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医学经卷中毒性本草研究 赵剑波 李应存 杨晓轶 张洲 任香霖 郑燕【摘 要】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之一本草内容在敦煌医学中涉及广泛并被大量临床运用通过整理的敦煌医学中毒性本草内容，了解汉末至五代时期中医对毒性本草记载特征，分析敦煌医学中毒性本草的运用特点敦煌医学卷子中体现出了该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运用采取积极的态度，用毒、防毒、减毒、解毒思想已经出现并逐渐完善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敦煌医学毒性本草文献进行总结和归纳，为现代中医在临床上运用毒性本草提供有价值的参考Key】 敦煌医学；毒性本草；本草古籍R281.6 【文献标志码】 A 1007-8517（2023）15-0008-04DOI：10.3969/j.issn.1007-8517.2023.13.zgmzmjyyzz202315003Abstract：Dunhuang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ateria Medica is widely involved in Dunhuang medicine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Through the contents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Dunhuang medicine， we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in Dunhuang medicine.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unhuang medical volume reflects that the doctors in that period adopt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use of toxic Materia Medica， and the idea of using poison to prevent poison and reduce poison and detoxification has appeared and gradually improved.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of toxic herbal medicine in Dunhuang from three aspects，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oxic herb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ese Medicine.Keywords：Dunhuang Medicine；Toxic Materia Medica；Ancient Materia Medica敦煌医学卷子的发掘以及敦煌医学的研究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汉唐时期的医学内容。
本草类卷子是敦煌医学卷子中的重要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敦煌医学本草卷子的研究逐渐进入高峰毒性本草在中医药古籍中记载甚多，同时在临床当中运用也广泛近年来中医药学界内外对于中药的毒性也相当重视，并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甚至有激烈的争论，成为当今中医药发展中的一大焦点［1］1 毒性本草的基本内涵1.1 毒性的概念 中医与中药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在中医药发展史上，这两个概念时而相衍，时而相合，时而相背，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2］毒性的概念在我国历史中十分悠久，可追溯到上古时期《淮南子》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3］在古代，对于毒的认知是让人感到苦恶的物品，对人体有害，甚至可以危及生命在清代陈昌治刻本的《说文解字》中毒的概念为“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4］意为味道厚重，常常存在于害人的植物当中《现代汉语词典》中将毒物解释为“进入机体后能起化学变化，破坏体内组织和生理机能的物质”，将中毒定义为“毒物进入体内，发生毒性作用，使组织细胞破坏、生理机能障碍、甚至引起死亡等现象［5］由此可见现代人对毒性的概念已经完全定义为可以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的物质。
1.2 毒性本草的历史源流 毒性本草的诞生应与中药的诞生时间相近，都是在远古时期祖先们通过对自然界植物动物矿物等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其存在毒药一词源于《周礼》，《周礼·天官冢宰》中载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6］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诞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其中“毒”“毒药”“有毒”这样的字眼就已经被广泛提及《素问·异法方宜论》言：“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7］《神农本草经》中将药物按照其特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其序录中写：“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8］在这里，当时医家对药物的认识便形成了广义的毒药概念，即毒药是具有疗病攻邪作用的药物，不包括食物和补益药物，这一概念被后世部分本草著作沿袭［9］东汉以后，临床毒理学开始得到发展［10］《伤寒杂病论》在用方治疗疾病过程中对有毒药物的使用提出了炮制手段、减毒方法等，如“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吴茱萸一升（洗）”［11］，此类记载甚多，表明汉末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使用已经十分慎重，去性取用、炮制减毒等理论与方法已经完全在用药当中得到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吴普本草》《名医别录》后具体药物条目下出现了有毒无毒的描述，此处的毒性专指该藥物会造成一定的损害，与现代对毒性的定义十分相近《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药物炮制专著［12］表现了该时期医家对毒性本草的炮制十分重视，针对毒性本草的一套采摘、剂量、配伍、炮制、解毒等的方案初步形成隋唐时期对毒性药物的记载渐为丰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写道：“凡药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但毒有大小，自可随所犯而救解之［13］此处“毒”的含义明确为药物中含有可以造成损害的物质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发展的又一大高峰宋代《开宝重订本草》中载：“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14］这段文字表明，毒性已经是药性的一种，且与良性相对应，并非是作为药性的代替说法，与现代药理学中的毒性相近李东垣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明确载有“十九畏”歌诀表明毒性理论研究到达新的高度明清时期，中医本草学研究达到高峰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了中医药科学巨著《本草纲目》，其对本草描述十分详尽，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内容，总结了明以前对毒性本草的各类记载清代本草著作《本草害利》则专门论述了药物损害的内容。
随着朝代的变迁，对中药“毒”的认识也一步步加深［15］毒性本草随着中医药的发展，从本草辨识到临床应用，在本草古籍中记载不断完善，同时也给现代学者留下了很大的挖掘空间2 敦煌医学卷子中毒性本草文献内容在敦煌医学卷子当中，并未有单独记载毒性本草的文献卷子毒性本草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本草类卷子中，其中包括有在卷子中明确记载有毒的27味中药，还有未记载有毒，但是符合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标明有毒的22味中药在这其中，《新修本草》卷子所载最多，最为详细《本草经集注》卷子次之部分药味散在于其他卷子当中2.1 《新修本草》卷子 唐显庆四年，经唐朝政府批准组织编写了《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现存四种敦煌残卷古抄本提供了《新修本草》编例的原始模型，保存了与《证类本草》本不同的《新修本草》原序［16］其分别为 《新修本草·序例》、 《新修本草·草部·卷十》 （P·3714）、《新修本草》 （P·3822）、《新修本草》（S·4534）在这其中P·3714卷子所含毒性本草最多，为25味，分别为甘遂、芫花、大戟、荛花、旋覆花、钩吻、藜芦、赭魁、及己、乌头、射罔、天雄、附子、侧子、羊踯躅、茵芋、射干、鸢尾、贯众、半夏、虎掌、莨菪子、蜀柒、恒山、牙子。
据现有考证，其原卷应为唐代抄本，且抄写年代当在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17］该卷子对毒性本草记载最为详细，大多数药物都记载了性味、功用、主治、别名、产地、采集和炮制文中还可见甘遂、芫花、大戟反甘草，藜芦反细辛、芍药、五参，乌头反半夏、瓜蒌、贝母、白芨、白蔹，即十八反药的记载［18］这是比较早期的对于十八反内容的记载其余卷子对毒性本草记载较少，只有P·3822卷子载有苦瓜有毒，S·4534卷子载有葫有毒更为宝贵的是敦煌医学卷子版本的《新修本草》与其他版本还有着一些差异性内容，如大戟在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新修本草》（辑复本）及《证类本草》（点校本）中，采收时间方面的记载均原出《名医别录》，但三者内容却存在差异［19］敦煌本《新修本草》中写大戟采收时间为二月，而其他版本所写为十二月可见敦煌医学卷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2.2 《本草经集注》卷子 南朝梁代陶弘景写有《本草经集注》，是唐代以前的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敦煌《本草经集注》抄卷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编号0530），内容共有721行文字，卷末题有“《本草经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系原作七卷之第一卷［20］该卷子所属年代，不同学者考证结果不一，罗振玉认为该卷写于开元六年（718）；日本小川琢治据原卷实物考证，认为当为六朝写本；马继兴又据卷中不避北齐废帝高殷、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及唐高宗李治诸人字讳等，也认为出自南北朝时期［21］。
卷子当中记载有关毒性本草的内容甚多，且与《新修本草》卷子记载内容体例不同，不再是只记述某一味有毒中药的性味功效等，而是提到了众多对有毒中药运用的理论以及有毒中药的采收、制毒、剂量及对中药中毒后的解毒方法的记载如“而毒中又有轻重，如狼毒、钩吻，岂同附子、芫花辈耶？凡此之类，皆须量宜”［22］表现了陶氏对毒药用量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该书中载有很多解毒内容：解虫毒5条，解病邪毒3条，解药毒25条，解食物毒7条，解服药过剂闷乱1条［23］该文献记载十分宝贵，不仅表明了当时对有毒中药运用的重视，也表现了唐以前医家已经具备了防毒、解毒思想该卷子对于唐以前毒性本草的量-效关系以及运用安全观、药物警戒思想等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2.3 《食疗本草》卷子 唐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是敦煌医药文献中的重要篇章［24］敦煌本前残后缺，王国维、唐兰等据《证类本草》校考为《食疗本草》残卷，存137行，计药26种，其所载药物“皆具治病之效”［25］所载药味虽然不多，但该卷子却是现已发现的最早抄录本，因而其文献学术价值甚是宝贵的，尤其是对散失古医籍的辑校显得尤为重要［26］在该卷子当中，明确在敦煌医学卷子中表明有毒的中药有吴茱萸和苦瓜。
吴茱萸附方六首，苦瓜附方两首其余还有甜瓜、胡瓜，在其它本草书籍中记载其有毒，但在敦煌医学卷子当中并未有记载卷子中还提到“鬼毒恶疰”（S·76），现代学者刘利娜［27］对其含义进行了考释《食疗本草》卷子的发现，表明了隋唐时期医家对食疗的运用十分重视同时毒性本草在食疗著作中出现，也说明了毒性本草运用广泛2.4 其他医学卷子在其他敦煌医学卷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