨，矛盾集中尖锐，层次分明譬如，按照“三整一律” ，剧中地点安排在奥尔贡家就不能改变，而莫里哀能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大密斯藏在套间，奥尔贡躲在桌下，都是对于剧情发展有着关键意义的情节，达尔杜弗的求爱和艾耳密尔的巧计，离开这个室内环境就无法令人相信另外， 《伪君子》的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点墨成金的特点，譬如道丽娜的明晰、朴素、生动，达尔杜弗的矫饰、造作、词藻堆砌等等古典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弊端被后世所批判，比如有人说它脱离历史和现实生活，但莫里哀却是个例外。
正如余秋雨所说:“某一时代的戏剧作品要延续到另一个时代，就必须叩开那个时代千万观众心灵的门扉，被他们的审美心理结构所接纳人们的心理结构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说，广大观众总是有接纳以往时代一切具有真正美学生命的戏剧的可能的 ”[4]（PP.254－260）任何有意义的、优秀的东西都属于任何时代和所有的民族，莫里哀能受到人们一致的评价和尊敬，能给人带来欢乐和启迪，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伪君子》以其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它不仅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欧洲贵族时代喜剧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在欧洲戏剧史上，莫里哀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戏剧家，他把欧洲的喜剧提高到真正近代戏剧的水平；莫里哀的原创性在于从闹剧发展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喜剧，有意表现一些身心残缺的形象，展现了放纵意志的阴暗喜剧，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前进道路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等都是直接效法莫里哀，写出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哥尔多尼为此而被誉为“意大利的莫里哀” ；巴尔扎克的作品与莫里哀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歌德、雨果、果戈理、托尔斯泰、肖伯纳等也都把莫里哀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莫里哀的喜剧之所以能够饮誉全世界，在于他的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却又能超越那个时代，在于其对于人性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物描写的准确把握，并能够符合广大观众的需求。
可以说，莫里哀喜剧的艺术魅力并没有随着法国古典主义的消逝而成为过去，其民主内容和倾向给死气沉沉的古典主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也因为莫里哀在剧作中取笑教士、攻击教会，所以在教会的干涉下他死后的多年里竟无一个合适的葬身之地二、邪教士的伪善：好色的软肋与未能得逞的奸险莫里哀时代，法国天主教会日渐失去其统治地位，但教会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设立了一个叫“圣体会”的反动机构，利用宗教进行复位活动，并肆无忌惮地迫害和镇压异教徒、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他们渗入民间，特别是渗入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家庭，扩大影响和势力范围莫里哀创作的《伪君子》矛头直指这个宗教狂者和邪教士的组织，对当时的反动宗教势力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沉重打击；中心人物达尔杜弗的形象集中体现了当时法国社会中宗教卫士虚假、伪善的恶习，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 “达尔杜弗”也由此成为法语中“伪君子”的代名词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布鲁姆认为：“莫里哀的作品中有一种有趣的辩证法，它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做法，即通过使性格疏异于他人而丰富这个形象 ”[5]（P.121） 《伪君子》中的一号角色达尔杜弗本是一个由外省流落到巴黎的没落贵族，穷得一文不名却伪装成最虔诚静修的苦修士，骗取了奥尔贡的信任，被奥尔贡当作良心导师和精神上的圣徒请进了家门。
其实，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心，没有一点虔诚信士的样子，他自己说的两句话恰如其分地暴露了他的本性：“私下里犯罪不叫犯罪，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叫坏事 ”我们再看看奥尔贡眼里的“大圣徒”对其教导的效果， “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也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有动于中了 ”——这简直就是泛滥于 20世纪末期的“邪教”的十七世纪翻版，盲目偏信使奥尔贡不仅变得不辨真伪、专横执拗，而且变得不近人情、丧失起码的生活常识和自然人伦达尔杜弗口头上宣扬苦行主义，实际上却贪恋人世的各种享受和乐趣他好吃贪睡，表面上像苦行的修士一样备着鬃毛紧身和抽身的皮鞭，但是一餐就能吃掉两只鹌鹑加半只羊腿，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哪像一个“把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的禁欲主义者？达尔杜弗对财富更加贪婪他落魄巴黎时，奥尔贡见他可怜，给他一点钱，他总说太多，并当着奥尔贡的面把钱分给其他穷人；后来他却打着上帝的名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奥尔贡赠送的财产契约，并在伪善败露后驱赶奥尔贡一家、图谋其家产剧中人物克莱昂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利欲熏心的人们，把侍奉上帝当作了一种职业、一种货物，想用骗人的眼风、矫作的热诚当作资本去购买别人的信任，去购买爵位。
”达尔杜弗矫揉造作、伪装慈善，捏死一只跳蚤也认为罪孽深重、后悔不已，然而就是他几乎逼得奥尔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达尔杜弗还是一个灵魂丑陋的淫棍，但总是以“圣徒”的面目出现直到第三幕第二场才第一次登台亮相的达尔杜弗一看见女仆道丽娜穿着低胸的衣服，马上掏出手绢要她把胸部遮上，说是“看了灵魂会受伤” 实际上，达尔杜弗极其好色，本来他已经诱使奥尔贡把女儿嫁给他，却还要勾引奥尔贡年轻貌美的续弦艾耳密尔在《伪君子》中，莫里哀为达尔杜弗选择的中心动作就是对美色的追求；莫里哀瞄准他好色这根软肋、顺着他勾引艾耳密尔这条线索，设计展开了“大密斯揭发”和“桌下藏人”两次跌宕在第一次跌宕里，达尔杜弗向艾耳密尔求欢时还处处标榜上帝，说什么“我一看见您这绝色美人，就禁不住赞美手创天地的万物之主，并且面对着一幅上帝拿自己做蓝本画出来的最美的像，我的心不觉就发生了一种炽热的情爱” ，把自己打扮的超凡脱俗；可到了后来的第二次跌宕，他为了把美色的“实惠”迅速弄到手，干脆就把他此前虔奉的上帝一脚踢开， “如果您只有上天和我的爱情作对，去掉这一障碍，在我并不费事 ”——就是这样，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的原形被暴露无遗了 作为一个伪善的邪教士，达尔杜弗运用的是“貌似虔诚”的法宝：他伏地祈祷，施舍刚刚乞讨到的钱财，装模作样地忏悔自己不小心弄死了一只跳蚤……作为一个贪食贪睡者，他“心安理得”地大肆享用美味佳肴，明目张胆地吃吃睡睡，全然不把所谓苦行修炼当回事；作为一个好色者，他有色心也有色胆，一方面要奥尔贡小心看管娇妻，别让人家向她抛媚眼，另一方面自己却急煎煎地向她示爱。
事情败露后，不仅不慌乱，反而以退为进，高高在上地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接收厄运考验的“圣徒” 、被别人陷害而不图报复的正人君子，直骗得奥尔贡对他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变本加厉地对待家人正是由于达尔杜弗无耻和露骨的好色弱点，才被艾耳密尔等人以“桌下藏人”计逮个正着，并使奥尔贡等人最终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莫里哀在撕破达尔杜弗伪善画皮的时候，着重暴露他的恶棍本相，揭露他未能得逞的、奸险恶毒的用心以及这种伪善罪恶所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达尔杜弗在伪善骗不了人的时候，干脆撕破脸皮，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利用法律、串通法院，还进宫告发，亲自带领侍卫官来拘人在剧中，莫里哀不惜违背古典主义的戏剧戒律，在喜剧中加入悲剧因素，显示奥尔贡一家几乎落到家败人亡的结果，把邪教士伪善的严重后果写的触目惊心，以激起人们对宗教伪善的痛恨和警觉剧本的结尾出人意外，由于国王的英明决断，一场灾难顿时烟消云散结局完满固然是古典主义喜剧的要求，但是这样收场太突然，并不是剧情发展的自然结果，前四幕戏剧冲突的发展也没有为这样的结局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处理当然反映了莫里哀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和拥护王权的政治态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