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从木与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 Reference：位于重庆市上清寺的美专校街得名于由重庆著名美术家、教育家万从木先生创办的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万从木从早年求学到创立学校再到艰难办学、投身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他奋斗的一生是一代美术教育人砥砺奉献的缩影，而他创办的私立西南美术专门学校，填补了近代重庆美术教育的空白，为现代重庆艺术教育发展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其成就值得被世人铭记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附近有一条街道，名为“美专校街”，然而现在这里并没有“美专校”这样一所学校的存在，就算是生活在渝中区的本地人对这条街道为什么叫“美专校街”也知之甚少但曾经在这里的确存在过一所学校，它的全名是“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现在的“美专校街”正是因为修建于这所学校之中而得名而更不为人所知的是，这所已经消失的“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承载与参与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新中国建立之间的重庆本土美术教育的开启与发展，在长达近小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因新艺术运动而生又经历了抗战被迫多次迁徙的波折作为重庆第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它既是重庆现代美术教育的开端，又与当时全国所有的公立、私立学校一同勾勒了那一代中国教育界人士许下的“教育救国”的宏愿与为之付出努力的图景，尽管因为时代原因，这所学校未能得以留存，但它的历史使命与成绩不应该被今人所忘却。
同样不应该被遗忘的，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重庆本土著名的画家、教育家万从木先生万从木，别署竹山山人、停云阁主，永川大安场人，因擅画松树，人们又称他“万松木”，他年少在上海、日本求学到开办学校的经历，是从新艺术运动以来，一代中国美术教育家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缩影在2011年1月24日播出的一期《寻宝》节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先生曾这样评价万从木：“万从木最大的功绩是，1925年跟别人合作开办了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他的画笔墨豪放、老辣，跟当时那些大师们相比呢，也毫不逊色万从木的画画得挺好，只是被他办艺术教育的名给埋没了从金运昌先生的评价不难看出万从木对其美术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奉献，这种挚诚的专注与执着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对万从木与其创办的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进行研究与梳理，是对整个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重庆乃至全国的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补充然而，无论是民国美术史研究还是抗战大后方时期的美术史研究，对他与西南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资料都非常稀缺，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艺术教育发展史为背景框架，以万从木的女儿万芬志女士的口述历史为脉络，及通过对现存的文献材料与图片材料进行整理，较为系统的还原与展现万从木从早年求学到创办与经营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直至新中国建立、学校关闭之后他的个人经历与办校经过。
一、早年求学，中西绘画技艺的交融20世纪初的中国正经历着激烈地社会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政权清政府，从而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西方列强的侵略让落后的中国见识到了科学与技术的力量，也让古老的传统文明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百年以来思想文化领域保守陈旧的气氛急待被锐意创新的有识之士去打破，艺术领域亦是如此正如薄松年教授所提到的，从1894年甲午战败到1919年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伴随西方文化的涌入，以写实主义绘画为代表的西洋画逐渐被中国社会接纳并流行，油画、水彩、素描等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对传统的中式绘画造成巨大的冲击与影响，这让勇于探索中国艺术的发展之路、有志于开辟全新艺术气象的青年们走出国门，去往日本与欧洲学习西画，他们中的大多数归国后都投身艺术教育，成为推动中国绘画艺术发展与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万从木也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一员1899年，万从木出生于重庆永川大安场，其父万德轩系前清举人，但在万从木一岁时便因病离世，其母在他十一岁时也病逝了，万从木的幼年可谓孤苦伶仃，全赖万父万母生前为人亲和，万家在大安场也算大户，虽然家道中落，也多有亲戚接济，总算将其拉扯长大。
从小经历坎坷的万从木聪明懂事且勤奋好学，特别喜爱画画，自幼便表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在亲友中对万从木帮助最大的表姐夫王作祥先生，当时是重庆往返上海的河运轮船公司的买办，家境富裕，对万从木的绘画才华也十分欣赏，决心培养他，便出资送小学毕业的万从木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接受系统的绘画训练1919年，万从木在王作祥及其他亲友的资助下，获得了去日本西京（京都）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的机会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艺术领域亦不例外，从工部省所属的美术学校最早引进意大利画家丰塔内西（AntonioFontanesi，1818-1882）任教到明治五年颁布普通教育里安排图画和手工教育的教学制度改革，日本已完全引入西方美术教育体系，而日本艺术界在山本鼎主张的自由画运动之后，西方式的近代美术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成为希望学习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学子最近能到达的阵地20世纪初到40年代，一批批前往日本留学习画的学子在之后成为了知名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其中包括陈师曾、何香凝、李叔同、高剑父、高奇峰等等，而在日本两年多的习画经历也对万从木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万芬志在谈到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是这样描述的：上海美专、尤其是在日本西京美专读书这段历史，对我父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为他日后能够成为一个美术家、教育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教育救国，创办私立西南美专1921年，学成回国的万从木首先来到了江西景德镇画瓷画民国初期，由于清政府的垮台，景德镇失去了皇家官窑的地位，而在日用瓷方面，市场备受西方涌入的洋瓷挤压，但汇聚在景德镇的一帮陶瓷与瓷画艺术家们结合中西绘画与上色技艺，创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瓷，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艺术家们，将模拟水彩、油画效果的新粉彩、新彩技术不断发展完善，与传统山水、人物、花鸟相结合，创作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精品万从木在景德镇画瓷画的那段时期，是他将中西画技艺融会贯通的探索阶段，受到“珠山八友”与新彩瓷板画创作的影响，其保留下来的作品多以山水、花卉、动物为主题，颜色明快鲜艳、形象灵动活泼万芬志这样描述父亲在景德镇时期的创作：父亲在景德镇画瓷画的时候，把所学的国画与西画融入瓷画之中，这在当时也算极大的创新，在那儿画了不少作品，且很受欢迎现在的永川名人堂，还保留着他当时画的“春”、“夏”、“秋”“冬”四幅瓷板画2在景德镇创作一段时间后，出于对事业与家庭的考虑，万从木回到了家乡重庆，先后在中法大学、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陶冶专科学校等十余所学校任教，课余之时，在坚持绘画创作的同时，还创办了《世界美术画报》杂志，向尚且闭塞的的内地介绍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及其作品。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以西学为主的新型现代学校及其教育机制逐渐建立，公立学校已无法满足社会对于教育发展的需求，在美术领域，私立美术学校3亦随之出现，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留学欧洲、日本的学子相继回国，在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倡导的“教育救国”的口号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投身教育，有的在已有的知名高校任教，有的则兴办私立学校传道授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万从木产生了开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想法，促使他实现这一想法的因素主要有二：第一，在中法大学等校任教时，与吴玉章4、萧楚女5等革命进步人士有所接触，受到“发展教育，改变落后面貌”等先进思想的感染；其二，当时的重庆没有一所专门教授美术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学校，创办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可以弥补这一教育空白在与留学归国的同学反复讨论、反复斟酌之后，万从木决心创办学校1925年，万从木与早年同赴上海求学的何聘九、黄伯廉、杨公庹等人合作创办了重庆第一所以传授新美术为办学宗旨的美术学校——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建址于重庆铁板街（今重庆市渝中区铁板巷），杨公庹任校长三． 六次搬迁，抗战中的艰难前行对于万从木与合办者们来说，仅有一腔热血是无法建校办学的，从一开始，学校就面临重重困难。
建校不久，首任校长杨公庹便因病去世，何聘九也离开学校出任公职，年仅26岁的万从木接任校长，黄伯廉任训育主任兼英语老师据万芬志女士回忆，建校初期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经费，私立学校没有政府补贴，全部经费都需要自筹，而艺术类院校对学校的设施要求更多，除普通校舍教室外，还需要画室、琴房、练舞房等设施；在教具上，需要专业书籍、画具、石膏像、乐器等等；人力开资上，除聘请老师、校工外，还需外聘写生模特等，这一应开销，都成为学校创办之初不小的负担学校刚刚创立，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加之积贫积弱的中国内陆能负担儿女学习艺术的家庭并不多，招生十分困难，学费收入微乎其微，而筹款的方式，主要来自开办画展卖画募资与社会捐赠，加之一部分借贷，这也成为了学校之后经营的主要收入来源在铁板街运营一段时间后，学校有了一些知名度，万从木与校方其他合办人决定扩大学校规模、升级软硬设施在万从木等人的积极奔走下，时任四川省府委员兼财政、民政厅长的甘典夔6将自己位于上清寺的20亩私产捐出作为学校用地1933年，在多方努力筹措下，私立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完成第一次搬迁，在上清寺建起了教学大楼、宿舍与食堂，购置了教具，招聘了老师，开设绘画、音乐、戏剧、陶瓷等专业，随着学生不断增多（在校学生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学校终于走上正轨。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上海沦陷，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迁往陪都重庆，位于上清寺的校舍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学校被迫进行第二次搬迁，迁往巴南区鱼洞然而，自1938年2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武汉失守后，日军在1939年5月更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将重庆主城夷为一片废墟鱼洞虽在市郊，但仍然在轰炸范围之内，师生早、晚都要躲避空袭，根本无法正常上课，学生大量流失另一个招生困难的原因是，随着战事扩大，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量学校，当然包括艺术类院校内迁大后方，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艺术中心7，各个国立、私立名校的入驻，进一步挤压了建校短、底子薄、师资弱、影响小的私立西南美专的生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万从木与留校的几位老师、校工商议之后决定第三次搬迁，将学校迁往四川省首府成都初到成都，经费短缺又加之人地生疏，学校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校舍，于是便在城南郊区的中兴场（今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找了一间庙把大家安置下来，组织师生继续上课在坚持一段时间后，学校终于在华西后坝的磨子桥找到一所房舍，于是学校第四次搬迁，之后开始恢复招生，在成都继续办学。
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万从木的私立西南美专却在成都举步维艰，为了能继续办学，他决定将学校迁回重庆而这第五次搬迁，在万芬志女士的记忆中是最为艰难甚至绝望的一次，搬迁时学校租了一艘船运送所有教材教具，船行至岷江中下游的犍为（今乐山市犍为县）时就触礁沉没了，这时的万从木面临的是一无所有的境地，但他却并没有放弃回到重庆，万从木通过朋友与熟人的帮忙，在南岸区找到几间房屋，把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师与学生安置下来，继续上课那时经费十分困难，为了节流，万从木除了邀请以前的同学来义务上课，自己尽量也多讲课；为了开源，他在课余时间就大量作画出售，晚上常常熬夜工作，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而导致过短暂失明就这样，万从木几乎用一己之力将学校撑了下来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年末迁回南京，于是把战时占用的上清寺私立西南美专原用地归还给了学校，历经第六次搬迁，也是最后一次搬迁，美专校终于回到了上清寺原址然而，之前修建的校舍早已在大轰炸中夷为平地，国民党宣传部修建的一些战时简易平房虽勉强可以使用，但基础设施与教材教具的匮乏却成为了重新招生办学的难题刚刚抗战结束的重庆，社会名流仍还云集于此，文化氛围也十分浓厚，此时就有人慕名到万从木家里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