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现代中国史学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
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典型的表述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
因此，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
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
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别出现于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莫能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一九五八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
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
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也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也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或雇佣劳动、或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是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
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又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都向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低劣（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作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是有问题的。
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