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与方法论转换 王雨辰摘要：秉承何种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理论性质从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角度看，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次经历了“教科书研究范式”“问题式研究范式”“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但要真正推进和深化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必须进一步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转化，从历史维度、文化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立足于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历史，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实现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评介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研究的转换，并把强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看作是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和根本途径在此基础上，以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价值立场代替以单纯引进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价值立场，科学地揭示支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厘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才能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目的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与转换;研究范式;理论问题研究：B17：A：1000-5099（2021）01-0001-09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早开始于学术界在1982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其标志就是徐崇温先生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2005年伴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二级学科的设立，而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
应该说，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思潮、新人物思想的评价，在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的培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和方法论的转换，一方面使得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看似热闹，但依然缺乏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把握，从整体上看显得较为凌乱;另一方面尽管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研究范围和研究视野拓展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和新流派，但是由于研究方法论的制约，使得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停留在平面化地引进、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新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水平上，不仅难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问题、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而且也难以把握支配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理念变化的内在逻辑，无法真正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通过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和实现研究方法论的转换，进而实现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价转换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是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的必由之路一、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转换是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实现方法论的自觉和转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方法论既决定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又决定了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的性质。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把理论家秉承何种方法论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认为理论家秉承何种方法论决定了其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卢卡奇（Gyrgy Luk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正统与实质，并不在于其具体结论，而在于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归结为“总体性的辩证法”在他看来，“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7-48卢卡奇强调“总体性辩证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核心，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批判本性因为“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辩证法，又是历史辩证法，这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只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总体性辩证法”与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区别。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把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直接移植到哲学中，其特点是把它所研究的对象放到不受外界影响的理想环境中，并用纯粹的数量关系表现对象的规律这一研究方法虽然能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这一方法所具有的孤立和非历史的特点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既不能真正把握社会总体，而且必然非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而“总体性辩证法”则强调只有将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置于社会发展的环节和总体中予以研究，才能把握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因此，卢卡奇一方面肯定方法论的性质决定了理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批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然科学实证论的解释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价值功能，无法有效地使西方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无法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则把方法论归结为“理论总问题”，他所谓的“理论总问题”实际上就是理论家的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生产方式在他看来，理论家如何思考、回答和提出理论问题是由存在于其思想深处的“理论总问题”所支配和决定的理论总问题”的特点主要在于：决定理论文本价值和意义的是“理论总问题”，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理论家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意识形态环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关系，这就意味着推动“理论总问题”发展的动力在于理论文本所处的外部条件，理论的变革体现为“理论总问题”的变革。
他由此运用他所提出的“理论总问题”的研究方法，探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和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哲学革命的阿尔都塞把“科学”看作是提供科学认识的“理论总问题”，而“意识形态”则是与科学认识无关，只代表一定阶级的愿望和利益的“理论总问题”，二者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他由此断定马克思正是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理论总问题的“认识论断裂”以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基于以上认识，阿尔都塞首先批评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关于“青年马克思问题”中拘泥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体系与内容的争论，而脱离“理论总问题”方法论，秉承的是一种青年马克思注定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非科学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方法论，既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性质，更无法说明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以及怎樣成为“成年马克思”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阿尔都塞立足于“理论总问题”的研究方法，强调近代哲学秉承的是非科学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而马克思则是在与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决裂后，建立以生产方式“理论总问题”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自觉和对方法论的探讨同样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
对此，张一兵先生在《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一书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指出：“方法论的自觉”是他受他的老师孙伯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在2004—2005年间组织写作《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一书中提出的，并在2005年《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的一组关于马克思思想史方法论的笔谈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需要内省的问题是方法论自觉[2]2他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理论家所实现的方法论的创新对他们实现思想创造的推动作用，在反思和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境论”的方法论，其实质是强调在回到理论家理论创造的语境中去理解和把握理论家的理论本身的基础上，进而实现“解构”和“建构”的辩证统一可以看出，秉承何种研究方法论，不仅决定了我们能否正确地把握理论研究对象的本质，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张一兵先生对此指出：“一个真正好的哲学家，以他人的名义言说是可耻的……真正的思想家只是述评别人，只去讲别人讲的东西，以他人的名义说话，但非常遗憾，我国国内学术界的很多领域里面，一部分学者都是以他人的名义说话，不管是典籍文化、西方文化或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言说。
……在我们这一辈的学者里，有些人不太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我自己的思想是什么？这个思想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孔子的也不是海德格尔的[2]23张一兵先生的话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评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仅仅定位于停留在评介其具体理论观点上，还应当进一步探寻他们为什么这样言说，揭示他们在言说的过程中提出了什么理论问题，以及这些理论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效应，如何在把握他们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要求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具备方法论自觉和实现方法论的转换，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介转换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与理论逻辑的把握，真正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演变与研究方法论的重建事实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对研究方法论做过长时间的探寻，这主要体现为对研究范式的反思从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范式的演变看，主要经历了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和理论语境，从以教科书体系为标准的中、西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观点的抽象比较研究的“教科书研究范式”;以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问题为目的的“问题式研究范式”;以强调立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入手研究其理论创造和理论得失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以及强调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思想资源，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
上述研究范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演变，而且也反映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化的发展历程但也应该看到，上述研究范式的演变主要还是服务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评介这一主题和理论目的的基础上，既无法真正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问题、理论贡献和当代效应，也无法满足使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资源这一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进一步实现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和转换，通过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停留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介进一步推进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上，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而实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如果我们认同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于实现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介进一步推进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的话，我们就应当在总结原有的研究范式的得失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创新具体来说：“教科书研究范式”的特点是虽然能够清楚区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观点的差异和不同，但是由于这一研究范式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是革命导师、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思想发展史，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特点所决定的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多流派、多形态的“一源多流”的发展史，并且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法真正同情地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因此，它無法真正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言说的深层原因，更无法把握其理论问题、理论和实践效应。
这不仅使研究只能停留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的引进和评价，而且其评价标准是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其结局必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但是最终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主观批判多于客观研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