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从女学到女界：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发展脉络汇编 [摘 要]女学的建立和女学事业圈的形成，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新女性群体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产生有着具体***动因和发展脉络，女性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体现了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变革图存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等因素都影响了由女学到女界的进程 [关键词]晚清；广州；女学；女界 一、女学的建立 中国新式女学的创办，发轫于教会女学西方教会很早就进人广州，并建立女学，以致“各省女学堂未兴，惟上海、广东有之”[1]清末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女学主要有：“其省会城西一隅，则有公益女师（1）、道根女师、国维女师、协和女师及路得学校、夏葛医学等校，其他如复礼女师、曹范女师、培道女中、真光女中等布于省城区域内……其于城郊外者，尚有东山培贤女校，南关增沙之淑正女校，东较场之圣西里达女校，白米巷之圣神女校等，皆为当时广州女校概况[2] 在教会女学的刺激和示范下，广州民间自办女学也逐步兴起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第一次用学制的形式肯定了女学的合法地位同年，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成立。
20世纪初，广州女学形成了由教会、官府和民间不同办学主体举办的格局，在办学层次提高，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高等学校以及专科学校如医科学校、师范学校、工艺学校、纯神学教育等的完整教育体系女学的制度化和体系化为新式女性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一）女性办女学 广州民间自办女学最初是由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女性推动的这些女学先驱大都出身于士绅官宦之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得风气之先，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式女性创办育贤女学的张竹君就是教会学校培养的高材生，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夏葛医学堂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倡导新学，提倡女权，成为广州新女性的代表 另一些女学先驱则为闺秀名媛，因家庭开明，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女性刘佩箴、杜清持等人，“刘为宦家女，余有汪孝廉千仞之室杜亦世家女，余有曹履冰之室也[3]汪千仞为刘佩箴之夫，时任南洋视学专员，刘佩箴曾随其夫前往南洋刘佩箴颇具新思想，她与杜清持公开宣扬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先后参与创办公益女学和坤维女学杜清持幼年“读书粤西，比长喜阅日报及新译西书，得以稍解时事，哀神州之陆沈，慨女流之禁锢，热血所发，间见诗词。
因思开智必先阅报，阅报必先兴学，而尤必先兴蒙学她认为只有兴女学，才能树女子自立之精神，“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4] 马励芸出生世家，名儒马朴卿孙女，其夫是华侨巨商黄景棠受祖父熏陶，精通书史，长于诗文又因久居南洋，亦富新知，颇受康梁影响马励芸经常与男子公开交往，在其荔湾所居“小画舫斋”，常与诗人、名流聚集酬唱而其夫黄景棠是晚清从南洋归国的开明绅商，粤商自治会的领袖，广州时敏和述善学堂的创办者马励芸、刘佩箴以当时社会重男轻女，感慨女子与男子不平等，决定创办女学 （二）女学的支持力量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和**派是女学的积极支持者黄景棠和汪千仞都是具有新思想的士绅黄景棠，字诏平，从南洋回广州后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述善学堂，捐资支持妻子创办女学汪千仞，名凤翔，桂林人，康有为弟子1897年，康有为赴桂讲学，组建维新组织圣学会汪凤翔为该会成员，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5]1906年，汪凤翔视学南洋，得黄景棠陪同巡视各埠，鼓励侨民集资兴学黄、汪系同年中式的举人，交谊甚密马励芸、刘佩箴倡办女学，得到了黄、汪支持汪千仞回广州后，办妥坤维女学各项章则，呈请立案，获学务公所批准备案。
黄景棠也大力支持其他女学发展，杜清持创办女学初期，“社会间乃频散蜚语诋毁之，直至呈报学务处，亦不奉批准，且直斥杜氏无教员之资格述善学堂校长黄景棠从该校抽调教员义务教授，才得以延续[6] **派是女学的积极实践者和赞助者南武学堂、洁芳女学、壶德女学等都是**党人所创办党人也对女学先驱大加赞扬，胡汉民在《岭海报》上撰文大力赞扬张竹君，另一同盟会领导人马君武也对张竹君“举扬备至”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发表《驳女权论》，胡汉民和亦拥护女权的谢英伯起来反驳潘达微是女学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联合同志创办南武学堂、洁芳女学，而且于1908年创办缤华女子习艺院，“专攻刺绣、手织、图画”，教授“图画与词章”，力求“博综古今，并包中外，”[7]成绩甚大民初潘达微与陈景华创办女子教养院，收容婢妾、雏妓、幼尼等下层弱势女子，分班受教习艺 二、女学事业圈的构成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延伸，形成了一体化的女学事业圈，主要包括女学教育圈、女医事业圈两大系统，辐射到慈善界、基督教教友界都形成了聚合中心这些女性也涉足更多领域，衍生出教师、校长、学生、医生、院长、基督徒、慈善人士等众多社会身份，在此过程中，女性群体也建构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一）女学教育圈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逐步体系化，使女学具有了一种自我发展的趋向和能力女学在内部及外部都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创办者、教师、学生之间都建立了联系很多女学有多名创办者，或是一人参与创办多所女学1902年，张竹君创办了被誉为“全粤女学之先声”的育贤女学，又与刘佩箴、马励芸、杜清持等人创办了公益女学，1904年创立了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广州女子工艺学校，聘请专业人士给学生传授纺织、刺绣等技艺1905年，曾创办公益女学的马励芸出资在西关创办坤维女学，自任校长，聘杜清持为监学杜清持也是开办女学的先锋，先后参与创办了移风、公益和坤维三所女学 资金、师资、求学等现实需求使学校间的联系交流具有切实基础，女学日益融入学务系统，成为学务系统不可否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女学是广州最早设立的女学之一，后因经费支绌，接受基督教会的补助，1902年改名为路德小学堂民初摆脱教会影响，改为公益女子师范学校杨穉琴创办的尚德女学，因“军队驻集，图书校具，析为燃料，荡然无存学生离散，校员无法维持，物力潜销，元气剥丧”，[8]女学合法化后，广州知府崔炳炎在原尚德女学的基础上，成立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其妻程瑶华任监督，杨穉琴为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